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新育：主体民众抛弃政权现象及其警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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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纵览2016年全球政治发展，英国脱欧和特朗普（DonaldTrump）在美国大选中横空出世，堪称最引人瞩目、最出人意料的“黑天鹅”现象，很可能给国际政治经济走势带来深刻的长期影响。总结提炼这两大“黑天鹅”现象，其最大共同点可以归纳为“主体民众抛弃政权”。在英国脱欧案例中，遭到抛弃的“政权”是欧盟这个国家联盟；在“特朗普现象”中，遭到美国传统白人中产阶级、最认同美国国家和传统美国价值观的少数族裔——亚裔（特别是华裔）大面积抛弃的是长期把持政治舞台的“建制派”，共和党和民主党皆然，而且在竞选进程中，不少抛弃者的情绪有向否定整个美国政权体制发展之势。与此类似，台湾当局马英九领导下的国民党各级政权被长期一直构成国民党基本盘的蓝营选民抛弃，以至于在这两年的台湾地区各级选举中全面崩盘，面临夺取权力上台的民进党“凌迟”。放眼更大历史跨度考察，苏联解体和哈布斯堡王朝覆亡是更加典型的“主体民众抛弃政权”现象，因为由此而解体覆灭的不仅仅是一个政党、一个跨党派政治精英集团，而是有数百年历史的实实在在的国家实体。中国大陆同样存在类似风险，总结国内外这一现象的经验教训，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一、逆向歧视导致主体民众抛弃政权

　　 何谓“主体民众”？对于一个国家（政治地区）而言，人口、经济、文化占优势的多数民族是其主体民众，这样一个多数民族通常是这个国家的创建者、主要建设者和保卫者；对于一个国家联盟而言，其骨干成员国国民构成其主体民众；对于一个执政的党派、运动等政治力量而言，在这个国家/地区不占少数且构成其传统支持者的群体构成主体民众。审视英国脱欧、苏联解体、哈布斯堡王朝灭亡、国民党土崩瓦解面对“凌迟”，以及特朗普在美国大选中异军突起，不难发现，在这些案例中，失败方和遭遇挑战方都是因为遭到了主体民众主动抛弃；而按常理来说，这些主体民众本来应该是失败方天然的、长期的支持者。

　　 在当地时间2016年6月23日举行的英国“脱欧”公投中，由于正反双方都开展了充分的宣传动员，通过脱欧表明这个欧盟支柱国家的主体民意抛弃了欧盟。分析投票情况，由于以下两个因素更有利于留欧派，脱欧派在英国全民公投中的胜利优势实际上大于统计数字所显示的约4个百分点（52%对48%），因此，可以判断，脱欧派在这次全民公投中比较充分地代表了英国、特别是英格兰的优势民意。

　　 首先，公投前夕留欧派女议员遇刺身亡，给留欧派增加了不少同情票。

　　 其次，公投当日英国各地普遍大雨滂沱，对脱欧派比对留欧派投票妨碍更大。因为留欧派多数集中在伦敦这样的大城市，而脱欧派在乡村、中小城市优势更大，留欧派集中的地方人口和投票点密集，去投票更便利；脱欧派聚居的地方人口和投票点相对稀疏，去投票没那么便利，相对较低的收入也妨碍了一些脱欧派选民在雨天出门投票。

　　 有鉴于此，此次英国全民公投通过脱欧，其意义不可低估，因为这是欧盟这个国家联盟的第三支柱国家（德、法居前两位）多数民意通过脱离联盟，而且这个国家的主体民族英格兰人赞成脱离联盟的比例还高于整体比例；换言之，是欧盟第三支柱国家及其主体民族抛弃了欧盟。在英国脱欧派胜出后，荷兰、法国、意大利等国举行脱欧公投的呼声顿时高涨，而这些国家本来都是欧共体-欧盟的骨干国家，甚至还是当初欧洲共同市场的初始发起国，更让人看到了本该是欧盟基本盘的民众对欧盟已经何其离心离德。

　　 与此相似，苏联解体，并非外力强行肢解，关键是作为30年统一俄罗斯-苏联国家创建者和支柱的俄罗斯民族主动抛弃了它，因此，苏联解体不可避免，也无法挽回。分析1991年3月17日苏联全民公决结果，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苏联被俄罗斯族抛弃的情况。

