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皮：中国人口，稀缺性和流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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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节前后，媒体上天天都是关于“人”的新闻。所以，免不了又琢磨起已经不想再想的人口问题。

　　中国原有的人口国策受到反对的原因原本十分简单，一是逐步深化的私有化把人口问题也私有化了，养育后代更多的依赖于私有财富，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口觉得自己有能力养育更多的后代。二是国家逐步完善的基本社会保障体系让秉持“添个孩子添碗水”的养子观念的贫民阶层也更添了生育的胆量。关键一点，如果废除了原有国策，大家都不必再缴纳罚款，节省下来的钱更是对多生的补贴，是一件皆大欢喜的事情，何乐而不为？

　　但是如此简单的理由却无法以“政治正确”的方式拿上桌面，于是乎，就被用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包装之后登上了舆论殿堂。什么老龄化了，什么失独问题了，什么国防兵源了，什么人口红利了，甚至连制造业用工短缺也成了反对国策的理由。一时间，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变成了行将人烟稀少种族灭绝的空巢之国，节制生育的国策则顺理成章变成了罪魁祸首。

　　制造业缺人和东北人口流出只是人口流动性问题。但正在被某些人有意误导为人口数量的稀缺性问题。然而，稀缺性和流动性是互不相干的两码事。

　　春运的大数据显示，东莞这个县级市超过北上广成为鸡年春节期间“最空”的城市，人口流出率高达69.26％，即平常的每十个人就有七个人在这时候离开了东莞。而同属广东的佛山以62.92％位列第二。对比之下北京(52.01%)、上海(56.76%)、广州(61.36%)、深圳(60.76%)已经是无缘金银牌了。

　　毫无疑问如众所周知，北上广深以及东莞佛山都是中国经济最为发达和活跃的地区，这和排名靠前的人口流动性形成了明显的正相关关系。但正相关关系的因素之间还有一个谁是自变量谁是因变量的因果关系问题。

　　在当今这个商品社会里，商品生产要素的流动性和流向具有明显的趋利性，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的劳动力自然也是趋利避害而动。

　　这种人口的趋利流动表现在各个方面，不同的地域间、同地域不同行业间、同行业不同工种岗位间等等。那些不能提供劳动者满意的待遇的地区、行业、岗位当然缺乏对其吸引力，人口流失就在所难免。

　　人口的积聚当然可以带动消费市场的兴旺，但首先要有能够吸引人口积聚的凝聚力，而且是相对于其它地域的较强凝聚力才行。某个地区的人口的增长是地区发展的结果而不是原始动因，也就是说自由狂放的生育本身并不能带来经济发展，这从欠发达的贫困地区并不缺人的事例可以得以佐证。

　　越是贫穷的地区社会秩序越差，是为穷山恶水出刁民。而良好的社会秩序环境是经济平稳持续发展所必须的。所谓贫穷就是收入微薄，而人口是不会流向收入微薄的贫穷混乱之地的，此地既有人口也会逐渐流失，这就是圣人之曰：“危邦不入，乱邦不居”。

　　这一点提醒执政者，不能够人为地搞城市化。把大量的农民短时间集中在一起促成城镇扩大，只能是造就一批城市贫民而已，这个偃苗助长的城市缺乏对人口的吸引力。如果积聚的贫民在这个城市里没有理想的收入而过上满意的生活，最终也会弃城而去，让城市变成空城和鬼城。

　　大数据显示了今年春节中国人口流向目的地。四川（含重庆）、湖南、湖北、河南、江西等是春运人流的主要目的地，集中于我国中西部地区。据360浏览器的抢票数据显示，在用户抢购的火车票中，终点站为湖南(12.84%)、湖北(12.50%)、河南(8.53%)、四川(7.91%)、江西(7.26%)和重庆(6.72%)等省市的车票最多。

