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乐观：科学理念旳毁灭和遗失

苏小草sxc

礼乐观：科学理念旳毁灭和遗失
             文\苏小草


理念通常是指支配人们行动的一种指导思想。科学的理念有助于产生正确的行动和结果，非科学的理念无助于产生正确的行动和结果。犹如制造出先进的火箭动力系统，科学的设计理念是必不可少的，科学的理念对于指导人们的行动至关重要，可以说，没有科学的理念就不可能产出先进的产品。自然科学如此，社会科学亦如此，作为一种社会科学‘图纸’，一个先进的社会必须要有尊重人性的科学社会理念支撑，科学的社会理念至少应具备以下特征：其一，有助于提升社会的创造精神，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推动人类文明的发展与进步。其二，有助于消除阻碍社会发展进步中的不文明行为，促进社会的公平与正义，保障社会的持久的和平、发展与繁荣。应该说，礼乐观是中国传统社会长期坚持的一种社会理念，它是否具备以上特征呢？答案是否定的。

首先，礼乐观坚持的是‘礼本位’，所谓‘礼’，即尊卑贵贱的等级之礼。作为一种治世方法论，其提倡‘非礼勿用’，而非‘非理勿用’，这一点无疑是阻碍人的创造精神的，无益于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现代意义上，‘理’是形式逻辑的代称，讲‘礼’不讲‘理’，即不讲形式逻辑。是非不分、真假莫辨，但凡人为（伪）、事无因果，这也是东方文明区别于西方文明的不同之处。要知道，早在两千多年前，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就提出了形式逻辑的概念，十四世纪，欧洲文艺复兴的实质就是一个发展、完善形式逻辑，促进理性人的觉醒，破除教阶制度的经院伦理学、寻回上帝，释放人的自由思想和创造精神，从而迅速占领世界文明文化高地的过程。也就是说，西方近现代的崛起是构建在两个基点上的，其一：逻辑本体（上帝或道）的寻回和重塑，即人人平等的精神信仰，奠定了近现代西方社会文明的基石；其二：形式逻辑（理）的发展和实践，即实践理性能力的提高，铸造了近现代西方科技文明的大厦。而中国至今都没有走向这一步，不仅如此，我们依然沉浸在天朝大国的迂腐蒙昧之中，没有意识到，讲‘礼’不讲‘理’的荒谬性和毁灭性，它不仅摧毁了我们追求真理的精神信仰，还扭曲了自己和子孙人性本真的灵魂。‘周礼’可谓‘魔鬼’巡游之礼，一魔是等级伦理，吞噬人的独立人格与尊严，无道；一鬼是混淆逻辑，腐蚀人的智慧与灵异，无理。庸礼当道、魔鬼缠身，‘道理’阙失、壅蔽难除，落后挨打、被动受辱就在情理之中了！

‘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可见，孔丘以‘复推周礼’始，以‘不逾矩’终，至死都没有体验到尊道求‘真’、贵德讲‘理’的人生真谛！‘不在道中而言道’，害人害己害儿孙，这一切皆源于其只具有低级趣味的世俗灵魂，而国人恰恰尊崇这样一个文化骗子为师，除了弱智又能说明什么呢？一个‘礼本位’，讲‘礼’不讲‘理’的文化，不仅扼杀了理性人的觉醒，还泯灭了文明人的崛起，从而严重阻碍了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其次，礼乐观坚持的‘礼本位’不仅是一种特权思想，更是一种特权制度。所谓‘礼’旨在强化尊卑贵贱之等级伦理的合理性，所谓‘乐’旨在粉饰‘上智下愚’掌天下之辩之舆论一律的合法性。‘祖述尧舜、复推周礼’，作为一种文化逆流，它不但不能消解阻碍文明发展进步的不文明因素，而且始终扮演的是摧毁文明最大的敌人。

