苏小草：近现代西方哲学二元论的源流及其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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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小草：近现代西方哲学二元论的源流及其成因


伊曼努尔.康德（1724-1804年）是欧洲古典主义著名哲学家之一，出生于东普鲁士哥尼斯堡（加里宁格勒），1740年，就读于哥尼斯堡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做了九年家庭教师，1755-1797年，任教于哥尼斯堡大学，曾担任逻辑学和哲学教授。康德前期（1746-1770年）注重自然科学研究，提倡认知自然、改造自然，这一时期的康德致力于总结当时的自然科学最新成果。著作有《对地球从生成的最初起在自转中是否发生过某种变化的问题研究》（1754年），《自然通史与天体通论》（1755年），《关于运动和静止的新学说》（1758年），《以形而上的幻想解释视灵者的幻想》（1764年）。康德后期（1770-1803年）注重哲学逻辑的批判性研究，这一时期的康德致力于创立自己的哲学体系，它是由先验唯心主义、二元论逻辑和不可知论构成。著作有《论感觉界和理智界的形式和原则》（1770年）以及著名的“三个批判”，即《纯粹理性批判》（1781年）、《实践理性批判》（1788年）和《判断力批判》（1790年）。

《纯粹理性批判》论述了知识的来源以及产生的必要条件，并认为知识是由先天的形式（唯理论）和后天的感性材料（经验感知）结合而产生的。这是构成康德先验唯心主义哲学的核心内容。《实践理性批判》是从先验唯心主义出发，研究人的道德伦理行为准则问题，并提出道德原则是由先天的、先验的意识沉淀而成，道德原则等同于伦理行为准则，它与社会实践没有必然联系。这是二元论逻辑中“道”和“理”不分的产物，即绝对的相对化和相对的绝对化。《判断力批判》主要是立足于先验唯心主义研究美学问题，并指出“美”是先天、先验的艺术创造，只有先知先觉的天才人物才能创造出“美的艺术”。其后，康德哲学提出了所谓“目的论”，并认为有机体和自然界的生存发展都具有某种内在的目的性。这种‘目的论’可以导生出为了某种高尚的目的而强迫人做好事可能是道德的，这一点值得警惕。康德哲学还提出了“物自体”的概念，物自体是“作为我们的感官对象而存在于我们之外的物”，而它是不能被认知的，“这些物体是什么样子，我们一点也不知道，我们只知道它们的现象”。“物自体”是康德先验唯心主义哲学的本体论，并试图为二元论逻辑确立某种边界。为调和经验论和唯理论认知上的对立和矛盾（经验论认为世界本源于经验感知，唯理论认为世界本源于理性），康德哲学指出，只有把两者结合起来才能实现真正的唯理论。实际上，这是出于解决唯理论的逻辑悖论作出的，解决这一问题，不应把实践论排除在外。康德哲学还提出了“二律背反”问题，并认为世界处于矛盾和对立之中，四组“二律背反”：（一）世界在时间方面是有始或无始，在空间方面是有限或无限；（二）世界是永远可分的，或不是永远可分的；（三）世界上有出于自由的原因，或没有自由，一切都是自然的；（四）在世界因果的系列里有某种必然的存在体，或系列里没有必然的东西，一切都是偶然的。提出这四组“二律背反”问题，是康德哲学试图运用辩证逻辑解决二元逻辑悖论问题的深入思考和探索，在西方哲学史上可谓功高至伟、影响深远。

