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古通今：走出历史的周期律

苏小草sxc

鉴古通今：走出历史的周期律
                文\苏小草


古代臣民社会的主要特征：君主仁权臣民义责，等级伦理尊卑贵贱，此其一也；尔虞我诈争权夺利，弱肉强食成王败寇，此其二也；利出一孔舆论一律，歌功颂德粉饰太平，此其三也。只有构建在平等自由道德观基础上的道德评价机制，才能成就真正的道德，并结出博爱伦理-契约交易的美德之果；构建在等级伦理道德观基础上的道德评价机制，无论如何标榜仁义道德，也不能成就真正的道德，且不可避免地结出尊卑贵贱-权力支配或寻租的丑德之果。中国的未来和希望在于，走出古代臣民社会设置的陷阱，步入现代公民社会普世的大道：尊道贵德理直行，平等自由博爱生；民主法治人权重，公平正义司契同；星河浩瀚日月明，普世价值真道统。


（一）古代与现代：政治道德与政治伦理

亚里士多德说过，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我们知道，文化是人类活动的产物，文化有专制文化与民主文化之分，政治有古代政治与现代政治之别，一般来说，专制文化与古代政治相牵连，民主文化与现代政治相沟通。古代政治与现代政治是不同的，古代政治的政治目标旨在君权天下，构建极权体制的臣民社会，现代政治的政治目标旨在保障人权，构建民主体制的公民社会。由于古代政治与现代政治的政治目标不同，故而，政治道德与政治伦理迥然相异。

古代政治的政治道德在于坚守‘君权神授’或‘人造神’的政治信仰，实现途径是愚民颂圣、巫官造神和圣君驭权；其政治伦理在于恪守‘君权至上’或‘代君受过’的政治约定，实现途径是君权决策、巫官执行和代君受过。信守和贯彻以上政治道德与政治伦理是古代政治能够长期存在和有效运作的前提条件，也是臣民社会政治稳定和发展的基石。

在臣民社会中，作为一种坚定的政治信仰，政治道德的确立是其政治稳定的关键要素，‘一元化’的领导是绝对的、不容置疑的，否则，就可能被视作犯上作乱或大逆不道；作为一种心照不宣的政治约定，政治伦理的执行是其政治发展的要务，对于巫官而言，‘代君受过’既是一种职责，又是一种荣誉，否则，就可能被视作不识时务或无理取闹。恪守政治伦理是坚定政治道德的重要内容，政治伦理的阙失必然动摇政治道德，甚而最终导致臣民社会的基本政治架构瞬间瓦解、轰然崩溃。‘圣君’是‘巫官’创生的完美作品，‘巫官’是‘圣君’口谕的神来佳作，除非‘圣君’永远正确，‘巫官’必须代君受过，要为自己精心设计的作品负责。宦海沉浮、缘起缘落，‘巫官’的命运既是君临天下的遮阳伞又是颂圣造神的还魂丹，既是君权至上的护身符又是古代政治的牺牲品。世俗神话编造和演绎的悲惨剧情，古代政治构建的是一种‘人间天国’的政治秩序，这就是其残酷性和荒谬性之所在。

古代臣民社会的政治运行逻辑：

政治道德：愚民颂圣——巫官造神——圣君驭权
政治伦理：君权决策——巫官执行——代君受过

可以看到，‘代君受过’是古代政治的政治伦理与政治道德有机结合的必要一环，而且不可缺少，否则，其就将陷入系统性塌陷，难以良性运作。君臣如父子，‘子为父隐，臣为君隐’，‘子为父隐’是假，‘臣为君隐’是真；‘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私忠代公，古有‘忠孝不能两全’之说，它的实质内涵就是勿忘知遇之恩，并践行代君受过。在臣民社会中，作为一名臣子，倘若不掌握颂圣造神的精要就无能登临‘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显赫地位；立足于此，倘若懈怠或拒绝履行代君受过的职责，就有失基本的政治操守。这不仅是古代政治的政治道德与政治伦理的客观要求，也是古代臣民普遍认可和遵循的主流观念和道德价值伦理形态。