　　 在这次全民公决中，面对是否保留联盟国家的公决问题：“你认为有必要把苏联作为一个各共和国主权平等的新的联盟加以保留吗？”有9个共和国成功组织了全民公决投票，在本地社会历史文化传统、民族构成与俄罗斯-苏联主流社会相差最远的中亚五共和国，无论参加投票人数比例还是投赞成票比例都是最高的，俄罗斯联邦参加投票人数比例和投赞成票比例都远远低于中亚五共和国；在中亚五共和国中，赞成保留联盟者比例最低的恰恰是俄罗斯族人口比例最高、本地居民俄罗斯化程度最深的哈萨克共和国：

　　 （1）哈萨克共和国参加投票人数占有投票权总人数的89%，其中投赞成票者为94%，亦即其有投票权总人数的84%赞成保留联盟。
　　 （2）乌兹别克共和国参加投票人数占有投票权总人数的95%，其中投赞成票者为93.7%，亦即其有投票权总人数的89%赞成保留联盟。
　　 （3）吉尔吉斯共和国参加投票人数占有投票权总人数的92.9%，其中投赞成票者为94.5%，亦即其有投票权总人数的88%赞成保留联盟。
　　 （4）土库曼共和国参加投票人数占有投票权总人数的97.7%，其中投赞成票者为98%，亦即其有投票权总人数的96%赞成保留联盟。
　　 （5）塔吉克共和国参加投票人数占有投票权总人数的94%，其中投赞成票者为96%，亦即其有投票权总人数的90%赞成保留联盟。
　　 （6）俄罗斯联邦参加投票人数占有投票权总人数的75.4%，其中投赞成票者为71%，亦即其有投票权总人数的53.5%赞成保留联盟。[2]

　　 从上述统计数据可以看出两点：

　　 第一，俄罗斯联邦参加投票人数比例和赞成保留联盟比例都远远低于中亚各共和国，有投票权总人数中赞成保留联盟者比例只是勉强过半，比中亚各共和国低30.5-42.5个百分点。

　　 第二，在中亚各共和国中，有投票权总人数中赞成保留联盟者比例最低的是俄罗斯族人口比例最高的哈萨克共和国，该项指标比另外4个中亚共和国低4-12个百分点。俄罗斯族曾长期是哈萨克共和国第一大民族，直到1989年人口普查，哈萨克族人口比例（39.7%）才首次超越俄罗斯族人口比例（37.8%），考虑到在这次人口普查中，哈萨克共和国总人口中还有5.8%的德意志人、5.4%的乌克兰人，以及部分白俄罗斯人，该共和国斯拉夫族人口占比超过43.2%，欧裔人口占比超过49%。相比之下，在同一次人口普查结果中，乌兹别克共和国总人口中俄罗斯族占8%，吉尔吉斯共和国总人口中俄罗斯族占21.5%，土库曼共和国总人口中俄罗斯族占10%，塔吉克共和国总人口中俄罗斯族占7.6%。[3]

　　 进一步上溯历史，一个大国被创建这个国家的主体民族抛弃，在历史上并非只有苏联这个孤例，统治奥地利帝国数百年的哈布斯堡王朝最终被德意志人抛弃，就是苏联之前的典型案例。哈布斯堡家族本身就是德意志封建统治家族，也从来以德意志族为其基础。1282年，哈布斯堡家族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鲁道夫一世将奥地利分封给儿子阿尔布雷希特，奥地利由此成为哈布斯堡帝国的基干。近600年间，德意志族曾在哈布斯堡王朝的旗帜下一次次浴血奋战，把奥斯曼帝国大军进犯欧洲的狂潮挡在维也纳城墙之下，最终启动了欧洲人民的全面反攻；但到了导致哈布斯堡王朝最终覆亡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多年，原本创建、保卫、开拓、发展了奥地利国家的德意志族在心理观念上就已经普遍抛弃了哈布斯堡王室，而是更加认同、尊崇德意志帝国皇帝和俾斯麦，以至于产生了公开反对哈布斯堡王朝基本纲领、主张与德意志帝国合并的泛日耳曼民族党等政党。“一战”结束第二天（1918年11月12日），新成立的维也纳临时大会就通过决议，主张与德国联合，充分反映了原奥匈帝国境内德意志族人民的普遍意愿。而1919年4月3日奥地利共和国国民议会通过《哈布斯堡法》，没收哈布斯堡家族财产，驱逐哈布斯堡王室成员，又体现了奥地利社会对哈布斯堡王朝的厌弃何其决绝。