西方哲学起源于唯理论，最初是研究各种物理现象以及物理学的，而研究物理现象以及物理学适用于二元论逻辑。只不过他们将这种二元论逻辑扩展到了精神层面并把精神和物质纳入了二元论逻辑，由于二元逻辑存在悖论，关于精神和物质谁是第一性的争论就产生了。由于西方哲学二元论超越了研究问题的边界并出现逻辑悖论，导致精神层面的研究莫衷一是，众说纷纭，止步不前。康德完善了西方传统思维逻辑，即形式逻辑，同时也掉进了二元逻辑悖论的陷阱，并提出用辩证逻辑解决二元逻辑悖论问题，自此，西方哲学逻辑走进死胡同，唯物辩证法也随之产生，并带来一系列恶劣后果。不可否认的是，辩证逻辑和唯物辩证法否定普遍的因果关系，否定契约交易伦理，为共产“乌托邦”的产生奠定了思想基础。源起于因果，否定因果，辩证地抵达“我即上帝”或“上帝死了”的天国。法国大革命和世界共产运动之惨烈均和辩证逻辑以及唯物辩证法的产生存在直接关系，相关主流思想家是罪魁祸首。康德哲学是“道”和“理”的辩证法，而辩证法是一种方法论，不能用于“道”和“理”的辩证；如若用于“道”和“理”辩证，“道”就是相对的，就不存在绝对精神。这是康德哲学的症结所在。既然承认康德哲学是二元论，就应该明白其中的悖论思维，就不应把它作为完全确定性和真理性的东西衡量不同的观点。西方白左走向了男女不分，为何？它是把“人”视作了“上帝”，“道”的相对化导致“理”的绝对化而以“理”代“道”的产物，此乃康德哲学二元论的困境也。关于未来中国，一是不要迷信西方哲学，可以自创一整套中国哲学；一是不要盲目排外，吸收西方文化中的精华；一是融入世界主流文明，实现宪政、民主和法治。中国哲学应该包涵自然神论和二元逻辑，实现信仰和信实的合一，以“道”为自然神论本体，以“理”为二元逻辑形式，规避二元逻辑悖论，远离极端主义思想和宗教极端主义。倘若国人选择这样做，很快就能在精神层面提升境界，并激发出无穷的创造力，甚而西方人可能学习中国，让中国人引领世界发展潮流。儒家思想是二元逻辑悖论文本，二元逻辑悖论是思维的“黑洞”，中国三千年的黑暗是周孔儒家造成的。

作为一种哲学概念，“存在主义”一词是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在其论著《存在和时间》之中提出和界定的，后来被基督教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沿用并延伸至文学和政治哲学领域。从基督教存在主义（雅斯贝尔斯、克尔凯戈尔、胡塞尔、加布里埃·马塞尔）发展到反基督教存在主义（海德格尔、梅格·庞蒂），抵达“我即上帝”的主观唯心主义（叔本华、萨特、尼采、柏格森、弗洛伊德等），这是存在主义哲学和文学的发展源流。存在主义的归宿是西方哲学二元论的非理性主义并演绎了抛弃“上帝”而取用主观唯心主义的蜕变过程，由于主观唯心主义和客观唯物主义是互生互存的，两种极端思潮的泛滥促成了之后的世界性大革命。一般来说，西方哲学二元论逻辑有两个极端，一者是世界本源的经验论（经验感知），即非理性主义的理性自卑；一者是世界本源的实践论（实践理性），即理性主义的理性自负。前者属于主观唯心主义哲学范畴，后者属于客观唯物主义哲学范畴。实际上，世界的本源既非经验论也非实践论，而是“上帝”的创造论或“道”的生成论，正是“上帝”或“道”为二元论逻辑确立了阈限，即人类行为的边界。理性的阈限介于经验论和实践论之间，从而能够走出理性自卑或理性自负设置的“陷阱”，并有效达成“道之华而愚之始”、“知和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的理性认知：一种有坚定信仰支撑的、恪守行为边界的、真正的理性认知。具有以上理性认知的人是内心强大的人，是拥有无穷创造激情和生命活力的人，是真正的现代文明人。这是客观唯心主义哲学的内容。

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是西方哲学二元论的两个极端，理性主义的实质是客观唯物主义的理性自负，非理性主义的实质是主观唯心主义的理性自卑，两者互生互存、互相转化。理性主义的主要特征：反对西方基督教文化传统和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否定主观唯心主义哲学，鼓吹客观唯物主义哲学，无限夸大人的理性意识和实践理性，把物质及其存在形式作为世界的本源。主要代表人物：费尔巴哈、霍布斯、赫拉克利特、培根和马克思等。非理性主义的主要特征：反对西方基督教文化传统和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否定客观唯物主义哲学，鼓吹主观唯心主义哲学，无限夸大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把人的直觉和情感意志作为世界的本源。主要代表人物：叔本华、尼采、海德格尔、萨特、柏格森和弗洛伊德等，他们基本上都是高举存在主义哲学的人物。叔本华认为，世界本源于生存意志；尼采认为，世界本源于权力意志；萨特认为，世界本源于自我存在；柏格森认为，世界本源于生命直觉。理性主义把人视作纯物质的“机器”，一切都可以按部就班地运行；非理性主义把人视作纯情感的“野兽”，一切都在盲目无序地躁动。非理性主义从“人本主义”出发，对西方历史和基督教文化传统采取虚无主义态度，把人的存在地位拔高到“上帝”位置的同时，又反对一切传统的道德、价值和理想，促使整个社会迅速走向堕落和失序而伤及人类自身，在悲观厌世中把目光投向另一个极端（理性主义）就成为必然。作为情本位文化，儒学的本质是非理性主义，一种促使社会走向堕落和失序的非理性主义，故而，老聃曰：“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

