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小草：中日甲午战争的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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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小草：中日甲午战争的始末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之前，尽管朝鲜开始受到英法美等国家的影响，中国依然是朝鲜的宗主国，朝鲜没有独立国家地位，对于各种社会思潮，此时的朝鲜如同中国朝野一般，保皇和改良两种派别也在激烈较量之中，保皇派认为保持中国的宗主权是免受外国入侵的必须，保存封建等级秩序是王公贵族得以享受特权的保障，当朝的王公贵族之闵族（活跃在郑治舞台上的闵妃出身于这个家族）是领导者；改良派认为不应保持中国的宗主权而应寻求“独立”国家地位，不应保存封建等级秩序而应按“西方”样式进行改革，在野的“开化党”之金玉均集团是领导者。前者亲近中国，主张保守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后者亲近日本，主张接纳日本的革新思想。

1882年，汉城爆发克扣军饷伙食恶劣而激起的兵变并掀起反日浪潮，日本使馆被焚毁，日本把军舰开往朝鲜海岸并派遣一干部队进驻汉城。在美国的调停下，8月30日，朝日代表在仁川举行谈判以解决争端，双方签订了仁川协定，依据该协定，朝鲜向日本提供五十五万日元赔款，保证日本商人可在朝开放港口方圆一百朝鲜里的范围内自由来往，准许日本驻办公使和领事官员在朝各地游历。由于中国大力支持的保皇派当权，作为朝鲜的宗主国，中国派遣一支相当规模的军队进驻汉城，这支军队迫使日军从汉城撤走的同时，也把朝鲜国王的父亲前摄政王（大院君）从朝掳走，并囚禁于中国保定。前摄政王（大院君）倾向于采取日本的“建议”全面改良社会而不想让中国支持的闵妃及其亲族过问朝政。同年，中朝签订了一项关于贸易规章的协定，即“中朝商民水陆通商章程”，该协定确认了中国对朝鲜的宗主国地位，保证扩大中朝两国的贸易联系。

1884年12月，中法战争爆发之际，在日本人的唆使下，“开化党”之金玉均集团在汉城发动郑变，火烧王宫，劫走国王，一些亲华派显贵大臣被诛杀。然而，朝鲜百姓对日本人的这种冒险行为极其愤慨，随后，全国爆发了“消灭日寇”的起义。中国派遣的军队很快把日本人驱逐出汉城，金玉均逃亡日本，而日本人却没有善罢甘休，派遣陆战队从仁川登陆，向汉城进发。由于中国正忙于对法作战，无能于调遣大量军队对日作战，1885年4月8日，李鸿章不得不和日本代表伊藤在天津签订了关于朝鲜的和平协议，该协议的内容：双方均不派遣军事教官以教练朝鲜军队，并应将本国军队撤出朝鲜，而一旦在朝鲜发生新的“变乱”，中日两国均有权向朝鲜派遣军队，只是须预先相互知照。随着协议的签署，这次朝鲜危机得到暂时解决。之后，被关押于中国保定的朝鲜前摄政王（大院君）被释放回朝鲜。

1894年，朝鲜爆发东学党（“东学道”）起义，类似于中国的“太平天国”起义，东学党早在1859年就在朝鲜出现，它的学说是儒释道和天主教的奇特混合。东学党人有数千之众，揭竿而起、蜂拥而至，全罗道规模最大，反对上层贵族的压迫和日本的经济“掠夺”。朝鲜郑府军无力压服这次运动，全罗道陷落后，乞求宗主国中国驰援。中国驻汉城代表袁世凯于5月间要求迅速向朝派遣军队，而李鸿章坚决主张由朝鲜国王正式提出请求，“以便让全部责任由朝鲜国王担负”。6月6日，中国由天津派兵1500人，不久又派兵750人和三艘军舰赶赴朝鲜。按照相关协议的要求，中国将此事知照了日本和俄国，李鸿章正式通知日本郑府和俄国驻北京公使说：一俟“骚乱”平定后，将立即撤回军队。