礼乐文化源起于商周时期的巫官文化，不可否认，它是由一种丧葬祭祖的遗俗演变而来的，它是一种祖先崇拜或与祖先对话的世俗礼制。事实上，‘道生万物’，‘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祖先崇拜不是一种对更神圣者‘道（真理）’的崇拜或与之对话，它只是一种世俗崇拜，只可能衍生出穷奢极欲的不文明行为，不可能创生出高贵灵异的精神文明行为，‘活人殉葬’就是这种遗俗跳生出的一种极端形式。‘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上古商周时期，谁违背了厚葬的‘礼制’就意味着背叛了祖宗，就要受到诅咒和惩罚，甚至于可以被‘命死’或杀掉，这是不争的事实。

子曰：‘为君讳耻，为贤讳过，为亲讳疾’、‘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臣为君隐、子为父隐’。‘讳畏隐’就是周之‘礼制’的一部分。它不仅是恪守等级伦理的信条，还是历朝历代大兴‘文字狱’的伦理学依据。‘听圣言、不逾矩’，按照孔丘的说法，父亲偷了别人的羊，儿子须为其隐瞒真相，否则，必遭不忠不孝之家法处罚。对于衣食无着的饥民而言，偷盗寄生似乎是个不错的选择，学会偷窃之术，不但能解决温饱问题，还能免除良心的谴责，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讳畏隐’里潜藏着这样一个逻辑悖论：一劳永逸地构建‘家天下’之礼乐王国，必须以臣民失去言论自由（讳畏隐）为代价。颠倒逻辑、背道而驰，作为一种官学伦理，不是致力于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而是痴迷于把人关进权力的笼子里，那么，‘法网日密、民命日贱’，任何争取言论自由和平等权利的行为都可能被视作大逆不道，甚而被罪罚绞杀。这就是虎口拔牙的道理，那只羊只是一种诱饵，允许你偷吃，虎或可视而不见，但，倘若虎拿起‘讳畏隐’的武器，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把你的小命装到肚腹里去。

因言获罪，轻则贬谪流放，重则囚禁杖命，西汉年间，《报孙会宗书》‘宣帝见而恶之’，司马迁之外孙杨恽横遭腰斩；北宋年间，乌台诗案，苏轼株连遭贬，中华历史上，‘文字狱’可谓连绵不绝，难以赘述，宋明清最盛。推原祸始，恰恰是天下儒生迂执的‘讳畏隐’之等级伦理学培植呵护，既然‘讳畏隐’的言禁是合乎‘一以贯之’礼制的，言论自由岂不是离经叛道？‘礼崩乐坏’妄论天下之恶者，领受家法的惩罚难道不是‘正统’伦理之所系吗？可见，只要儒家‘讳畏隐’经典教义的礼规还能得到宏传光大，就不可能产生言论自由的伦理学依据，禁锢言论就是‘合情合理、中规中矩’的，‘文字狱’的存在就是可以承传接受的。事实上，这是一个公德与私德是否必须分离的问题，公私不分是孔丘礼乐观之‘礼本位’的致命缺陷，公私不分的结果只能是作茧自缚、挖坑埋葬自己。

礼乐文化试图构建一种‘上智下愚’、权责分离的家天下之等级秩序，而这种等级秩序是权与利相结合，特权伦理合法化的产物，‘非礼勿用’是特权利益的庇护所，‘讳畏隐’是特权利益的遮羞布。在这种伪文化熏陶下，人人似乎都具有争取享有特权的自由，但人人似乎都要放弃抵制消灭特权的权利，故，在这种虚拟‘道德’的掩护下，争风吃醋、尔虞我诈、互相欺骗的社会风气会迅速形成，并泛滥成灾。巧取豪夺、拉帮结派、互隐互惠，维系社会平衡的公平与正义随之荡然无存，在盛大礼乐的锣鼓声中，一部弱肉强食、胜王败寇、血腥屠戮的悲惨历史得以冠冕堂皇地庄严隆重上演。