逻辑悖论思维有两个极端，一是主观唯心主义的理性自卑，一是客观唯物主义的理性自负，理性自卑必感性自负，感性自负必骄妄浮夸；理性自负必感性自卑，感性自卑必顽固不化。两者互生互存互相转化而为主流文化意识形态必骄妄浮夸顽固不化而制造灾难。一般来说，主观唯心主义者具有理性自卑、感性自负和骄妄浮夸的言行特征，客观唯物主义者具有理性自负、感性自卑和顽固不化的言行特征。国人惯常自卑又自大，要么理性自卑、感性自负和骄妄浮夸，要么理性自负、感性自卑和顽固不化。这是主观唯心主义和客观唯物主义互生互存互相转化而为主流文化意识形态的产物。受主观唯心主义主导，理性自卑、感性自负，浮夸风吹牛皮，制造灾难则怨天，战天斗地一败涂地；受客观唯物主义主导，理性自负、感性自卑，阴损歹毒又卑鄙，制造灾难则尤人，互害斗争害人害己。主观唯心主义交媾客观唯物主义演绎的悲情故事，此乃中国历史发展内在的逻辑也。数千年来的中国没有走出历史轮回源于欠缺探源性思考，如今有了这种机遇也有了走出历史轮回的可能。

纯粹的主观唯心主义无限夸大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纯粹的客观唯物主义无限夸大人的理性意识和实践理性，两者皆反对西方基督教文化传统和客观唯心主义哲学，皆无真正的信仰和敬畏之心。文明与野蛮的分水岭在于，有无信仰，有无信用，言行有无边界。有信仰则有敬畏之心，言论上言真不言假；言真不言假则有信用，行为上互不侵犯；做不到言行有边界，压根就无法走向现代文明。传统的国人没有真正的信仰，共产信仰也不是真正的信仰，故而，中国很难构造出真正的信用体系，弱肉强食成王败寇，历史总是暴戾的胜利者书写的。比如，周灭商大肆屠戮商人，周孔儒家可以说成没有屠杀，可以把唐虞（尧舜禹之前）至商朝的历史抹去，因而华夏上古史是断代的。在中国，新儒家的思想是主观唯心主义，马教徒的思想是客观唯物主义，主观唯心主义无限夸大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骄妄浮夸而鼓吹“亩产万斤”；客观唯物主义无限夸大人的理性意识和实践理性，顽固不化而实行计划经济模式。故而，上世纪50年代末期“浮夸风、大跃进”中，鼓吹“亩产万斤”是新儒家和马教徒共同合作的产物。以平等自由之名而行等级特权之实，以民主法治之名而行党主人治之实，以公有制之名而行官有制之实，而这一切都是以所谓“人民”的名义作出的；粉饰太平掩盖真相，以虚假当真，以虚伪当善，以虚荣为美，这正是过往中国的真实写照。我以为这个世界多灾多难居多是所谓“思想家”造成的，主观唯心主义和客观唯物主义互生互存而制造灾难以祸害人间，一定要有意识地规避之。

主观唯心主义必理性自卑，理性自卑必感性自负，感性自负必骄妄浮夸；客观唯物主义必理性自负，理性自负必感性自卑，感性自卑必顽固不化。理性自卑+理性自负=骄妄浮夸+顽固不化=灾祸。客观唯物主义马教（刚愎自用一意孤行）+主观唯心主义孔教（浮夸风吹牛皮）=制造灾难。孔教是主观唯心主义，马教是客观唯物主义，马儒一体必制造灾难；对外惹事生非，对内欺瞒骗，历史总是重演。复推儒学必骄妄浮夸，骄妄浮夸必制造灾难，制造灾难必推卸责任，推卸责任必互害斗争，互害斗争必祸乱天下；儒学兴，浮夸风，自作孽，灾祸生。爱和善均是有边界的伦理概念，而儒们的爱和善是没有边界的，喊爱国往往利用于害国。古代中国的官学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唯礼论，理性自卑，无道亦无形（器）；当今中国的官学是客观唯物主义的唯物论，理性自负，无道亦无形（器）。两者是逻辑悖论，一者拜祖先，一者拜物，均会促使人沉沦堕落，均是背离信仰“道”或“上帝”的产物。有道之理则真理，有道亦有形（器）是今后的发展方向，即讲道理。