　　春运开始至除夕购票数据显示，江西、湖南、河南、安徽、山东等省份是外出打工人群的主要来源地。其中，排名第一的江西堪称全国最“拼”省份，外出打工人数占全省总人数的7.25%。湖南列第二位，外出打工人数占比7.16%。河南（6.30%）、安徽（6.27%）、山东（6.05%）等省份紧随其后。

　　回家过年的人流量当然和劳动力输出量是正相关关系，甚至可以说基本上是成正比的。而之前被热炒的人口严重流失的东北三省加起来也只有百分之七点三六（黑龙江4.1%、辽宁1.7%、吉林1.56%）。

　　人口流出的多寡是和流出地的人口数量正相关的。就像河流的水量和水源地的水量正相关一样。显然，这种状况和之前被热炒的东北人口问题是相互矛盾的。

　　第一点，流出的人口数量多不等于流出地人口短缺，恰恰说明流出地人口众多。据相关数据，2016年上半年全国常住人口13.75亿人，常住人口超过1亿的省份有广东省，常住人口1.08亿。超过5000万的省份有10个，分别是广东、山东、河南、四川、江苏、河北、湖南、安徽、湖北、浙江。这其中既有广东江苏浙江这些打工者云集之地，也有川湘鄂豫皖这样的人口流出大省。这其中的道理就是，人口众多才有流出的基础，如川湘鄂豫皖；而吸引人口流入并逐渐定居也会导致常住人口增加，并不一定是自己生产，如欧盟开放的人口政策以及硅谷的国际化招工政策。

　　第二，人口流出的多寡和经济的升降并无关系。据统计，2016年GDP总量排名前十的分别是广东、江苏、山东、浙江、河南、湖北、四川、河北、湖南和福建。其中多数都是人口流出大省。所以，即便是东北人口流失是严重的，也不能就此和东北的经济疲软挂起钩来。否则，川湘鄂豫将会是经济衰败之重灾区了。串联起来，以东北经济疲软导出东北需要扩大人口生产进而世界第一的中国都要扩大人口生产的结论，完全是毫无逻辑的信口雌黄。

　　退一步来说，水源地的水量充沛只能带来下游河流湖泊的水量增加，而不是积聚在水源地。人口亦应如此，当一个地域的人口在外地找到了更好的谋生出路的时候，就会老乡带老乡地流出去，形成人口流失，靠增加生育新增的人口并不会固定在出生地。

　　小到一个企业，大到一个省市地区或国家，均是如此。如果企业员工持续跳槽流失使得生产经营受到影响，那么问题一定出在企业自身，这单靠拼命扩大招工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同样，一个国家如果出国谋生侨居的人很多，扩大人口生产只能是给他人做嫁衣，如现在的欧洲难民问题。

　　就业地点和居住地点以及消费地点并不一定是同一地点，尤其是在交通和通信逐渐完善和发达之后。例如，人们可以在北京上班而居住在燕京甚至是石家庄，甚至可以穿梭往返于不同的城市。这都给人口的流动性和分布带来了极大的改变。

　　在经济从不发达腾飞走向发达之时，人口流动以城市化为特征。城镇化是典型的“就业-居住-消费”同地化。但经济发达到一定程度时，又会出现逆城市化现象，就业和消费、居住呈现出分离趋势。

　　鸡年春节过后，贵州的某个贫困县包下一趟高铁送本县打工者返城务工，短暂的人口回流迅速又恢复到人口大量流出的状态。如果按照东北制造业滑坡和人口减少有关的逻辑，这个县的政府鼓励帮助本地人口外出就业的做法就不是在解决脱贫问题，而是在加剧制造贫困了。

