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的逻辑：通向未来之路

苏小草sxc

同一的逻辑：通向未来之路
                   文\苏小草


‘人人平等’的精神信仰和‘人人自由’的精神追求是人类社会发展与进步的逻辑本体，否定前者则无道，否定后者则缺德。在一个等级森严的‘官本位’价值伦理体系中，不存在任何本真的道德，颠倒逻辑、本末倒置，其‘仁义道德’的标榜，无非是充当包藏祸心的驭权工具，制造虚伪狡诈的人格与人间的罪恶。这就好比一个天平，阙失了支点，砝码不再具有本真的意义，公平与正义随之无从谈起。‘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处其厚不居其薄，处其实不居其华，故去彼取此。’（《道德经》）玄同之于平等，玄德之于自由，夫道者，忠信之厚而安之基也。当今中国，倘若不着力于割除专制文化，走向现代文明，必然最终导致腐朽溃败、一败涂地；当今中国，倘若不着力于抛弃专制政治，走向民主法治，必然最终招致丧权辱国、分崩离析。

世界著名科学家‘相对论’创始人爱因斯坦说过，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的，它们是古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以及通过系统试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形式逻辑是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发明的，它是一种建立在经验概念或条件范畴的语言载体之上，通过归纳、分析，总结、提炼，推导出事物存在形式的相对‘一致性’规律，并应用实验的方法进行实证的一种思维方法。它一经诞生，经过漫长的历史变迁，2000年后，在17、18世纪的英国人弗兰西斯·培根、德国人康德及莱布尼兹的完善与发展下，终成西方世界公认的传统思维逻辑。亚里士多德与中国先秦的孟子（前390—前305）是同时代的人。在此之前约百年，中国的墨子（约前480—前420）就创立了‘墨辩逻辑’，并发展和完善于战国后期的韩非子（约前280—前233），我们称之为‘韩氏逻辑’。也就是说，东方‘墨辩逻辑’的创生早于西方的‘亚氏逻辑’约一个世纪，而对前人发现进行系统的总结与提炼，并形成较完善的逻辑体系，中国早于西方近20个世纪，甚至于说，直至今天，中国古人的‘韩氏逻辑’仍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韩非子是荀况（约前298—前238）的学生，荀况继承了墨子的衣钵。韩非子的伟大之处在于，明确地提出了‘道’是自然界中绝对不易的总规律，‘理’是自然界中相对变易的特殊规律，正所谓：‘万物各异理，而道尽万物之理’。他还提出，人类认知事物依赖于眼、耳等感觉器官和思维器官大脑的有机配合与联系，曰：‘天明以视（眼）、天聪以听（耳）、天智以思虑（大脑）’，并进一步总结、归纳出实践认知的逻辑概念‘缘理从事’，遂又阐明检验认知的形式与方法是‘参验’，即超验的‘参悟之道’和经验的‘实验之法’。这与‘亚氏l逻辑’不同，‘韩氏逻辑’不仅提出了‘实验之法’，还明确了‘参悟之道’。从逻辑的发展史上看，‘参验论’不仅包涵了‘实验论’，而且远远高于‘实验论’。因为，‘实验论’只能揭示经验概念相对存在的‘一致性’逻辑形式，而无法揭示经验概念之外，绝对存在的‘不一致性’逻辑本质。也就是说，‘参验论’不仅囊括了经验‘一致’的相对真理，即‘万物各异理’，还穷尽了先验和超验‘不一致’的绝对真理，即‘道尽万物之理’。倘若说老子是世界上横贯古今‘全息逻辑学’的鼻祖，仅从‘理道分离’这一点上说，中华古人韩非子是继老子、庄子之后，对中华思想史作出杰出贡献的伟大人物之一，其在世界思想史上的地位应不逊于西方人亚里士多德，而缔造了儒学的孔丘颠倒逻辑、混淆是非‘不在道中而言道’，将‘歪理（礼）’假唱成真理，其对中国思想史的贡献毫无积极的价值与意义，完全是负值，更不用说对世界思想史有积极的贡献。

我们利用‘韩氏逻辑’可知，任何实证科学都只具有相对的科学性，不具有绝对的科学性。实证科学寻求的是事物相对存在的‘一致性’形式问题，而不是寻求事物绝对存在的‘不一致性’本质问题。宇宙中不存在两个完全相同的电子，否则，就是同一个电子；世界上不存在两个完全相同的人，否则，就是同一个人，将宇宙中的所有的电子变成同一个电子是不可能的，同样，将世界上所有的人变成同一个人也是不现实的。作为个异性的本质存在和要求，亦如‘人人平等’的精神信仰和‘人人自由’的精神追求，就存在于人类超拔的悟性之中，它是创生万物本源的先验和超验存在，是人类历史发展进步的根基，是天赋的、绝对不易的。也就是说，存在之所以存在，皆源于包罗众异的逻辑本体‘道’的绝对存在，缘理悟道，事物的绝对差（个）异性规律是切切实实存在且可以认知的，但不可能用承载‘实证科学’的形式逻辑‘理’给予概括实证，这与自然数中素数的存在规律是切切实实存在且可以认知的，但无形式逻辑载体是同一个道理。‘道法自然’，‘理’孕育于‘道’的母腹之中，它是一种相对存在，逻辑之形式，对立互补因果理，有因必有果；‘道’是个异性的绝对存在，逻辑之本体，三生万物道一体，万物之母、恒在之力。倘若有人违背这一规律，以所谓‘实证科学’的名义，无视自然法，妄图改变事物存在的绝对差（个）异性规律，不仅是徒劳的，必定会受到大自然的无情惩罚。长期以来，所有有关‘实证科学’争论，实质是人们对‘实证科学’本身是否就是‘科学’的认知之争。‘实证科学’只能检验经验概念相对‘一致性’的相对真理，不能检验先验和超验概念绝对‘不一致性’的绝对真理，它不是万能的，并不能实证一切。因此，迷信‘实证科学’同样是一种迷信。