主观唯心主义和客观唯物主义是西方哲学二元论逻辑的产物，这种二元论逻辑无法规避逻辑悖论，逻辑悖论的两个极端，一者主观唯心主义，即非理性主义的经验感知论；一者客观唯物主义，即理性主义的实践理性论。两者互生互存、互相转化。通常而言，主观唯心主义者观念上崇尚自由至上，行为上推崇权力或权利垄断，并认为世界本源于经验感知，实践理性不应且不能战胜经验感知。经验感知告诉我们：实行以私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模式不应且不能反对寡头垄断。殊不知，寡头垄断产生后，必将摧毁以私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模式，欺行霸市、霸道无理所致也。主观唯心主义哲学是构建在经验感知的基础之上的，如果承认真正的理性应该且能够战胜经验感知，这种哲学“理论”就垮塌了。故而，主观唯心主义者往往具有理性自卑的言行特征。客观唯物主义者观念上崇尚平等至上，行为上也推崇权力或权利垄断，并认为世界本源于实践理性，实践理性应该且能够战胜经验感知。实践理性告诉我们：反对寡头垄断必须消灭以私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模式而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的计划经济模式。殊不知，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的计划经济模式是另一种寡头垄断，即国家或权贵资本主义的寡头垄断，只不过是以“公有”的名义作出的。客观唯物主义哲学是构建在实践理性的基础之上的，如果承认实践理性不应且不能战胜经验感知，这种哲学“理论”也就垮塌了。故而，客观唯物主义者往往具有理性自负的言行特征。客观唯心主义者观念上崇尚平等自由，行为上反对权力或权利垄断，并认为世界本源于“上帝”的创造或“道”的生成，真正的理性应该且能够战胜经验感知和实践理性。真正的理性告诉我们：实行以私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模式必须反对寡头垄断，反对寡头垄断也必须实行以私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模式（理想化的市场经济模式不存在世俗权力介入，也不存在寡头垄断）。如此一来，人类就走出了主观唯心主义者理性自卑和客观唯物主义者理性自负设置的“陷阱”。故而，客观唯心主义者往往具有不卑不亢讲道理的言行特征，一种有信仰、守信用和重信誉的现代文明人的言行特征也。

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说法，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过程中，无产阶级消灭有产阶级而实现所谓‘人人平等’（实则等级特权），在实现所谓‘人人平等’的基础上走向共产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是国家消亡的自由至上社会。社会主义是平等至上的集（极）权主义社会，‘上帝死了’，阉割人性、阶级斗争；共产主义是自由至上的无政府主义社会，‘我即上帝’，人间天国、‘乌托邦’（子虚乌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西方哲学二元论唯理主义逻辑悖论的产物，共产主义是高调理想，是皇帝的新装，是欺骗和谎言；社会主义是低调实践，是皇帝的裸体，是强权和暴力。由于自由至上的共产主义社会不存在，由于实践集（极）权主义的社会主义不可能过渡到无政府主义的共产主义社会，由于实践集（极）权主义的社会主义只能给人类带来旷日持久的灾难，那么，在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是否存在一种理想社会呢？如果存在，这种理想社会一定是能够兼顾平等与自由的、能够充分体现公平与正义的社会，道德观念上坚守‘人人平等、自由’，伦理准则上践行公平与正义，它就是现代公民社会。现代公民社会既非社会主义社会也非共产主义社会，既非国家资本主义社会也非权贵资本主义社会，而是保护私有财产权而实行市场经济的、能够体现公平与正义的自由民主社会。

