侠客岛：为什么总是语文教材惹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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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语文教材又火了。

　　有网友称北京地区课改所用的语文课本中竟包含《上帝创造宇宙》这篇来自于《圣经》的章节，并认为语文教材收录《圣经》涉嫌违反教育法关于“国家实行教育与宗教相分离”的规定。

　　尽管这部课本的出版时间是在十年前，出版社也已澄清本意是希望学生可以开阔一下视野，了解西方名著中的神话故事，但面对汹汹民意，出版社还是决定将该内容删除。

　　争议

　　事实上，近年来，围绕语文教材的争议一直没停过。

　　最典型的，是鲁迅的“去留问题”。
　　2013年，鲁迅的《风筝》从人教版七年级语文教材中删除，经媒体曝光后引发轩然大波。有人认为这是鲁迅逐步从教材中消失的信号，甚至认为这是鲁迅的文章不为时代所容的表现。

　　但事实是，鲁迅在课本中的地位依然举足轻重。即便删掉一篇文章，鲁迅仍然是文章被收入教材数量最多的现当代作家。而就《风筝》本身来说，不少在教学第一线的老师都认为这篇文章需要放在特定的历史环境里去理解，对于初一的学生来说，多少有些强人所难。

　　但这并不能打消大家的疑虑。由于鲁迅在中国文学史甚至革命史中特殊的地位，只要涉及鲁迅文章的增减，都会引起一阵“告别鲁迅”的担忧——或者欢呼。

　　教材的“去革命化”，是几年来争论的另一大焦点。

　　2005年，上海某一版本的小学教材删去了“狼牙山五壮士”、代之以“飞人”刘翔。有人质疑，我们这个时代为什么容不得“五壮士”这样的英雄？2015年底，网上盛传毛泽东、雷锋、黄继光等革命领袖和英雄人物从中小学教材中悉数删去，一时又是人言滔滔，逼得教育部不得不出来辟谣：教材里，这些英雄事迹，都还在！

　　与“去革命化”多少有些相关的，是对教材“西化”的指责。

　　不久前在网上流传的一篇文章，极其认真地“考据”起语文教材，找到了不少小学语文课本“崇洋媚外”、“贬低中国人”的“证据”。“教育部进了内奸！”的耸动标题，一时刷爆朋友圈。

　　而另一方面，在一周前发布的语文出版社版中小学教材中，古诗文等“传统文化”所占比重大幅增加——在小学课本中约占三成，在中学课本中约占四成。

　　这样宣传传统文化，网友们该满意了吧？

　　不然。这套改版的教材依然遭到了很多人的批判。因为删掉了《南京大屠杀》这篇课文，语文版教材被指“忘记历史”。后来虽然辟谣——不是删掉，而是用另一篇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文章替换，网友们依然质疑不断。不知是不是迫于压力，语文出版社最后将两篇南京大屠杀的文章全都保留下来。

　　还有，由于认为《鲁提辖拳打镇关西》宣传暴力，与现代和谐社会导向不符，语文出版社将其替换为了不宣扬打架、只宣扬智取的《智取生辰纲》，又被网友们嘲弄一番。

　　语文教材改来改去，为什么总是“费力不讨好”？

　　认同

　　中国人说“文以载道”，语文教育从来就不是教学生语言和文字那样简单。从传统社会里教授四书五经，到革命年代的老三篇，再到和平年代的杂糅了革命、改革、古典、现代等诸多话语，语文课本从来就是一个“教化”的工具。

　　回忆一下小学课本，你是否还记得，有篇课文叫《我们的祖国多么广大》，有篇课文叫《日月潭》，还有《燕子飞回来了》、《倔强的小红军》、《一夜的工作》（当暴露了年龄Orz）……这些课文当然都是教你识字的，但在识字之外，它们分别介绍了国家的地理、疆域、社会发展，还有历史故事与杰出人物。语文教育很像是一颗种子，从语言文字生发出整个人文教育的视野。

