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小草：语言阈限与数理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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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小草：语言阈限与数理逻辑

   
大道无痕，大爱无言，‘道就是光，光就是爱。’（《圣经》）生命是自然的，自然是永恒的，正如宇宙万物均蕴涵一定的数理逻辑图式，数理逻辑符号系统是生命万物的本质存在。面对这种客观事实，犹如一座不断打开的神谕之门，它不仅召唤我们不断接近宇宙生成万物的始源存在，而且引领我们破除各种思维惯性以开辟美好的未来。作为一种始源的存在，中华象数语言文字的构成形式与结构的展开同样遵循这一程序，它期待我们思维的不断完善以接近或达到事物本源的存在。通过它，人们能够从自我生命内部直接体验到本我之精神存在、开展和构成的奥秘活动，并汲取宇宙意识赋予的强大力量，一种富有理性的创造性力量。

中华象数语言文字是神谕的自然存在，它体现的是人类各个思维发展阶段中思维存在本体的现实状态，身置其中，我们必然听命于象数语言符号必然性的要求，听命于思维存在本身的召唤，而这种思维存在只停留在当下语境中，人们对有关数理逻辑认知的深度和广度上，并受这种思维模式的感召和支配。或者说，有怎样的数理逻辑就有怎样的思维存在，有怎样的思维存在就有怎样的思维方式，有怎样的思维方式就有怎样的语言阈限，有怎样的语言阈限就有怎样的社会现实；反过来说，社会现实受制于语言阈限，语言阈限受制于思维方式，思维方式受制于思维存在，思维存在受制于数理逻辑。因此，在社会现实中，从根本上说，语言阈限反映数理逻辑，数理逻辑决定语言阈限，数理逻辑的发展与完善是推动人类文明发展与进步的原生动力。长期以来，或许正是由于我们没有深刻认识这一点，中华民族的思维存在一直停留在低劣庸俗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中徘徊，故而被其设定的语言阈限绑架，困苦挣扎于其中难以自拔。面对近在咫尺的数理逻辑之门，甚至于我们一再耳塞目瞽不屑于推开它，失聪于它的神谕召唤，躲进自我营造的螺壳里休眠，这应该就是中华历史的发展得以长期止步不前的根源之所在。

‘一阴一阳谓之道’生成‘君子小人说’又繁衍出儒易及儒学，我们知道，儒易及儒学承载的语言阈限就是一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的生殖繁衍并非人云亦云、鹦鹉学舌的结果，而是受这种惰性思维模式的驱使，人们被迫服务其设定的语言阈限，并不辞辛苦地言说，以便得到现实所需的某种客观存在的东西，即语言失真所要求的物化物‘美食’或‘权利’。如此便是‘你给我五毛钱，我说你一句好话’的利益交换关系，这种失真语言自身的功利性要求恰好吻合了‘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本体结构。在这种思维模式的本体结构中，道与理混沌不堪、难分难解，永远是一本糊涂账，‘道’的绝对性被嫁接到了‘理’的相对性上，使‘尊道理直’的‘对立互补’关系转化成了‘悖道理曲’的‘对立统一’关系，继而打造出阳尊阴卑的等级伦理关系及阶级对立的斗争社会关系。现代民主国家政治体制的运行逻辑是这样的：道——绝对差（个）异性——三极之道（平等性）——三权分立（互制互衡），理——相对一致性——阴阳对立互补——政党轮替（和平理性）；古代专制国家政治体制的运行逻辑是这样的：理曲——绝对一致性——阴阳对立统一——政权更迭（暴力革命），悖道——相对差异性——一阴一阳之道（等级性）——极权专制。前者理直于‘尊道贵德’，后者理曲于‘悖道离德’。