客观唯物主义与主观唯心主义是西方哲学二元论唯理主义逻辑悖论的两个极端，两者既互生互存互相转化又互相攻讦互为依托，并演绎机巧诡诈互害斗争之历史周期性轮回的灾难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儒教化）是客观唯物主义与主观唯心主义逻辑悖论的合体，它是西方哲学二元论唯理主义逻辑悖论的产物，倘若将其上升为政治哲学，与中国古代实行的“儒表法里”的礼法之治没有本质区别，演绎机巧诡诈互害斗争之历史周期性轮回的灾难史。客观唯物主义无法脱离主观唯心主义而独自存在，反之亦然。两者既矛盾冲突又苟合，思维极端，行为无边界，忽左忽右，从普遍的因果关系绝对化发展到否定普遍的因果关系以及契约交易伦理，并导致整个社会陷入机巧诡诈互害斗争的混乱无序状态之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儒教化）有伪饰复古主义政治投机的嫌疑，无论从学理还是从实践上看都是不可行的。中国的唯一出路在于取用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而兴道墨之学，融入世界主流文化文明体系，或曰：道墨之学与西方基督教文化文明体系实现契合对接，构建现代公民社会，实现宪政、民主和法治，继而走向民族的复兴与崛起。

主观唯心主义——我即上帝——非理性主义——理性自卑、感性自负——经验感知论——浮夸风吹牛皮——中庸之道（止痛药）——权贵资本主义。客观唯物主义——上帝死了——理性主义——感性自卑、理性自负——实践理性论——刚愎自用一意孤行——唯物辩证法（止痛药）——国家资本主义。二元逻辑悖论的两个极端，两者交媾即是中国模式，一边吹牛皮一边权控一切。国家资本主义与权贵资本主义既互生互存又矛盾冲突，从互生互存走向矛盾冲突，并演绎互害斗争自相残杀的悲剧史。两种不同的逻辑路径：（一）形式逻辑——相对的相对化——规避二元逻辑悖论；（二）形式逻辑——相对的绝对化——二元逻辑悖论——辩证逻辑，主观唯心主义和客观唯物主义是后一种逻辑路径主导的产物。近现代以来，欧洲大陆的思想家居多是灾星，为解决二元逻辑悖论问题而误入辩证逻辑的歧途，编造了相关理论，实践之给人类造成了灾难性后果。佛学的自证是典型的主观唯心主义，是人的神化。由于佛学是创世的因果论，用因果论探究世界的本源，不可避免地走向相对的绝对化并产生逻辑悖论。为解决逻辑悖论，以自证为托辞，我即神，“我说不是，是也是不是；我说是，不是也是”，不容思辩和质疑。佛学的主要特征：把有说成无，有的无化，目空一切；把物说成人，物的人化，众生平等。信奉佛学的基本上都热衷于读尼采、叔本华的著作，当然，尼采、叔本华也深受佛学的影响。这种人最容易从极右蜕变成极左。世界的发展史与相关主流思想家的逻辑认知有密切的关系，逻辑认知有缺陷，制造文明的灾难史，逻辑认知有进步，推动文明的发展史。

西方人用二元形式逻辑探究世界的本源而出现逻辑悖论，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和客观唯物主义哲学随之产生了。现代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离不开二元形式逻辑，只不过逻辑起点必须由信仰支撑以规避逻辑悖论。由于世界的本源无法用二元形式逻辑推论，西方人把世界的本源归因于“上帝”的创造，中国人把世界的本源归因于“道”的生成。任何构建在二元形式逻辑基础上的科学理论离开信仰支撑都是不成立的，故而，用二元形式逻辑讨论终极命题是没有意义的。中国人完全吸收了西方哲学二元论，即主观唯心主义和客观唯物主义，遗憾的是拒绝接受“上帝”或“道”的信仰，故而，中国人思维极端，行为无边界，痛苦不堪。遗弃了“上帝”或“道”的信仰，没有敬畏之心，思维悖论，分裂型人格，中国人居多是分裂型人格，活得不潇洒。用二元形式逻辑探究自然科学问题是可以的，但不要误以为探究的是终极真理而互相攻讦缠斗。

