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煜辉：中国经济绕不过去的结：终于有人把问题说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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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2018，对于中国来讲，没有什么悬念，只有一个事，要找回丢失的人民币定价的锚。去年中期就曾经讨论过，能不能花18个月时间从根子上稳住人民币汇率愈发严重的贬值预期。现在看来，比想象的要难，时间上恐怕也要显著超出。

　　我在这个系统中也混了十好几年，以我个人过去十多年的政策经验，深知这个系统的特点：不撞南墙不回头。这样一个利益强大的系统中，想要出现一个自我意识的觉醒过程，概率极低。但凡边际条件还能够回头的话，一定会有苟且发生。这回之所以下了这么大的决心、义无反顾的来做，反过来看，恐怕一定是碰到南墙了。研究者总希望用一系列指标来探轶这个系统的临界点，往往都莫衷一是。没有什么比反证法更灵的了，因为只有开船人的态度才能真切地感受到南墙的存在。

　　2012年以来最大的变化是人民币资产的价格。虽然同是6.8的汇率，但资产价格恐怕早飙升到天上去了。上海去年中期拍的那个地王，七、八个篮球场那么大一块地拍110亿人民币，按照当时官定汇率6.7折成美元，在美国、日本、欧洲能买什么东西大家都清楚。日本东京银座核心商圈的公寓单体价格也就6万人民币/平米，在中国对等物业标的价格可能要翻个倍。

　　如果将经济分为可贸易品部门和不可贸易品部门，这实际上反映了资源在这两个部门错配已非常严重。今天中国的核心问题是不可贸易品对可贸易品的相对价格已经非常离谱，即内部实际汇率（internal real exchange rate， IRER，也就是内部非贸易品与贸易品的相对价格）大幅升值。大量的资源要素都被吸收到不可贸易部门创造泡沫（地产和金融交易繁荣），可贸易部门、有效率的部门、制造业，受到越来越严重的挤出。从而压制出口利润，侵蚀其科研能力，影响制造业的竞争力。

　　今天人民币汇率的问题事实上宣告了过去十年的金融改革路径的失败。2009年后，为了对冲经济下行的压力，中国试图“大力发展金融创新，用金融创新去引导实体经济的转型”，试图用金融自由化推动的货币宽松来降低实体经济的成本，最后却走出了个挤塌实体，动摇货币定价的负向反馈路径。

　　实验宣告失败。由此带来的金融泡沫和资产泡沫所产生的挤出成本，远远超过了降准降息和无序的金融自由化所带来的所谓融资成本的下降，最终损毁了本国货币定价（汇率）的根基，把人民币对内定价的“锚”都给丢失，这就中国所经历的过去五年，也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要义无反顾地抑制金融“炒来炒去”的繁荣，尽管前方的路可能已是“钢丝上的舞蹈”。

　　2016年7月26日,中国的宏观政策事实上发生了重大转向，政治局会议第一次提出了“抑制资产泡沫”。随后我们看到之后的宏观政策非常明确地指向两个方向：第一是快速冷却房地产部门的资产创生速度，第二是全面清理金融内部交易性资产创造的繁荣，即金融降杠杆。

　　金融去杠杆的刀锋又杀向了两个方向，一是债券泡沫，二是一二级市场联动的“资本游戏”对接的各种复杂的配资交易结构。过去青青的苹草哪最肥美，哪就是杠杠的栖身之所。臃肿的交易结构的清理所带来的压力将长时间地在金融市场中蔓延，你现在可以理解了吧，债为什么崩跌如斯，中小票为什么漫漫熊途，风格就是转化不了。

　　稳地基，还是稳增长? 2017年经济工作会议的语境虽然还是“稳中求进”，但这个稳的内涵可能已经发生了大的变化：稳地基。

　　寻找人民币对内丢失的“锚”

　　我们正在经历的是：一个泡沫收缩的时间，一个由虚回实的过程，一个重塑资产负债表、重振资产回报率的阶段。

　　这是我们认知今天正在发生的，以及未来一段时间将要发生的一切的基础。

　　下面我展开谈几点2017年市场比较担心的几个问题。

　　“楼市不拐，滞胀不止”