　　 冷战失败者苏联以解体而告终，冷战胜利者美国今天同样面临类似的问题。冷静审视2016年美国大选以及此前数年美国政治生活变动，可以看出，美国传统主体民众同样已经在类似苏联俄罗斯族、奥匈德意志族抛弃政权的道路上走出了不短的距离。

　　 美国赖以立国的是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和种族基础，WASP（白种盎格鲁-撒克逊基督徒）长期是美国社会当仁不让的中坚，爱国主义精神一向浓烈。近几十年来，有两种关于美国特性的“政治正确”说法在美国社会、乃至美国国外颇为流行，第一种说法是声称美国是一个移民之国，第二种说法是说美国特性仅仅界定于一套政治原则，即“美国信念”。然而，正如塞缪尔·亨廷顿所指出的那样，这两种说法不过是不完全的真理，即只有一半符合真实情况的说法，虽然比完全的假话更能误导他人，毕竟并非完全真实。在美国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多数美国人都不是对移民持友好态度，也不曾认为自己的国家是“移民之国”；美国不是一个移民之国，而是一个盎格鲁-新教定居者建立的定居者社会，是定居者先创建了美国，然后移民才来到美国；[4]18世纪末美国的人口爆炸主要并非吸收移民所致，而是来自本土人口异常之高的出生率。[5]美国能够顺畅地吸收大量移民，关键在于它作为“熔炉”同化移民、使新移民接受WASP文化与价值观的能力；而在所有非白人少数族裔中，总体上又以被称作“模范少数族裔”的亚裔（特别是出身儒家文化背景的中日韩越裔）最认同美国国家和传统美国价值观。

　　 早在2016年11月8日美国大选选举投票之前，笔者就曾不止一次在《21世纪经济报道》专栏等公开文章中指出，特朗普本属美国政界局外人，其政见言论几乎全方位对抗近几十年来日益扩张的“政治正确”观念，但恰恰是这些“政治不正确”言论见解为他在美国传统白人中产阶级和亚裔中赢得了广泛人气，长期把持政治舞台的共和党和民主党“建制派”在美国传统主体民众中遭到大面积唾弃。无论特朗普在这场美国多年来最无底线选战中最终胜败如何，被他打破的众多“政治正确”禁忌盖子已经无法复原了。

　　 不仅如此，美国传统主体民众抛弃“政治正确”的“建制派”趋势并非始于特朗普现象，而是几年前就开始了。2014年6月，美国国会众议院共和党领袖埃里克·坎托（EricCantor）在党内初选中败给名不见经传的经济学教授大卫·布拉特（DavidBrat），震撼美国社会。因为坎托的优势实在非常突出：从1992年起就一直担任弗吉尼亚州众议员，2001年起一直担任联邦众议员，在众议院地位仅次于议长博纳，社会各界普遍看好他将接替博纳的众议院议长职位，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犹太裔众议院议长，那次竞选经费多达150万美元，布拉特投入的经费则只有8.4万美元。而占尽优势的坎托之所以失败，关键原因就是他投票同意非法移民合法化的“梦想法案”，该法案规定，非法移民如果16岁以前进入美国，在美国连续居住至少5年，拥有高中或同等学力，在美国大学就读或服兵役满两年，而且没有犯罪记录，就可以申请取得合法身份；布拉特猛烈抨击这一法案等于向非法偷渡者颁布大赦令，从而赢得党内选民多数支持而一举掀翻政坛大佬坎托。无独有偶，加强限制非法移民同样是特朗普核心政见之一。从布拉特到特朗普，美国传统主体民众抛弃“建制派”的浪头大幅度跃升；即使2016年大选中特朗普最终败选，也并不意味着未来不会较快地涌现出新的特朗普。[6]

到目前为止，就整体而言，构成特朗普支持者主力的美国传统主体民众尚未公开大面积否定美国现行政治体系，他们否定的是“政治正确”的“建制派”政客个人及其群体，期待的是在现行政治体系下换上符合自己期望的领导人。但向否定美国现行政治体系发展的苗头已经出现，如果他们的期望没有得到满足，未来未尝没有可能如同哈布斯堡帝国德意志族、苏联末期俄罗斯族那样走向抛弃整个现行政权体系。在竞选进程中，特朗普支持者自发组建民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