为何西方神学家始终看不起西方哲学家呢？因为，西方哲学是二元论哲学，西方哲学家总是试图用它揭示世界的本源并导致二元逻辑悖论；为解决二元逻辑悖论问题，辩证逻辑和唯物辩证法产生了，要么“我即上帝”（主观唯心主义）要么“上帝死了”（客观唯物主义），这和神学相矛盾。人类的一切困惑皆来源于二元论思维的困惑，相对的绝对化导致逻辑悖论并沦陷入无法挣脱的矛盾纠葛，继而制造灾难和遭受苦难。人类用智慧创造了高度文明却被无尽的贪婪绑架而丧失了敬畏之心，思维极端化，行为无边界，沦陷入自我的困兽之斗中而不能自拔。为何许多国人把“阴阳”解读为辩证逻辑呢？因为这些国人的脑袋被二元逻辑悖论支配，需要辩证逻辑忽悠自己和他人。一定要清楚：辩证逻辑是为解决二元逻辑悖论而产生的，然而，非但没有解决，还把二元形式逻辑弄砸了。只要陷进去，很难走出来，因为不需要动脑子了，太容易忽悠自己和他人了。辩证逻辑止痛而不治病，挣脱不了辩证逻辑，二元逻辑悖论就是存在的，专制主义就是存在的。由于儒学是二元逻辑悖论文本，在儒学的熏陶下，国人的脑袋被二元逻辑悖论困扰，古代用中庸之道止痛，近现代用辩证逻辑止痛，但仅仅是止痛，对于治病没有用。佛儒马的生存法宝：二元逻辑悖论＋中庸之道或辩证逻辑。

西方哲学逻辑的二元论是泾渭分明的，一种是理性主义，一种是非理性主义，实则是二元逻辑悖论的两个极端，也是客观唯物主义和主观唯心主义的分野，而两者最终走向了苟合，晚年的萨特推崇马教的共产“乌托邦”就是明证。事实上，无论是理性主义和还是非理性主义均不是西方世界的保守主义传统，两者仅仅是西方人迷失信仰而抛弃“上帝”的产物。从康德哲学发展到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西方哲学二元论就走向死亡了。主观唯心主义和客观唯物主义是西方哲学二元论的两个极端，两者既矛盾又苟合，攻讦缠斗两百年。西方白左有的是客观唯物主义者，有的是主观唯心主义者，极左和极右的混合体。主观唯心主义和客观唯物主义是互相转化的，故而，厌世的主观唯心主义者萨特最终把人类的希望寄托于马教的“乌托邦”狂想。迷失了信仰，抛弃了“上帝”，只能狂想虚拟世界而构造人间天国了。殊不知，它是一条通向灾难和苦难的自我毁灭之路。这也许就是西方哲学二元论的宿命。佛学和儒学的本质均是主观唯心主义，马克思主义者是客观唯物主义，佛儒主义者是主观唯心主义，如今的中国完全吸收了西方哲学二元论，中国处于马教和佛儒教相结合的困兽之斗中，极左和极右的互搏。这种情况下，没有中国道家支撑着，天下大乱，如同美国没有基督徒支撑着，万劫不复。

西方哲学存在主义从基督教存在主义发展成反基督教的存在主义，抵达“我即上帝”的主观唯心主义。一般来说，高举存在主义旗帜的哲学家出身都很好，最初均是极右论调，促使社会堕落后产生悲观厌世情绪，晚景凄凉中又走向极左，搬石头砸自己的脚，皆和儒学大师的命运类似，读叔本华和尼采的著作基本上就等同于读儒家的著作。从自恋发展到自大，从自大发展到自欺，从自欺发展到自卑，从自卑发展到自杀。这是主观唯心主义者的人生路径。其实，在西方国家，极左和极右皆是反对基督教文化传统的，极右感性自负而极端自大，极左感性自卑而极端自卑，从极右转化为极左，从极端自大转化为极端自卑，完成极右向极左的蜕变，西方白左是极左和极右的混合体而已。如同辩证法，中庸之道也是恣意伤害你折磨你后给你贴上的止痛药，仅仅是止痛，对于造成的伤害无法弥补。西方人用辩证法止痛，中国人用中庸之道止痛，麻痹神经，自我愚弄。这就是唯理主义逻辑悖论文本的秘密。东西方文化传统的最大不同：西方人传承的是基督教文化传统，中国人传承的儒家文化传统，西方人的唯理主义逻辑悖论能够得到基督教文化传统的调和并最终达成某种共识，中国人的唯理主义逻辑悖论不能够得到儒家文化传统的调和并永远无法达成某种共识。也就是说，西方人走的是一条心中有道的自我发展之路，能够走出人为设计的沼泽；中国人走的是一条心中无道的自我毁灭之路，只能陷入人为设计的沼泽。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只有存在坚定的精神信仰“道”道或“上帝”才能生成信用“理”，只有生成信用“理”才能具有强大的凝聚力。信用“理”不能靠强权维系，强权不是公理，强权是破坏信用“理”的。儒家的“约之以礼”是强权维系的，是破坏信用“理”的，故而，老聃曰：“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礼法之治的中国尔虞我诈一盘散沙。