　　第一个问题是宏观形态的判断。从数据上看，2016年是个典型的滞胀。

　　你看工业增加值非常平，基本上就是6%附近上下0.1波动，但是价格因素却出现非常大的变化。PPI从-5状态拉倒+5，今年一季度可能会超过6， 落差有10个点以上。CPI虽然温和往上翘，幅度不高，但是大家也清楚中国CPI的弊端，它传统上不太能反映房价和与房价相关联的服务品价格的上涨。

　　你从房价看2015-2016年这波惊人地上涨，一线城市的涨幅比2013-2014年的高点要高出50%，二线城市也高出20-30%，三、四现城市基本上和2013-2014年的高点持平。所以经济中价格因素实际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经济增长的动能羸弱，这两者搭配在一起就是典型的滞胀。

　　滞胀在经济学框架中去理解，其实很简单。就是经济中存在某种非健康的力量，对经济中健康的部分、有效率的部门形成越来越大的挤出。

　　这种力量既可能是外生的，也可能是内生的。外生的比方说油价、农产品价格上涨，比方说上世纪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对西方经济的外生冲击。也可以是内生的，内生的通常讲的就是金融泡沫和资产泡沫。金融泡沫、资产泡沫对经济中的可贸易部门、制造业、有效率的产出部门，形成越来越大的挤出，经济系统中发生了严重的资源要素的错配。

　　大量的资源要素被吸收到生产率更低的不可贸易部门去制造泡沫，可贸易部门获得资源要素的成本越来越高，宏观的结果就是供给侧出现下坠，就是我们常讲的潜在增长水平下移，供给侧下坠与靠资产泡沫和金融泡沫支撑的总需求之间，向下撕裂出一感觉特别不好的正向产出缺口，这就是理论上的通货膨胀：滞胀。

　　如果从这个机制认识中国经济的话，从2011年开始，我们隐隐约约就已经进入了这种状态之中。因为从2009年开始，我们先后三次对房地产部门进行了苟且来对冲经济下行。2009年第一次，2012、2013年第二次，2015年下半年到2016年第三次，三次苟且最后做成了一个天大金融泡沫和资产泡沫。

　　为什么2016年之前这个机制的负效应没有从数据上明显地表现出来呢？是因为我们从2011年开始进入全球大宗商品和能源的周期性熊市，3-4年时间。每年中国从这个熊市中间获得数千亿美金的衰退性顺差（红利）的补贴。某种程度上中和了负向效应显性化的过程。延迟了滞胀效果的出现。

　　但是2016年不一样，需求端我们第三次对房地产部门进行苟且，供给端我们又推行政去产能、压产量。供给和需求形成明显剪刀差，这一把价格就压不住。地产苟且是源头，行政去产能相当于添了一把柴。使得这种感觉一下子从隐性到显性。

　　现在市场担心的是，2016年显性化滞胀在2017年会不会持续。

　　从内部胀的因素来看，我个人持比较乐观的态度。因为我们这一把对楼市的调控，这一把金融和资产泡沫的挤压，我感知的信息，决策异常坚决。

　　开篇我就讲过了，中国经济这回可能真是被顶到临界上了，这个体制就是不撞南墙不回头，遇到了一个绕不过去的“劫”，这个“劫”是什么？

　　就是本国货币定价的基石受到严重损毁。长时间的金融杠杆和资产泡沫膨胀将“人无贬基”的地基给泡垮了，房子有了坍塌的风险，汇率出问题了，楼市有可能成为压垮人民币汇率的最后一跟稻草。所以这一次房地产调控从做出决策到执行力和过去18年中历次房地产调控都不一样。

　　过去18年人民币一直延续着大的升值周期中，简单讲没真碰到过临界，所以我们每一次遇到经济下行时都有拿房子回头苟且的本钱，你看之前历次房地产调控，首先部委之间打嘴战就得吵半年，之后通胀真正起来了才会有一点点强硬的收缩措施出来。

