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清：官僚集团家族化败亡的“三大历史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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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历史是执政者弥足珍贵自勉的一面镜子，那么时间则是民众辨识忠奸善恶的一面“照妖镜”。
　　古人说过：“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如果说历史是执政者弥足珍贵自勉的一面镜子，那么时间则是民众辨识忠奸善恶的一面“照妖镜”。

　　纵观历代王朝，信义难续二代。历代开国君王，均以大义舍身取信天下，然天下大定，权及二代，却大多背弃祖辈创业之承诺，掌天下之公权为私利，毁祖宗之法、背祖宗之信、弃祖宗之义、断祖宗之根，寡恩薄义、纵容宵小、疏远忠义……以至天下熙熙，皆为利己，信义丧尽，民怨沸腾，待一人登高，万夫齐应，循环往复，概是如此。纵观几千年之农民战争史，都是一部土地革命史，是分封土地——兼并土地——分封土地的循环;纵观几千年之农民战争史，都是一部官僚兴衰史，是官僚集团兴起——发展——灭亡的循环;纵观几千年之农民战争史，都是一部农民不屈的反抗史，是天下赤民被压迫——反抗——被压迫悲惨命运的循环。一个政权的兴衰成败，始于被压迫深重的赤民，终于为所欲为的官僚，这就是黄炎培与毛泽东主席著名的窑洞对话——历史周期律，历史的教训今天犹是醒目惊心。

　　教训一：国民党之败亡是从否定其开国领袖开始的。回顾历代王朝，父慈子不孝者众，但大多不过是停尸不顾、束甲相攻，能够冒天下之大不韪，冠冕不忠不孝者鲜矣，而公然辱没先祖者更是闻所未闻，畜生跪奶尚知回报母恩，何况人乎!俗话说：“上帝欲叫其灭亡，必先使其疯狂”，有的人为了青史留虚名，不惜贪天之功、辱没先人，甚是可悲，更有人依靠消遣自己的祖先，以寻求苟且的偷安，但往往是灭亡得更快。败走大陆的蒋家王朝不就是这样吗，1924年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部分裂成对孙中山强烈不满的国民党右派和坚定拥护孙中山的国民党左派，手上沾满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鲜血的蒋介石通过政变走向前台，故意在国民党内散布诽谤诬蔑孙中山的流言蜚语，以期在国民党左、右两派之间制造分裂，然后表面秉持公正寻求两派平衡，以利于他对内实行独裁专制的法西斯统治，这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蒋的个人统治，却也加速了蒋家王朝的灭亡，其在大陆的统治终究没有迈过22年这个大限……然而凭心而论，蒋介石还不是华夏历史上最卑劣无耻之人，毕竟他政变上台后没有对与其政见不同的国母——宋庆龄下毒手，若是他听信手下之言暗杀了宋庆龄，那么他终究只能遗臭万年了。
　　教训二：国民党之败亡是从社会道德体系的崩塌开始的。自汉以来，政权之兴，兴之于儒，儒学之重，重之于道。道之以政，四海升平;礼崩乐坏，社稷倾覆。国民党时期正值中国社会传统道德体系崩塌，西方文化和生活习惯逐步影响中国的特殊时期，国民党提倡的新生活运动旨在建立一套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道德体系，但似乎收效甚微，拥有“三妻四妾” 的国民党高贵显贵们以携带年轻漂亮的女大学生为荣，中下层官员只得寻欢女同事、女下属或同事的老婆为乐，就是地主老财连自己家雇佣的长工老婆女儿都不放过……整个社会乌烟瘴气、民怨沸腾，军人在前方拼死卖命，一些官员就在后方或是欺压他们的父母，或与他们的妻子勾肩搭背，以致官兵阵前哗变之事时有发生。

　　教训三：国民党之败亡是从官僚体系的家族化开始的。“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这是爱国诗人龚自珍在封建家族政治的穷途末路发出的谏言。家族化政治是官僚集团走向衰亡的标志，是公共权力私有化的产物，它们以家族为纽带，聚集或豢养了一批大小官僚为己用，由于其“近亲化繁殖”带来先天不良的特性，所以家族化的政治往往是官僚集团走向灭亡的一个显著标志。臭名昭著的四大家族就是中国封建王朝与资本的结合物，他们只需要通过行政化手段就垄断了国家经济命脉，整个国民政府的官僚体系沦为四大家族的后院，庞大的军警队伍成为他们看家护院的帮凶，利益成为他们之间维护关系的纽带，到了国民党后期，如此上行下效，国民党基层政权也出现了严重的家族化倾向，某些部门里面的员工全部都是一家人，而且利益分配的不公又往往加大了大小官僚相互倾轧，当危机真正来临之时，那些依靠利益连接起来的集团唯作鸟兽散。家族政治为了利益的最大化，大都利令智昏，在关键时候他们甚至会舍弃那些为他们拼死效命的人，正所谓“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最后只落得众叛亲离。

　　那些曾经满怀理想的国民党人不知生为何人、死为何鬼，那些正直而富有正义的人往往对政权唯恐避之而不及，一个投机者趋之若鹜而正直之士避之不及的政权，除了让其死亡我们还能做什么，正所谓“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

　　历史总是如此惊人地相似，那些曾经进京赶考的人，如今高坐庙堂是否已然忘记赶考时的承诺，但愿我们不再重复历史的悲剧。分享毛泽东主席晚年的千古忧思，作为本文的结句，“如今天下红遍，江山靠谁守？业未竟，身躯倦，鬓已秋。你我之辈，忍将夙愿，付与东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