等级伦理需要借助强大的暴力作后盾，‘民之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民之不畏威，则大威至’，暴力机器失去效用之时，就是‘礼崩乐坏’之日，强权暴力只是礼乐文化暗潮黑幕之中必须招来的御用工具，而非光明正大绝对拒之门外的乐色垃圾。‘窃钩者诛、窃国者侯’，圣王情结下的大盗行径，这就是礼乐文化永远跳不出的旧窠。可见，不管高挂多么赏心悦目的幌子，不管冠以多么美妙动听的言辞，礼乐观之‘礼本位’都难以摆脱其反自然、反人性、反人类文明的邪恶本质。基于此，怎么可能有益于社会的和平、发展与繁荣！

再次，礼乐文化之等级伦理支撑的权力结构是一种飘摇脆弱的‘金字塔形’树形结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种权力结构利益不明、责权不相符，不具有持续的成长性和稳定性，犹如海市蜃楼之空中花园，只能上演昙花一现、灾难连绵的虚幻梦魇。

摒弃具有普遍价值的博爱伦理，‘仁者，人（官）也，亲亲为大’的宗亲血缘关系与‘讳畏隐’的社会伦理晦连媾和，礼乐观把一种陈腐的‘亲尊长’家庭伦理不假思索地整体移位嫁接到对整个社会伦理的非自然性认同，从而打造出一种以宗亲血缘关系为纽带的高度集权之等级社会体制。权谋利用，相互苟且，由于这种社会体制是靠潜规则编织的庞大关系网维系的，权利受权力支配或占有，权力越大，权利的支配或占有就越多，权力与权利的过度集中必然重压支撑整个社会体系合法性的根基，并最终诱引官逼民反重构权利体系，权力魔杖维系下的‘权利’帝国轰然崩溃。如此，换汤不换药，烽火硝烟、战祸连绵，在重构权利体系的同时，旧的权力体系被摧毁，新的权力体系得以构建新的‘权利’帝国。循环往复、周而复始，使整个社会永远处于急促的瓦解与重构的风雨飘摇之中。在礼乐文化的喧嚣声中，无论是个人的命运还是国家的前途，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一切都处于重铸与坍塌之中，并成就一场光怪陆离的虚幻梦境，而归于无意义，这也是对‘中庸’的终极诠释——无意义。伪文化编造伪历史，伪历史塑造伪人格，伪人格承传被动的思维惯性，一个国家的历史事实上就是其民族‘文化’的复制和演绎！无道又缺德，讲‘礼’不讲‘理’，尚伪不存真，比坏不学好，这就是儒文化下的中国独具之特色、千古不衰的流行病。

‘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为享受到梦寐以求的特权荣耀不惜践踏抹杀子孙的人格尊严和前途命运；‘讳畏隐’、‘亲亲为大’，混淆家庭伦理与社会伦理之间的关系，以维护特权制度的合法化；‘不知生、焉知死’，生死糊涂无论意义，这样地种下，这样地接果，种下糟粕，收获跳蚤，把牢底坐穿痴迷于一如既往挖坑埋葬自己，却不自知自返；‘听圣言、不逾矩’，犹如长不大的婴儿，只愿活在瓷器祖宗胡言乱语的‘圣言’里，不愿向真理涉足一步。这种自虐性心理情结或许就是中华千年悲剧宿命的根源所在，也是国人难以挣脱的千古魔咒！

近现代以来，西方走向自由民主之路是一个抛弃教阶制度的经院伦理学，完善逻辑、寻回‘上帝（真理）’的过程，而东方走向自由民主之路必然是一个抛弃等级伦理学——儒学，建构逻辑、复归‘大道（真理）’的过程。因此，中国的前途在于，弃绝莫名的空想，求真务实、复归大道，开放思想言论自由，打破各种精神枷锁和放弃各种陈规陋习，融入世界现代文明；摒弃斗争哲学观和特权文化的毒害，促进理性人的觉醒，助推文明人的崛起，以‘求真’的多元文化代替儒文化的主流地位；吸收世界先进的政治文明文化成果，构建‘分权制衡’的制度体系，实现宪政、民主和法治，藉此焕发出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和蓬勃的创造力，并为世界现代文明作出贡献，赢回活着的崇高与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