　　实际上，语文教材给孩子们打开了一个广阔的世界。而对于很多身处“老少边穷”地区的孩子们来说，这甚至是他们认识世界的唯一窗口。岛叔到现在还记得，小学时学到一篇课文，讲宋庆龄请小朋友们吃奶油蛋糕。这个蛋糕是斯里兰卡总理送给她的，上面有一个奶油做的寿桃（暴露年龄again）。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构成了岛叔对美好食物与美好生活的想象。

　　语文课是语文课，但它同时也是地理课、历史课，是“思想道德”课。在课文的叙述中，懵懂的你逐渐建立起对这个国家的基本认识，也渐渐明白什么是美丑善恶。

　　说得夸张一点，小学课本的编者与作者们其实充当了“思想立法者”的角色。他们的工作就是让你一边认字、学说话，一边让你明白生活的规则与秩序是什么，而你又应该选择怎样的生活。从这个角度来说，语文教育是真正的“启蒙教育”，影响着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价值观。

　　换句话说，语文教育的作用之一，就是凝聚基本的社会共识，建立起关于“共同体”的认同。

　　岛叔相信，无论是大兴安岭、长江两岸、还是海南岛的小朋友，当他们都坐在教室里朗读《我们的祖国多么广大》这篇课文时，那让他们感到骄傲的，是同一个“祖国”。

　　除此之外，语文教育当然也是最基本的审美教育。

　　这一特点，在中学课本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当这颗人文教育的种子发芽成长，长出历史、地理、哲学等课程之后，语文教育的重点，则转向文字之美与人性之美。通过欣赏鲁迅的犀利冷峻、老舍的丝丝入扣，还是欧亨利的图穷匕见、莫泊桑的一针见血，我们在进一步加深对历史、对社会的认识时，也开始注意到语言叙述本身的魅力，以及其背后的更深远的意蕴。

　　而你后来会发现，秩序、共识与审美，其实就是“文化”与“意识形态”。这就是所谓的“文章教化”。

　　话语权

　　明白了语文教育的作用，争论的深层原因也就不言自明了——本质上就是不同的价值观与意识形态之争。任何一种社会理想，都要依靠教育“开启民智”、“培养新人”，从而实现对社会的根本改造。语文教育对人的塑造作用既然这么大，各种意识形态当然要不遗余力地争夺在教材中的话语权。

　　所以，这些年社会舆论对语文教材的争议，背后都折射了中国纷繁复杂的思想状态。在互联网民主时代，每个人都希望凸显个性、表达意见，无论有理还会没理，用怀疑来表达对现有秩序的反抗，解构多，建设少，这也是一种新时代的常态。这也让承担“凝聚共识”的语文教材“众口难调”，怎么改都有挑剔的理由。

　　而不同于数学、外语等科目，语文这东西，恰恰又是大家都可以说几句、发表点意见的领域。君不见，每年高考之后，语文作文题目永远是最热议的话题。

　　所以，作为教材的编辑者还是要有点定力，不能听风是风，左右摇摆。既然是为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价值观定准，那就要有一定的超脱立场，寻找最大的价值公约数。

　　很简单，无论是批判杂文还是革命文学，无论是旖旎诗歌还是小资独白，真、善、美，便是语文教材的“最大公约数”。《我们的祖国多么广大》，这是真；《倔强的小八路》，这是善；《燕子飞回来了》，这是美。

　　语文教材当然可以收录西方的故事，介绍西方的文化。中国历来兼收并蓄海纳百川，同时也有作为一个国家和民族屹立于世界的谦卑和客观。只是，介绍西方文化，一定要以“真”为前提。类似于《爱迪生救妈妈》这种中国人杜撰的外国故事，“为赋新词强说愁”，收进课本恐怕是贻笑大方了。

　　而关于语文课本中革命叙事的问题，聚讼尤多。这背后更多的是某些群体对现有政权合法性以及革命话语体系的质疑。不可否认，语文教材也要与时俱进，有些革命话语因为有太多的宣传痕迹而显得不够真实，但这并不必然意味着“告别革命”。伟大革命者高尚的品格，他们的智慧与勇气，他们的奉献与担当，恰恰是“真善美”的体现。无论你喜不喜欢，这些革命者的故事，回答的正是我们这个国家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