日本借故中国派遣军队干涉朝鲜事务为由，立即大量出兵朝鲜，至6月中旬，日军在朝人数已超过中国军队，日军迅速占领和控制了汉城，中国军队只能在汉城郊区驻守。此时，惶惶不安的朝鲜郑府希望中日同时撤军，然而，日军源源不断地登陆朝鲜，似乎另有所图，完全没有撤军的打算。1894年6月16日，日本内阁向中国驻东京大使表示：建议成立一个联合委员会调查相关局势和在朝鲜的财政和行政等方面实行“根本性的改革”。一语道破“天机”：日本的军事行动是迫使朝接受日拟订的改革方案，并进行全面的社会改良。而中国认为这是干涉朝鲜内政，此建议遭到中国郑府拒绝。

随后，日本在向朝建议成立联合委员会审查日拟订的各项改革方案后，发出最后通牒式的声明：“在这些改革没有按照日本所满意的方式进行之前，日本军队绝不撤退。”在此之下，朝鲜的王公贵族们被迫同意了日本的方案，同时也希望各强国出面调停。李鸿章知道中国无力对抗日本，力图让美国出面干涉，并通过美国驻天津领事里德进行活动。然而，不愿正视对朝政策的失败，不愿接受日本促使朝进行全面的社会改良（这种社会改良会影响到中国），而一味地寄希望于国际社会干涉是不现实的，因为，这种情况下，国际社会非但不会干涉，巴不得日军狂揍不知趣的大清国。美国国务卿格莱希发表声明：“我们只能以友好的方式影响日本，因而任何情况下我们也绝不和其他强国一道进行干涉。”此言一出，“干涉论”的希望破灭了。

7月23日，日军占领了朝鲜王宫，国王全家都被迁入日本大使馆。国王的父亲、曾被中国掳走囚禁的前摄政王（大院君），被委派为郑府首脑。7月27日，摄政王在日本的逼迫下向中国宣战和正式向日本请求“援助”，以便把中国军队逐出朝鲜领土。此后，中国军队在朝遭到日军的全面打击，前来支援的部队也悉数被歼灭。8月1日，中日正式宣布进入战争状态。之后，日军占领了平壤，中国军队撤过鸭绿江，到9月底，残余的中国军队被逐出朝鲜全境。接着中国军队在鸭绿江附近被日军袭击，四艘战舰被日本舰队击沉，北洋舰队遭到重创，而日本战舰虽有严重创伤，但无一艘被击沉。中国毫无准备，日本有备而来；中国既不愿接受日本的“建议”又不愿主动退守国内，战败而丧权辱国就在所难免了。

平壤战役和鸭绿江战役失利的消息对拨白银一千万两准备隆重祝贺慈禧太后六十大寿的清廷来说是晴天霹雳，昏愦无能的执政者们只能寻找替罪羔羊以掩饰失败，英勇作战的将士因作战不利被斩首，力图避免战争的李鸿章也丢了黄马褂，可谓：临阵换帅斩将乃自毁自损也。此时，中国军队人心涣散、一触即溃，10月25日，日军跨过鸭绿江而兵分两路，急速行军而攻城略地，夺取和占领了大连、旅顺等中国北方各要塞和军港，并劫获了大量军事装备和物资。

1894年10月，清廷起用耄耋失宠的恭亲王，利用他和英美法等国外交家多年来的关系，处理战时事宜。恭亲王的复任又加强了李鸿章的地位，李鸿章知道中国必然要丧失对朝鲜的宗主权，朝鲜必然要走向全面的社会改良，在承认朝鲜的独立和金钱赔偿的基础上和日本签订停战和约是当务之急，否则，中国必定承担更大的损失并带来灾难性后果。