在中国，儒者很欣赏叔本华、尼采和萨特等西方非理性主义者的思想，他们的思想和儒家思想具有某种同构性，儒家思想可以归入西方的非理性主义。西方国家的非理性主义反对西方基督教文化传统，中国的非理性主义坚守儒家文化传统。西方国家的保守主义坚守基督教文化传统，中国的保守主义反对儒家文化传统，中国道家反对儒家文化传统。西方国家的基督徒坚守的是保守主义传统，中国道家坚守的也是，两者皆是神传文化的继承者。叔本华、尼采和萨特如同中国的儒们，华夏文化的保守主义传统之道文化早就被周孔儒家文化的非理性主义取代了。华夏的悲剧始于周灭商，商人有信仰，守信用，重信誉，契约文化。“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老聃严厉地批驳《周礼》正是重拾华夏的保守主义传统，坚守保守主义传统的商朝被周朝灭掉了，华夏走向了失却保守主义传统的歪门邪道。对比中西方思想文化的发展脉络以及传统中国人和西方人思维方式的不同，我们就能发现以上问题。只有理解这些，中国人才能明白需要抛弃儒家文化传统，才能重拾华夏的保守主义传统。

西方哲学二元论就是恣意伤害你折磨你让你生不如死，再给你贴上辩证法的膏药止痛，而对于造成的伤害无法弥补。没有辩证法你会于痛苦焦虑中疯掉，尼采于悖论思维中叫嚣“超人”出现并反对辩证法，疯掉了。西方国家没有走向公（官）有制为主体的计划经济之路完全是基督教文化抑制寡头垄断的产物，继而保全了私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模式。由于存在基督教文化，西方哲学的逻辑悖论能够得到最大程度的调和，并产生某种不可或缺的共识。在西方哲学史中，一般来说，基督徒哲学家是客观唯心主义者，理性主义哲学家是客观唯物主义者，非理性主义哲学家是主观唯心主义者。后两者是唯理主义的逻辑悖论，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识后，制造大分裂大动荡。如今的中国思想文化界被后两者主导，已经非常危险。公（官）有制为主体的计划经济是什么东西呢？它和中国古代的权贵封建主义政治经济制度如出一辙，在中国，没有儒家文化支撑，这种权贵封建主义政治经济制度无法得到顺利实施。

西方哲学是二元论，纯物质是二元论，纯精神也是二元论，延伸到精神和物质层面，精神和物质的二元论。如果把中国哲学的阴阳论视作精神和物质的二元论也就是西方哲学的内容，但这只能说中国哲学阴阳论适用于西方哲学二元论，而不能说中国哲学就是阴阳论。因为，中国哲学的精髓是“三生万物”，“三生万物”是本体逻辑，阴阳论只是逻辑形式。我认为精神是三元论，物质是二元论，精神与物质是生成与被生成的关系。在《道德经》中，“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先有“三生万物”论，而后有阴阳论。为何？阴阳论只是万物的存在形式而已，老聃为阴阳论或二元论设置了边界，“万物负阴而抱阳”，即万物适用于阴阳论或二元论。西方人的老祖宗坚守的是神学和哲学分离的逻辑系统模型，三位一体之“上帝”和二元形式逻辑“理”；中国人的老祖宗坚守的是“天人合一”的逻辑系统模型，三生万物之“道”和负阴抱阳之常道，常道者，理也。而两者本质上是同源一体的，均来源于数论。沿着老聃的思路研究问题，就能够豁然开朗，构建精神和物质相统一的宏大哲学体系，甚至于能够实现西方神学和西方哲学的统一。由于西方人至今未能解决二元逻辑悖论问题，西方哲学没有发展出完备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也就有了各种极端主义生根发芽的土壤，如果没有基督教文化支撑着，西方文明只能走向衰落。在西方国家，宗教信仰和哲学始终是冲突的，没有完备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诞生，两者不可能没有冲突。客观唯心主义哲学的根在中国，中华道文化即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