　　但这一次你看，国庆节前后不到20天的时间内我们史上曾经使用过的最强硬的行政手段，第一时间全部下去，就是一竿子捅到底，彻底要把这个市场的流动性打掉，简单讲就是不让你买了，抑制货币信用向那个方向流动，抑制你这个领域的资产创造的速度。那天谁讲，央妈的年终工作会议上，领导讲这把房子还不拐头，最后一招就是把商业银行按揭全停了，不要做房贷了，全都停了。

　　我个人判断，房子实际上已经进入了“闷骚”状态，就是流动性耗散，这一把房子都到了老百姓手里，老百姓在国民经济四个部门中间又是一硬约束部门。简单讲，老百姓手里有房子就像散户买了股票一样，如果这个家庭没有失业，恒常收入还在，他一般是不会进行资产抛售清算的，尽管家庭的资产负债表在受损。

　　所以这样的一种状态，价格大家看着很平稳，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毕竟过去18年房子只涨不跌的神话，惯性极强，长程记忆深入人心，而且过去18年每次遇到经济下行风险的时候，政策都会找房子苟且来对冲，这个政策惯性给大家的印象非常强，惯性会持续。

　　但是流动性耗散的状态一定会有一个资产重估的过程。从散户的角度来讲，一年不行，一年半，一定会越来越多失忆者会从房价中往外“爬”出来。金融信用环节对于房子流动性耗散的重估可能更快，因为房子是我们金融信用投放最重要的抵押品，我们实际上每天都会要面临资产流动性耗散的评估，比方说去年的房子抵押七折贷款给出去，今年流动性耗散状态我就会考虑进去，抵押可能只能放五折的贷款，这就是金融信用的收缩。

　　一个被打入“闷骚”状态的市场，光靠长程记忆，价格能够撑多久?这可能是我们认知2017年最大的逻辑起点。“楼市不拐，滞胀不止”。复杂与简单或一念之间，顺着这个逻辑推演：我们或能在2017年见到一个胀缩切换的场景，所谓“胀若烟火、烟花易冷”，我们或能见证2016年的所谓周期复苏其实就是一场幻灭.......

　　宏观经济学有两句名言。一句是“滞胀是经济周期的回光返照”，另一句是“滞胀之后是萧条”。第一句我同意，经济通向临界的前端恐怕就是那种最糟糕的状态“滞胀”，no zuo no si。第二句我觉得倒未必，可能完全看你是否能选对一个正确的政策组合。选对了，完全有可能避免萧条，或者能很快走出萧条。

　　从内部政策选择来看，我个人感知是乐观的，因为中国现阶段胀的机制其实就是房子的“胀”。资产泡沫和金融泡沫对产业部门形成了很大的挤出，挤出了一个“胀”。如果你把房地产部门资产创造快速冷却下去，这个“胀”要形成很强的趋势就不太可能。

　　但是今年隐约最大的不安还是来自于外部：外生通胀。去年的12月份我们开年会的时候，我就讲了这个问题，最大的隐忧就是油。

　　外生通胀你控制不了。推高油价某种程度讲和川普未来全球战略利益的调整有很强的暗合性。可能是瓦解中国全球战略的一张牌。油价上去了，俄罗斯的财政和经济就会缓口气。石油国家和能源国家的经济和财政都会缓过来，和中国的离心力自然就会增强，因为我们和他们又没有什么意识形态、历史文化和价值观的认同，某种程度靠的就是过去几年商品和能源的熊市，我们收获衰退性顺差，将其转化为资本输出对外投资，然后把他们笼络在我们所设想的全球新秩序的框架内。我个人感觉川普有打这张牌的可能。唯一的制约来自美国经济对70美元以上的油价的承受能力。油如果从50上升到70以上对中国是什么样的情况？

　　如果过剩的金融资本再冲击一下中国对外依存度很高的某些农产品的话，如大豆，大豆上去了，豆粕就会涨，豆粕是猪饲料，如果和中国的猪周期形成某种共振？大家可以看一下现在的猪粮比，整个养猪业，最近几年的集中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散养率下降很大。集中度提高的产业结构更容易传导成本上升的因素。