事实上，现实生活中，垄断权力是通过设定语言阈限控制人们的思维方式实现的，它的实质是对语言的一种巫术运用。这种情况下，语言阈限旨在强化有利于统治需要的思维方式，正如‘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清官难断家务事’，与其言说的内容无关。君权霸道无理相竞臣民苦于争斗是这种社会绘制的真实图景。君权霸道是统驭臣民的需要，臣民争斗是巩固君权的要求，两者相互依托，相得益彰。至于霸道或争斗的是什么，或喜忧参半或各取所需，无关紧要，紧要的是永葆‘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在人们生锈的脑袋中青春常在、永不褪色。可以说，只要‘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主导人们的精神生活，一个民族只可能生活在精神的黑暗之中，不可能有任何转机。通过传承一种巫官文化打造出丛林法则的精神黑暗史，这也是‘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价值和功用所在。那么，为服务于统治需要，设定语言阈限以强化和控制人们的思维方式就成为必然，它是通过‘舆论一律’垄断话语权实现的，‘舆论一律’的主要形式是暴力语境下的一种对语言的巫术运用。

由于思维无法摆脱大脑自然的物质基础，人类的思维长期处于知觉经验的幻象之中，常常远离真实的存在。在此之下，人们总习惯于用‘对立统一’，而非‘对立互补’的抽象语言分割人与世界，这使人具有某种脱离自然或自然人化的无意识倾向。事实上，在宇宙的大背景中，时空是流转的，没有上下左右之分；生命万物的生成和存在是自然展开和开展的程序，亦没有尊卑贵贱之别。当我们沦陷于‘对立统一’的思维模式之中，预示着早已遗弃了说出‘真理’的本真语言系统，这种‘真理’，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不可能被‘二元对立’思维模式接受的那种矛盾，一种永恒存在的差异性或个异性。在‘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支配下，即使我们拥有自己的话语权，但它不是作为本我的存在而存在的，而是一种指向外部的逻辑悖论式诡辩或刻意回避事实的语言技巧。更何况，在一个意识形态作为置换话语权的政治体制中，互相冲突的修辞在官方语系中同时出现，但在实践中不能同时共存，个异价值的存在失去独立性，生命的存在意义被压缩进一个忽左忽右的思维黑洞里！成王败寇，你方唱罢我登场，一朝天子一朝臣，历史总是胜利者书写的。如此，人们的个性价值与创造精神就这样在表演文化遮蔽下的争斗中被无情和无形地扼杀了。

跳跃在礼乐文化的舞台上，中国人擅于把‘面子’视作自己的文明形象，岂不知正是虚荣的面子污秽了自己的形象；行走在大同社会的路途上，中国人也擅于把‘仁义’视作自己的高尚，岂不知正是虚假的仁义丑化了自己的高尚。可以说，在这种惯性思维模式主导下，犹如中华古易一直生存于儒易的暴虐之中，中华文明也一直苟且于儒学的造作之下，中华民族也一直生活在‘文字狱’的漩涡里。在一个意识形态漫天飞舞的社会中，人们都堕落成了一群是非不分、浑水摸鱼，苦于争斗的野蛮人。自设的牢笼，顽固不化的思维惯性，统一的思想规划出集体的行动，急功近利的发展编排出惊天动地的‘大实验’，凡此种种，铸就出昙花一现的辉煌后，一败涂地、偃旗息鼓。这正是中华民族至恶现实的真实写照和灾难源头。

中华古易创生于‘河洛八卦’，‘河洛八卦’是中华民族自己的创世神话，是中华民族的始源精神对宇宙和世界存在最根本的思考，是中华民族对自身存在意义的终极关怀，是中华民族与生俱来需要面对无尽矛盾和困苦的整体缩写。经由这些矛盾与困苦，中华民族就能达到一种永恒的福祉，获得形而上的抚慰。全人类终会意识到，事物的存在及其关系都具有同一个起源和归宿，它就存在于每一个人内心深处的‘道’场里。我们终将发现，在人与自然以及生命与宇宙的关系中，存在着一种除经验‘一致’的相对真理之外的最高真理或绝对真理，谓之曰‘道’，即‘三极之道’。生命万物都是‘道’的创造物，是‘道’本真的语言。一个丰沛灵异与活力的人类秩序，必然是一个包蓄着不同机会，相异个性闪亮自我携手迈入现代文明，创造美好生活的自由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