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小草：以道为尊之于以人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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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小草：以道为尊之于以人为本

       
    有关‘以人为本’或‘以神为本’的争论是个日久弥新的老话题。作为现代意义上‘人’的概念，‘以人为本’也可以说成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人本主义兴起的产物。那个时代，以打倒神权、争取人权为目的，人类历史上掀起了一场空前的思想解放运动，并助推西方文明迅速崛起，思想、人文、科技领域可谓人才辈出、群星璀璨。然而，传统的信仰急促地坍塌了，随着近现代工业革命浪潮席卷全球，西方人惊讶地发现，物质的丰沛并没有填充无度欲望的膨胀，人性的极度堕落猝不及防地将人们置入一个迷失自我的荒野之中。原来‘上帝死了的时代’如此荒诞不经，于是，西方人开始重拾遗失的灵魂、认真地反思自我，回过头虔诚地寻回对‘上帝’的信仰，在传统宗教信仰之神谕的契约精神和现代人权理念的基础上，构建出现代自由民主制度，并得到逐步完善。

    欧洲的中世纪是个神权时代，或者说，它是个‘以神为本’的神本主义时代。在那个时代，宗教裁判所的‘神父’们拥有至高无尚的权威，只有其享有与‘上帝’直接对话或交流的权利，既是各种约法的最终制订者，又是万民景仰的主宰。这种社会，虽然培植了人们神谕的法的精神，但其等级森严的经院伦理学也酿成了无数人间悲剧，阻碍了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与中国延续两千多年‘官本位’造神运动的‘人神’时代不同，这一时代，我把它称之为‘神人’时代。

    基于以上历史背景，结合东西方文化的现状，我认为，世界观与方法论一定要分开谈，即道、理分离。至于‘以神为本’与‘以人为本’的问题，这不是问题的关键，我的看法是这样的，‘以神为本’是欧洲神权时代的产物，它的实质与孔儒的造神文化有相同之处，也不尽然，前者是有神论的造神运动，具有契约精神的植育，后者是无神论的造神运动，缺少契约精神的植育。

    在中国的语境中，‘以神为本’往往被人理解成类似欧洲中世纪的神权复活，这就是我不赞成这种提法的缘由。我认为，中国人需要人人平等的信仰，其载体‘道’或‘上帝’，至于‘以人为本’，孔儒推崇的是等级伦理的‘官本位’价值观，根本没有‘以人为本’的真实内涵，‘以人为本’可以同现代的‘人权’理念相通，是可以得到广泛认同的，倘若将‘人’的概念扩大到自然当中去，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涵义更丰满，反对它，将其与孔儒文化挂钩是没有道理的。因为，‘杨朱为我，是无君也，墨子兼爱，是无父也，无君无父，是禽兽也’，先秦孔儒有关‘人’的概念是非常狭隘的，异见者往往被列入‘禽兽’之列，而非现代意义上‘人’的概念。我们不能因为管仲曾提出过这个概念，就反对之，两者不是同一个范畴。因此，‘以人为本’与孔儒的造神运动无关，中国绵延千年的造神运动是践行等级伦理的‘官本位’价值观造成的，而‘以神为本’与欧洲神权时代的造神运动相关。尽管两者演绎的是不同形式的造神运动，其结果也不尽相同，但均与宣教和践行等级伦理学紧密联系。

    ‘以神为本’总能让人联想到欧洲中世纪的神权时代，事实上，它就源起于此，而‘以人为本’与现代人权理念相通，并不能让人联想到造神运动。也即是说，倘若用一种简要的程式表述的话，当下的西方发达国家坚守的是‘以神为尊——平等信仰，以人为本——人权理念’的价值观，或者说，‘以神为尊而立法，以人为本而立人’的价值观。结合中国哲学家老子的话解释则是‘尊道立法，以道为尊而立法；贵德立人，以人为本而立人。’

    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是宗教传统与现代人权理念的结晶。欧洲‘以神为本’的中世纪是‘神人’时代，中国两千多年来都是‘官本位’的‘人神’时代，尽管前者相比后者文明些，但相比现代文明仍然是极其落后的。关键在于中国人没有真正的宗教信仰，难以产生神谕的法的精神，世俗权力得不到有效的制约。当下，我们要做的是，构建一种能与世界现代文明接轨的新型话语体系，没有必要停留在一些让人纠结难以厘清的话语上。基于中国的本土文化资源‘以道为尊——平等信仰——尊道立法，以人为本——人权理念——贵德立人’，这种提法可以打破很多不必要的困扰，实现东西方文明的珠联璧合、有机对接，而且不悖离任何原则性的东西。不然，我们的讨论仅停留在某些词义的历史性局限上，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2015/09/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