　　输入性通胀起来，我们将非常被动，我们资产泡沫的调整刚刚开始，泡沫远没有落地，决定了产业部门ROE的恢复注定也是一个缓慢渐进的过程，经济新的动能很难很快出来，这样的组合，你的宏观政策是紧还是松，非常的尴尬，怎么办？

　　2016年的滞胀是因为我们内部对房子再次苟且出来的，2017年则可能是外部输入，使你的滞胀进一步显性、持续。

　　滞胀，金融投资做何选择，就是四个字：“关灯吃面”。权益、债无非就是谁跌的多，跌的少的问题。去年12月份以来，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股债汇三杀出现过好几回，只有一个逻辑预期在形成，不愿说出口而已。外生通胀正在往里面传输，成为我们今年投资最大的威胁。

　　找回人民币定价的“锚”？

　　第二个担心的因素就是汇率，前面我也讲了中国的经济遇到了一个绕不过去的槛，本国货币定价的基石受到长期的金融泡沫和资产泡沫的冲击损毁严重。人民币定价国内的“锚”已经丢失了。地基损毁，房子就有坍塌的风险。

　　2012以来最大的失误在于：国企不改革、财政不改革，经济中到处都是软约束的主体的条件下，金融自由化单兵突进，商业金融系统理论上存在的货币信用创造的无限性被释放了出来，这就是“洪荒之力”，金融交易性资产创造无序繁荣，资产泡沫终以冲击本国货币定价而呈现出巨大的灾难性。

　　长时间金融混乱之后，一个个能够提供收益的非实体领域的资产陆陆续续都被玩坏。期限利差被抹平，信用利差被抹平，甚至可能把流动性溢价差也要抹平，资产的风险/收益的性价比变得越来越差，同时耗损的是产业资本，一天一天地被金融资本所挤出。

　　我们试图靠体制所特有的“制度管制”来维持着这种扭曲（关门放水泡资产）。但越管制越资产荒，越荒越不进实体，大水漫灌债市和楼市，疯狂消灭一切收益率差。 当境内外利差压缩，资产价格gap裂口发散时，最后必然面对是资本外流。表象上看整个商业金融系统正在经历越来越严重的所谓资产荒，但硬币的另一面，问题的实质是本国货币定价的基石被毁掉了，正在累积越来越严重的贬值压力。

　　今天汇率和资产的严重背离已经是一种客观存在，但这个信息对于金融交易来讲已经钝化，因为无论是交易者还是政策决策者心里都特别清楚，我们实际上已经失去了让人民币汇率与资产价格快速修正偏离的时间窗口，我们已经没有办法使汇率和资产这两个变量在短时间内实现接吻，如果要短时间内接吻一定是危机反应模式，这是宏观决策者不允许的，要尽力避免的。短时间内完成收敛而不成危机基本上是没有可能的。现实中也没有办法。

　　交易者真正关注的是，如何不要让这种严重背离滑出体制控制的“轨道”，我们是不是还有这个能力，将这种严重偏离导入一种“时间换空间”的轨道之中，让时间慢慢地去熬，去找平稳地解决问题的方法。

　　2015-2016年所发生各种事件不断地冲击着交易者对于这个体制的“信任”，比方说楼市失控，房子差一点成为压垮人民币汇率的最后一根稻草；比方说金融杠杆交易的亢奋和无序繁荣，刚才徐忠局长讲到了金融系统内部杠杆的严重，2016年1-10月，银行对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净债权在2016年净增加居然达到了10万亿元以上，这个有点自杀式冲锋的味道，这种通过同业负债的方式，以期实现“弯道超车”式的资产扩张，导致了商业银行与央行之间、城商行和大型银行之间、银行和非银行机构之间，存在巨大资金裂口，只要央行略微紧缩一下流动性的投放，市场立刻就会“血溅五步”；再比方说想在国际货币市场一次性集中释放汇率贬值的压力，所有种种都有可能导致失控出轨，列车倾覆。这些都是今天我们市场所面对的重大风险。

