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洋案”的两难处境： 处理警员，警愤；不处理，民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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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年孙志刚事件，因涉事警员被处理，广东警队一度变相罢工，折射警界抱团意识之强。这也是此次雷洋事件案发后，警界新媒体一边倒地为涉事警员开脱的原因。

　　而此次雷洋事件被卷入的，不是寻常警队，而是北京警队。局势之严峻，不难想象。高层不敢小觑，不惜拿政治纪律做杀手锏，严控警界新媒体，防止反弹。但即便如此，涉事警员所属的海淀警方，仍一度以官方微博曲笔表达其不平之鸣。可见警愤之暗潮汹涌。

　　雷洋事件极其恶劣，激怒整个的主流社会，不分体制内外，同声讨伐。不处理不能平民愤。但问题是，不得不处理，却不可避免地要激起警愤，尤其皇城根下的北京警队之愤。左右都是难题，左右都是险境。

　　就目前局势来看，高层可能早下决心，不惜冒犯警愤，也不能冒犯民愤。6月1日，北京检方宣布，对雷洋案五名涉事警员立案侦查。这显然出自高层的铁腕推动。在民愤跟警愤的较量中，民愤取得了暂时的胜利。

　　但这不值得欢呼，因为这是危险的胜利。它只靠高层铁腕，即高层的政治决定。必须等到民愤翻江倒海，局势到了危急时刻，政治决定才能启动，民愤才暂时压倒警愤。这整个过程中，看不到作为第三方的北京检方的主动介入，看不到法治力量的主动介入。整个过程都是政治过程，不是法治过程，法治始终沉睡。即便现在启动所谓法律程序，也无非最高权力的直接驱动，实际上仍是政治，而非法治。这才是最大危险所在，也是最大悲哀所在。

　　雷洋事件属于典型的官民冲突。在没有第三方权威机制（独立检察官制度）的中国，类似冲突一旦发生，大致有两种可能的走向：一种是，如果当事一方是无权无势的普通百姓，则纵然舆论喧嚣，最终仍会办成“铁案”，警方完胜。另一种是警方运气不好，碰到的对手有身份，属于主流社会的一分子，这时情况就要起变化了。主流社会的集体愤怒，会导致民愤井喷，而警界也会被激发起来，同仇敌忾，形成两大对峙的集团。因为不能诉诸公共程序，没有超然独立的公共权威来仲裁，也就没有任何缓冲空间。民愤和警愤就会直接相撞，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直至最后一刻，终于惊动最高权力。最高权力面对无可挽回的民意，不得不妥协，铁腕弹压负有直接责任的基层警员，平息事态。但纵然事态侥幸平息，这时已经消耗了巨大的社会成本。

　　这方面最早的案例，是十三年前广州的孙志刚事件。被警方强制收容的孙志刚如果是一个普通民工，大概会死无葬身之地。但不幸中的万幸是，他是一个大学生，这就激怒了整个主流社会，巨大舆论压力之下，不得不由高层出面摆平，惩办了几个涉事警员，同时宣布废除早已人神共愤的收容遣送制度。今天的雷洋事件，其爆发机制与孙志刚事件如出一辙。足见十三年过去，中国法治毫无进步。

　　这就是一元体制的困境。没有第三方权威机制来仲裁，权力是唯一的仲裁者，一般官民冲突还可以应付，但当雷洋这样的极端事件，超出主流社会的容忍极限时，权力仲裁就必然险状环生：主流社会众怒难犯，不得不让步。但体制内同样众怒难犯，而高层的权力基础主要就在体制内，如果对主流社会实质让步，则必然遭遇体制内反弹，损害高层在体制内的权力基础。这其实就是权力体系内部的互相绑架。绑架之下，彼此都对对方负有义务，下层对高层负有效忠的义务，高层对下层负有保护的义务。在这种反向制约之下，高层再怎么铁腕，其选择空间其实也是不多的，纵然以法律之名，实质上也还是属于舆情应对，属于维稳策略，归根结底属于政治，跟法治没有太大关系。因而也就难有公平公正，对社会难有说服力。

　　要告别这样的危局，唯一的选择，可能还是老生常谈的法治，及一整套的第三方权威机制。这里的法治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当下，一是长远。就当下言，法治即意味着：法律程序一经启动，则必须完全独立运行，杜绝一切政治干预。即从政治过程转变为法律过程，求得法律上的最大透明，最大公正。这点坊间已经有很多人谈到，已经有很多人呼吁，对被立案侦查的五名涉事警员，也要充分维护其应有权利，尤其要充分尊重其辩护权。唯其如此，始能避免更大争议，在民愤和警愤之间求得均衡。就长远言，本义的法治，无疑依托于整个的宪政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