伴君如伴虎，在这样的社会中，放弃独立的人格与尊严不仅是官至极品、位列人臣的最大福祉，也是招致身首异处、粉身碎骨的最大祸患。失去的是人格尊严，得到的是官运亨通，失去与得到是成正比的，同样，得到与失去也是成正比的，官至极品、位列人臣就要预备随时跳进自己给自己挖下的陷阱，义无返顾地领受代君受过的苦果。这就是古代‘礼制’的精髓和要害所在。可见，古代政治的核心是巫官造神和代君受过，它演绎的实是一部由巫官文化打造的‘官本位’价值观扭曲人性、粉饰太平和毒害人间的悲剧史。在中国古代史上，巫官造神和代君受过的惊悚场面或故事层出不穷就是明证。从一定程度上说，两千多年来，中国的历史演绎的就是一部由巫官文化打造的巫术史，而且是古代政治史的精华版。

现代政治的政治道德和政治伦理是怎样的呢？现代政治的政治道德在于坚守一切政治权力皆来源于公民权利部分让渡的政治信仰，实现途径是‘一人一票’的公选制；其政治伦理在于恪守政治权力存在的惟一职能是充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政治约定，实现的途径是政治决策、执行和监督的民主化、法治化和科学化。现代政治的最大特点是构建现代公民社会，实现宪政、民主和法治以尊重和保障人权。民主长生公平，法治伸张正义，公平与正义是博爱伦理的核心内容和基本要求。公平得到长生，正义得到伸张，使整个社会始终处于积极向上、蓬勃发展的健康状态，从而能有效化解各种社会矛盾，规避周而复始的革命性灾难。古代政治的最大特点是构建臣民社会，实现君权至上、统驭和役使臣民。在臣民社会中，愚民颂圣、巫官造神，公权嚣张、等级森严，人权无法得到尊重和保障，公平与正义无从谈起，从而不断制造出各种无法调和的社会矛盾，最终酿成生灵涂炭的革命性灾难。

根据以上论述，显而易见，中国至今依然没有完全实现从古代政治向现代政治的转变，这也是我们长期落后于世界现代文明的制度根源。在国人固化的传统意识中，‘代君受过’是值得同情和赞许的，殊不知，正是由于这种潜在的心理因素，助长了‘君权’的霸道无理和无度扩张，甚而迎合了投机政客或文人掀起造神运动，实现利己目标的罪恶需要。倘若不是出于愚顽不化的无知，一定是出于不可告人的无耻，可能的结果是，颂圣造神不仅会给整个民族带来重大灾难，而且终将祸及自身。血迹斑斑的历史一再证明这一点。

颂圣造神是威权文化的产物，是古代政治的预演。在中国，‘文革’是颂圣造神的必然，是‘代君受过’的翻版，是一场彻头彻尾的人权灾难！事实上，倘若顺应历史发展潮流，融入世界现代文明，‘圣君’的存在不可怕，或是国人某种‘不可求’的福祉；可怕的是逆历史发展潮流，拒绝融入世界现代文明，图谋不轨的政客或文人掩人耳目、混淆视听，极力造‘圣君’，从而埋下难以预知的祸患。当下，颂圣不需要，造神没必要，这个世界上本来没有‘圣人’，也不存在‘人神’，收起那些无聊的‘主义’吧，平等、自由、人权，我们真正和迫切需要的是‘尊道贵德’的‘理治’。


（二）历史周期律：一个‘超级圈套’

威权崇拜意识是一种功利主义的恶念，它是人类迷失自我的产物，一个人心中有多少威权崇拜意识，就会产生多少恶念，恶念与威权崇拜意识是成正比的。威权崇拜是一种恶，而且是恶中之‘恶’，‘官本位’价值观是威权崇拜的产物，是臣民社会的主流意识，因此，臣民社会是盛产‘恶’的社会，关于这一点，任何花言巧语都是无法粉饰的。只要遵循政治正确的‘礼制’，无论怎样作恶都可以被涂抹上道德的光环。这就是儒者‘官本位’价值观的本质功用和实质内涵。