　　偏离已经这么严重的变量怎么调？当然最简单的办法是，你如果能在国际货币市场单方面释放汇率贬值的压力，这是最省事的办法，但是现实的情况你能办到吗？中美G2格局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镜像互补”（贸易分工-金融分工）的结构，两个十万亿美金的超级经济体合在一起超过全球总量三分之一强，而且未来还会继续上升。中美两个国家像这样水乳交融和利益攸关的关系，在人类经济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即便当年日本最牛的时候。这样的结构决定了人民币和美元之间事实上仍处在一个货币同盟当中，想脱钩事实上也脱不了。

　　2016年人民币汇率逐步建立的类似于一种参考双“锚”的机制，可能会常态化，这是两个超级大国博弈下来的结果。美元和一篮子货币，谁弱，人民币和谁保持相对稳定。

　　2016年1-5月份，美元弱，人民币更多盯住美元，所以篮子货币贬值了6%，6月份以后，英国脱欧，美元逐步走强，川普出来后，美元更强，这时候人民币和美元发生了脱钩（6.5到7），但这种脱钩显然是受到货币同盟强约束的，也就是说当全球货币都对美元贬值的时候，中国必须起到掩护殿后的作用，必须走到最后面，让其他人先贬值，所以你的篮子货币就只能横爬，保持稳定，意思是什么呢？人民币和美元看上去贬值，但是人民币和其他货币要保持升值状态，这可能是另一方能够接受的底线状态。

　　当然中国最希望看到的是，美元能不能结束这种“川普式”的强势，休息一段时间。如果美元出现一波弱势的调整，人民币和美元勾在一起，能带下来，多少释放一点贬值的压力。最担心的是美元一直强，冲110，中国会很难受，因为人民币和美元是两头大象。当全球其它货币都对美元贬值的时候，你个大象怎么能抢跑道，怎么抢得过豺狼虎豹。你贬3-5%，人家一下子15%下去了，就全乱了。

　　我们也曾经想过抢跑道。2015年6月我们股灾泡沫破裂的时候，当时人民银行就已经感到汇率和资产价格有点笼不住，想调，但是当时没有政治背书，不敢回头去戳自己经济的痛点：资产泡沫和货币信用的无序扩张。想省事偷偷释放。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有811和1月4日的汇率闯关，但众所周知，这两次闯得个乱七八糟，巨大的全球外溢性反应。才有了后来的G2背后协调。这条路走不通。

　　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7月26日，政治局会议做出重大的宏观政策转向的决定，要抑制资产泡沫，撞了南墙才会回头的，我们没有路可以选了，我们只有这条路，中国只有把政策的矛头指向国内的金融泡沫和资产泡沫。只有压缩他们，才能把人民币对内的锚重新找回来，才能重新稳定我们已经快塌陷的本国货币定价的地基，这就是我们政策的选择。

　　“钢丝上的舞蹈”

　　这就引来了市场担心的第三个问题？我们既然决定了金融去杠杆，去泡沫的话，就会给金融投资带来一个困扰，我们会不会迎来系统性风险，至少一个局部，或者是某一个时间段释放的过程，这种释放会不会给风险偏好和风险溢价带来显著的冲击。

　　去年10月24日以来的债市大跌，六个交易周时间把过去两年半的债市升幅全部跌掉，套利交易结构所累积的市场脆弱性多么严重。前段时间有领导问我金融去杠杆的效果。我说，第一阶段基本达到了效果，极端不健康的“央行信仰”和“央行绑架” 被打破了，利率升上来了，套利的交易结构遑遑不可终日，恨不得赶紧脱离苦海。

　　但第二阶段才是个真正复杂的技术活，我们要在保持整个市场合理流动性、金融杠杆解构、以及更重要的是要为未来构建严厉的金融监管体系来约束影子银行的信用创造，这三者需要寻求平衡。金融杠杆解构过程，本身就是货币信用消失过程，没有紧的感觉是不可能的，没有痛苦是不可能。客观上讲，这是一场“钢丝上的舞蹈”。债券去杠杆只是金融系统杠杆清理的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后面非标的融资里还存在更为复杂的杠杆结构，比方说各种灰色的抽屉协议，比方说所谓一二级市场联动“资本游戏”对接的各种配资的交易结构，里面杠杆非常高。