可以看到，自从17、18世纪的德国人莱布尼兹从伏羲（先天）六十四卦长图中，发现‘二进制’数理，西方人真正的‘形式逻辑’诞生，随后的数百年，工业革命带动下的电磁技术得到应用，计算机技术开始逐步进入人们的视野，西方世界随之在思想和科技领域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与进步。‘二进制’数理是现代计算机语言的基础逻辑图式，它的分析能力无法超越人类大脑的关键因素在于，人的大脑具有超强的参悟功能，能悟出经验一致之外的‘不一致’，即‘道’的绝对存在，而计算机只能模拟经验‘一致’之内的相对存在形式，即‘理’的相对存在。现代计算机语言是一种形式逻辑语言，只具有‘不黑即白’的判断能力，不具有综合的分析能力，‘亚氏逻辑’把现代计算机语言等同于人的大脑，忽略了人类思维具有高级参悟功能的本质特征，相比之下，在这一点上，它与中国先秦的‘韩氏逻辑’存在天壤之别，孰优孰劣、不言自明。倘若我们能意识到这一点，坚守‘理道分离’原则，超越‘二进制’数理的局限，构建‘二进制’与‘三进制’的复合逻辑‘六进制’数理，并寻求到相应的物质技术支撑，就有可能制造或创生出接近人类大脑、具有综合分析能力的超级智能计算机。

不可否认，‘实验之法’是西方近现代以来，实现科技进步与创新发展最强有力的理论武器之一，它的广泛普及与运用极大地推动了近现代西方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的全面发展与进步，并导致以儒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明的急促、全面瓦解与溃败。‘参验之法’是中国古代先哲为推动人类文明的发展与进步，在人类思维领域取得的无与伦比的杰出成就。然而，它虽早于西方20个世纪形成了较完整的理论体系构建，但在中国这块神奇的土地上，不仅未得到广泛的普及与应用，还长期受到蒙垢与贬损，这直接导致了近现代以来东方文明全面落后于西方。

中华民族总是与真理失之交臂，总是视瑰宝为垃圾、视垃圾为瑰宝，冰火两重天、可悲可叹！究其根本原因，中华民族在追名逐利、不学无术孔儒们的裹挟下，误入了伪文化，即儒文化打造的千年迷途，并一头栽进伪学（儒学）的泥潭，错过了千载难逢的伟大发现：‘参验之法’的普及与实践。而西方人恰恰相反，把握住了这一迟到的历史恩惠，两千年后的文艺复兴时期，开始完善和普及‘实验之法’，并着力吸收东方世界的精粹文明文化成果，最终在一片残垣断壁的文化版图上，构建起一座宏伟的现代文明文化工程，实现了华丽的转身。不堪回首，可以看到，这一时期之前的中国人正迷恋于儒易的‘象术之争’，并在攻讦、缠斗中消耗着有限的体能与理性。可见，中华民族近现代的全面衰落，不在于有无先进的思维逻辑，而在于儒文化为主流意识的中国，没有实践科学思维逻辑的空间与土壤。令人遗憾的是，21世纪的今天，这种现状至今都没有丝毫改变的迹象，迂腐的国人依然顽固保守惰性的思维方式与恶俗陋习，依然极力诋毁和蔑视世界先进文明文化成就，恐惧且拒绝全面融入世界现代科技、政治文明，这才是中华民族最大的可悲之处！

我们知道，在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中，逻辑思维的出现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就人类自身而言，被右脑压抑万载的左脑突然冲出重围、获得‘解放’，并在容量和质量上得到前所未有的优化与增殖，不仅弥合了过往形象思维的局限，还拓展丰腴了思维的空间。左脑从右脑的枷锁中解脱出来，预示着人类文明出现重大的转折点，自此，人类文明开始迈入一个全面发展和越升的新阶段。

经过漫长的历史沿革与变迁和苦苦的煎熬与等待，17、18世纪一个崇尚自由与理性、敬畏生命、尊重个性的新时代悄然降临人间，西方人把握住这一机遇，开拓进取、锐意创新，全面利用过往人类的一切智慧资源，着力于有效保障真理实践的空间与舞台，在短短二百年的时间里，构建和完善起现代文明所需的各项制度设施，在此之下，激发出无穷的创造力。自此，智慧的闸门被开启，西方人源源不断地创生出人类需要的各种优秀文明文化成果，并迅速占领了世界文明文化高地，有效推进了全球的现代化进程，并给整个人类做出了史无前例的巨大贡献。

令人痛心的是，面对西方文明的全面、迅速崛起，中华民族仍受困于‘天朝大国’的迂腐蒙昧、孤芳自赏之中，仍对成王败寇、血腥屠戮的历史情有独钟，不敢直面真实的自我与世界，不愿抛弃陈腐落后的思想意识和观念，不愿放弃沉重的历史包袱，勇敢地走向世界与未来。这一切皆源于，在儒文化的长期熏陶下，禁锢思想、钳制舆论，千年的极权暴政固化了人们的思维、加重了人们的愚懦，塑造了中华民族自卑又自大的‘官本位’奴性人格。这同是中华历史上，统治者们推行愚民暴政的思想基础与借口。于是，千年的悲悯‘闹剧’得以在中华大地上，循环往复地上演；于是，中华文明缜密的‘易思维’得以在历史的长河中继续无休止地沉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