在一个儒文化为主流意识的中国，其历史发展和演变中总伴随着惨烈的人权灾难，除三百年短命的王朝盛世外，可谓：生灵涂炭、战祸连绵，人口饿毙相食、屠戮大半。为何？它只是中华历史演进中的重要一环罢了。在儒文化的长期熏陶下，宫廷黑厚、阴谋权变，文人又痞又黑；武夫又恶又狠；威权又霸又歹；愚民又弱又贱，如此，爆发人权灾难岂不是家常便饭！古有‘独夫民贼’之说，威权崇拜的结果只能是‘独夫民贼’当道，‘独夫民贼’当道的结果只能是血流成河。有怎样的文化土壤就有怎样的人文素养，有怎样的人文素养就有怎样的价值取向，与其说是‘独夫民贼’横空出世祸害天下，不如说是儒文化扭曲人性的‘官本位’价值观灾变人间。关于这一点，史实昭彰，无须赘言。我们可以分析一下，承传儒文化与爆发人权灾难的关系。

中国历史发展和演变的周期律：

儒文化——颂圣造神——威权政治——人权灾难‘文革’——政权更迭——权力重构
人权灾难‘文革’——政权更迭——权力重构——儒文化——颂圣造神——威权政治

其中，相反相成的周期性流程：

代君受过：儒文化——人权灾难‘文革’
圣像坍塌：颂圣造神——政权更迭
重塑圣像：权力重构——威权政治

从以上流程可以看出，儒文化在掀起颂圣造神运动、迎来威权政治后，必然会跌入人权灾难‘文革’的陷阱之中；颂圣造神运动在迎来威权政治、制造出人权灾难‘文革’后，必然会坠入政权更迭的激流之中；威权政治在制造出人权灾难‘文革’、实现政权更迭后，必然会陷入权力重构的漩涡之中；人权灾难‘文革’在实现政权更迭、完成权力重构后，必然会步入儒文化的回流之中；政权更迭在完成权力重构、承传儒文化后，必然会迈入颂圣造神运动的激情之中；权力重构在推崇儒文化、掀起颂圣造神运动后，必然会踏入威权政治的疯狂之中。如此，跌宕起伏、周而复始，中华民族的历史实是一个由儒文化打造的自虐和虐人型人格之群体性意识编织的‘超级圈套’。

其变现遵循的简易路径：儒者创生威权，威权强暴臣民；官逼民反，儒者再次创生威权，威权再次强暴臣民。可见，作为臣民社会主流文化的建构和承载主体，儒者既是威权的创生者又是威权的受害者；既是臣民的驯化者又是臣民的唾弃者。害人必害己，‘妖有人供，孽有人作，自作孽、不可活’，咎由自取！这一切皆来源于儒者试图将其‘官本位’价值观披上道德的光环。

21世纪的今天，中国人能否走出这个圈套，或许只有天知道。总之，只要抱住孔儒文化不放，我们独自走出这个圈套的希望很渺茫，甚而不可能，那么，历史轮回的惨烈灾难依然会不期而遇、从天而降。因此，当下，放弃一己之私，阻止和破除儒文化衍生的历史惯性应该是当务之急，否则，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或许冥冥中早已悄然注定了，任何人都无能也无力阻止。儒学的泛滥是中国融入世界现代文明的最大障碍，儒文化的传承是制造中华千古奇难的祸始，打破历史周期律必须坚决抛弃儒文化！

事实上，时下的中国，构建现代公民社会，实现宪政、民主和法治，融入世界现代文明已不再是一个需要争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必须要践行的问题。而在此之前，如何正确对待儒文化是关键要素，倘若国人无意于抛弃它，甚而将其作为主流文化弘扬，历史周期律的灾变或将再度重演，那么，对于希冀崛起于东方的中华民族而言，无疑又是一场旷古的劫难！如何正确对待儒学及儒文化？沉浸在千年的雾霾中，或许每一个人都是无辜或无耐的，然而，对于无处不在的‘雾霾’，我们可以有情，但不能虚情、滥情；可以有意，但不能恣意、假意。虚情假意、恣意滥情不只是国人的劣根性，也是儒学‘酱缸’里爬出的蛆虫。不知道时，云山雾罩、迷雾重重；知道后，海阔天空、云淡风轻，我们不能一直生活在错觉里，也不能永远生活在迷雾中。直面儒学胡言乱语制造的错觉，走出儒文化‘官本位’价值观设置的迷雾，21世纪的中国才可能有光明的未来和美好的前途。