　　从规律上讲，要真正打破刚性兑付、道德风险的信用文化，启动一个系统风险释放过程是回避不了。简单讲，就是要弄死几个典型，杀鸡儆猴。徐忠局长最近有个讲话，我觉得理解上是非常到位的，他说中国的金融安全不是靠“保”出来的，每当要出事时，总派出几个“白衣骑士”去灭火，把问题盖住，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以后会造成更大的问题。这就像人的亚健康状态，身体有湿毒，不能排出，总靠药物去压制，久而久之湿毒淤积会把人的任督二脉都堵死，到那时就是病入膏肓。

　　金融去杠杆去泡沫需要有排毒的过程。需要定向爆破。当然这个过程不一定发生在今年，但从规律上讲是避免不了的。

　　市场应该还有一个担心的问题。就是川普到底能做多少，能走多远？如果真正的川普执行力非常强，能落地的话，我们或将面临一个非常明确的美元的紧缩周期，这对于中国在某种程度上来讲是致命的，毕竟我们前面犯了那么大的错误，浪费了那么多时间，真正一个三十年、四十年趋势改变的力量出现的时候我们会感到非常不舒服。这个问题我不想多讲，因为我们对此很无奈。

　　我们能够做的是义无反顾地坚定地去找回我们已经丢失的“锚”，我们需要和川普去抢时间。

　　希望我们一路走好

　　最后我想谈谈我们讨论过的一些设想。有人说，我们驱动家庭部门（中产阶级）加杠杆去帮房地产去库存，来为国接盘，给未来的经济转型（投资-消费）造成多么大多么大的损害，但沉舟侧伴，历史已经翻篇，我们永远不可能设想再重新选择。的确，我们当初如果通过政府部门加杠杆帮房地产部门（企业）去库存，将库存直接转化为公共服务品（比方说公租屋）供给给家庭，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

　　但我们被一个强大的利益体系裹挟着走到了今天，怎么办？只能向前看，尽可能走好后面的路径。

　　我们应该看到，经过这一把家庭加杠杆接盘，房子库存（另一种存在的形态是地方政府的债务）都转到了居民手里，这和2013-2014年场景完全不一样，那是房子库存都积压在房地产部门手中，风险对接的是地方政府的“财政悬崖”，房子库存积压意味着形不成地方政府的各种收入，而当时支撑这个结构的是所谓的影子银行系统，高息短期的庞氏债务，每隔18个月都会有巨大的债务链断裂的压力，所以当时资产抛售价格暴跌隐患是比较大的。但现在不一样，居民是硬约束部门，这意味着楼市泡沫接下来刚性破裂的概率已经变小。老百姓手里有房子就有点像散户买了股票一样，如果这个家庭没有失业，恒常收入还在，他一般是不会进行资产抛售清算的，尽管家庭的资产负债表在受损。

　　然后可以通过结构性公共政策选择将房子变成一摩擦力很大的市场，改变这种资产的金融属性（用文件的话来讲，就是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让流动性溢价耗损在漫漫时空通道中去重估，闷骚-阴跌-财富缩水-货币消灭，这可能是给房价设计的路径归宿。

　　家庭的储蓄以及它所承载的杠杆是转移出来了，我们不能让这转移出来的部分重回房地产领域变成再次的库存堆积，也不能让它进入金融和资产交易环节去制造另外一个泡沫。

　　所以你看到当下的政策取向，抑制房地产部门的资产创造，抑制金融交易性环节的活动，显著降低金融交易的收益率，抑制债务信用创造，希望减少挤出，让产业资本roe能止跌回稳转升，倒逼并创造条件（有深度、有广度、能融资的资本市场）来支持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深度融合（权益）。

　　当然产业资本roe能更快更显著回升，光靠减少挤出还是不够的，还是要推进改革，来推动分配结构从政府向私人部门大幅度的转移。比方说财政政策要从投资转向为企业服务，为企业减负、减费，帮助企业降低成本；比方说让劳动力市场变得更加流动，提高劳动力的使用效率。

　　以上种种都是为了来重构人民币汇率稳定的基石，找回丢失的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