日本的胜利有使中国轰然崩溃的危险并造成暴民纷争而生灵涂炭，这不利于英美法俄的在华利益，英美法俄也看到了这一点，开始考虑对李鸿章提出的“媾和条件”采取某种联合行动的准备工作。早在旅顺陷落之前，日本的胜利就显而易见了，在这期间，日本郑府曾通过美国驻北京公使表示同意了解中国的“媾和”建议。中国随即先后两次派出谈判代表赴日陈述“媾和条件”并寻求和谈，日本郑府均认为他们没有足够的权限展开和谈而被拒绝，恭亲王只好把他们召回。战斗还在继续，日军近逼京畿，胜利只能属于日本而非中国，日本这样做无非是想进一步提升自己的谈判筹码和要价。

1915年初，日军占领中国残余舰队借以藏身的威海卫，保卫军港的丁汝昌提督英勇顽强作战而无果，投降日军后，服毒自杀了。丁提督清楚地知道等待自己的是什么，只能是被清廷统治者诛杀，于是，他选择了服毒“殉国”。昏愦无能的统治者从来不愿承担任何失败的责任，总是把责任归咎于他人以及外部因素，殊不知，他们顽固坚守的郑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文化传统才是造成失败的根本原因。

1895年3月初，日军占领了辽阳、牛庄等战略要地，很快就能抵达京畿直隶地区了，通向京城的道路打开了，日军下一步攻进北京城成为可能。惊慌失措的清廷认为“和谈”再也不能拖延下去了，一边准备从北京逃跑，一边匆忙组织以李鸿章为首的豪华使团赶赴日本寻求“媾和”。1998年3月19日，李鸿章在美国顾问约翰.福斯特的陪同下，率领135名秘书和服役人员的使团抵达日本马关。

作为资深郑客和清廷元老大臣以及中国郑府全权代表，日本接受了和李鸿章展开和平谈判，日本郑府代表是伊藤博文首相和陆奥宗光外相。第一次谈判中日方故意提出中国不能接受而感到极端屈辱的停战条件，李鸿章不得不拒绝，日本拖延谈判进程的目的是继续在中国占领据点和澎湖列岛以打开通向台湾的道路。

3月24日，日本保皇派组织头目行刺同日方谈判返回寓所的李鸿章，李面部被枪击，险些丧命。虽李鸿章被刺伤，中国代表仍继续和日方谈判。三个星期后，中日签订《马关条约》并宣布停战。

根据1895年4月7日中日签订的《马关条约》和之后1895年11月8日补续的《北京协定》，中国承认朝鲜脱离中国而完全独立；中国割让台湾、澎湖列岛及其毗邻各岛屿予日本；中国向日本赔款二亿二千万两白银（包括赎回辽东半岛三千万两），分八次缴纳，最初两次应在条约批准书换文后六个月和十二个月内交纳；关税是支付赔款和支付利息的保证；日本及其臣民在中国享有与欧美及其欧美人同等的权利和特权等。


评论：朝鲜想改变，大清不让，朝找来了帮手，把大清揍扁了。就这么回事。中日甲午战争是朝鲜和日本共同策划预谋的，大清上套了。东学党只有数千人，根本无须中国派兵，袁世凯可能也参与策划了，借此除掉国内郑治对手。参与策划者本来打算玩小的，没想到大清如此顽劣，越玩越大，没法收手了。中国需要加强国际郑治和国际关系的研究，否则，以后还会吃大亏。关于北朝鲜，中国以后要谨防这一点，否则，第二次这种被揍还会发生。

保皇派庸官的盲目自大，保皇派愚民的盲目排外，革命派郑治流氓的卖国。中国近现代三大祸害。孔儒文化利益集团属于保皇派庸官，“义和拳”属于保皇派愚民，孙文集团属于革命派郑治流氓。了解中国近现代史就知道为何如此不堪了，最关键的是国人往往把这三种人视作英雄人物或民族精英，实则是“垃圾”人也。


参考文献《远东国际关系史》，耶.马.茹科夫编著，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