（三）千年梦魇：告别儒家‘道统’

儒学到底是什么？可以说，它起源于一种巫官文化创制的巫术文本，既不是神学也不是人学，而是介于神学与人学之间的一种巫术文本，简称：儒术。它的本质功用是将一部分人巫化成‘神’，另一部分人巫化成‘鬼’，成神的人名曰‘圣君’或‘圣王’，成鬼的人名曰‘禽兽’或‘愚民’，而巫术师堪称‘圣人’或‘圣人徒’。

儒文化为主流意识的社会中，造‘圣君’与颂‘圣人’是须臾不可缺少的盛大演出，礼乐文化的舞台上，‘圣君’与‘圣人’狼狈为奸、互相利用。颂圣是造神的需要，造神是颂圣的要求，颂圣与造神是儒学的核心内容和基本要求，也是儒家‘道统’的价值尺度和精神实质。换句话说，作为一种巫官文化，儒家‘道统’不可能脱离颂圣与造神，否则，便会失去存在的价值与意义。颂圣的本质是舆论一律以实现造神；造神的本质是歌功颂德以愚弄百姓。儒家‘道统’的成因如下：

演变逻辑：巫术——巫官文化——儒术——儒学
社会关系：圣君（人神）——圣人（巫官）——愚民（伥鬼）
演变程序：愚民颂圣（巫官）——巫官造神（圣君）——圣君驭权
社会结构：集体主义——等级伦理——官本位——特权制度——奴隶制大同社会

作为一种世俗神话编造的巫术文本，儒学既不能上升至神学的精神境界，也不能沉淀出人学的物质基础，前者破坏逻辑的同一性规律，后者湮灭逻辑的相对一致性规律。伦理寄予天堂，天道葬送人间，逻辑颠倒、天翻地覆，故而有‘存天理，灭人欲’之说。犹如飘浮在空中的阴云，‘飞不起，沉不下’，儒者的困惑是道与理的矛盾、人与神的纠葛，实践中，你折腾我，我折腾你，精疲力竭，无以为继，最终必然导致肉体的毁灭、精神的堕落。难道不是吗？曾几何时，高唱‘盛世中华，复兴（儒）文化’正是由于我们擅于粉饰太平、愚弄百姓；弘扬‘爱国主义’正是由于我们勇于自欺欺人、渔翁得利；倡导‘N个自信’正是由于我们困于身处绝境、无地自容；坚守‘三纲五常不能变，祖宗之法不能变，特色的江山不能变’正是由于我们丧心病狂，早已堕落成人面兽心的豺狼！值此21世纪的当下，回首千年、痛定思痛，中华文明又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中华民族的命运吉凶难料。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两千多年来或更久远，中华历史演绎的实是一部由巫官文化打造的巫术史，‘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幻灭与重构是其主要特征。从儒家‘道统’的源流及其实践来看，它与世界现代文明的普世道统是背道而驰的，只能属于‘歪理邪说’，只要掉进儒学的‘酱缸’里，任何学说都会被巫化，并失去存在的价值与意义。有人说，儒学里也有很多悦耳可人的话，事实上，狡猾的骗子惯常把无底的黑暗涂抹成斑斓的画卷，否则，无能于以假乱真、蛊惑天下，这就是儒学花言巧语遮蔽下的所有秘密。

基于此，中华民族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正面临一个全面纠错和更新的过程，从‘一阴一阳谓之道’的世界观纠错更新成‘三极之道’的世界观，从阴阳‘对立统一’的方法论纠错更新成阴阳‘对立互补’的方法论，即寻回‘对立互补三极之道’全息逻辑的实践和再认识，尊道贵德理直，继而与世界现代文明接轨。告别祸国殃民的假道统，践行融入世界的真道统，这也是我批判儒家‘道统’的动因所在。逻辑并不复杂，生活需要简单，摒弃一切陈腐的思想和观念，勇敢地走向未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