　　人口流入对于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是利还是弊也并不是定论。因为利或者弊是主观性的价值判断，没有客观存在的利弊，结论取决于做出判断的人是谁。对于人口自身来说，当然是趋利避害而动，但对于流入地而言，原居民不同阶层就会有不同的态度。正如对待欧盟的难民政策和川普的禁穆令都会有不同的解读和相冲突的态度一样。在全球涌现出来的反全球化和反自由移民运动可以说明态度分歧是明显甚至是巨大的。川普的“禁穆令”的“漏洞”在于，他没有把高技术人口和普通蓝领加以区别对待，这样就把谷歌苹果等这样的美国王牌高科技企业都推到了自己的对立面。

　　人口流出的动因是相对的，而与人口的绝对多寡没有关系。这个相对性就是人口与资源的比例关系。城市尤其是大都市或中心城市，都是人口密集之地，但它拥有更多的资源，能够提供给人口更多的收入。所以，如果人口的增长超过了经济发展的速度，人均的增长就会落后，形成人口的相对过剩，从而导致人口的外流。

　　人口流出的大省赣湘川鄂豫等，其GDP在全国的排名并不是名落孙山的，相反河南名列第五四川湖北紧跟其后，湖南也是跻身于九个三万亿之中，而人口流入地的北京上海都无缘于前十名。但是如果计算人均数据，就可以明显看出，人均GDP靠前的依然是北京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广东这些人口流入地区，而人口外出大省湘鄂川豫分别被挤到了第十第八和十二、十三名。

　　把这个规矩拿到国际上看也是如此。所以，发达不发达厉害不厉害，看的是人均水平而不是总量，我们不要总以GDP总量世界第二且即将问鼎天下而洋洋自得，看看我们的人均收入和人均GDP数据才能真正说明问题。

　　据有关数据，2016年GDP的前十名顺序是美、中、日、德、法、英、巴西、印度、俄、意大利，这就是让很多国人骄傲的天下第二。而这GDP前十名国家人均GDP排名中国就变成了倒数第二的第九名，只是排在人口世界第二的印度之前。人均GDP中国仅有美国的七分之一，是日本的五分之一。实际上，将所有国家按照人均GDP排名的话，中国早已是名落孙山之后，排在了八九十名的差班里了。

　　而人均收入和人均GDP的低下正是因为我们拥有世界第一人口而且是素质并不高的人口。所以，中国的人口政策的基本前提和方向依然是提质控量，而不是扩大人口的粗放生产。

　　当然，“人均数据”有时候也会误导人们的思路。在讨论人均收入、人均消费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感叹自己“被富裕”了。但另一方面，把巨大的贫富分化现象放在一起考虑，同样有人在心里嘲笑人均数据把他们的收入和消费被小瞧了，富人一天的收入和消费可能是一个贫穷家庭一辈子乃至几辈子都无法企及的。如此，让富人和穷鬼们受到同一个生育政策的一刀切限制，当然不会让他们满意，他们反对生育限制的声音自然是因财大而气粗。此时，如果国家政策不能继续提供人口红利的保障，他们就会威胁以撤资于依然人口红利丰厚的地区，让你的经济发展限于减速乃至负增长。

　　制造业面临的劳力短缺根本不是一个问题，尤其不是人口问题。第一，这只能说明制造业到了加速转型时期，劳动密集型产业正在走向彻底消亡。在连农副产品都可以流水线工业化生产的时代，抱着劳动力密集模式不放就是等死。这种转型之后就是大量的失业，而不是缺人。第二，在制造业领域，以产品为对象的更新换代一直都在进行着，也就自然形成了以产品为对象的产业的元贞利亨周期。当一个产品进入到其夕阳阶段时，需要考虑的是如何退出以及如何寻找新的朝阳产品。而不是以“振兴”为口号的对过时产品及生产形式的复辟。

　　纳新就是吐故，创新就是弃旧。新，不仅仅是产品更新，也是生产技术的创新。新的技术注定是需要高技术素养的劳动力，而不是利用劳动密集型产业固有的简单劳动力。近年来各国都在提倡鼓励扶持创新，实行的效果就是吐故和弃旧，等于是加速挤出落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所拥有的简单劳动力。这个过程并不会产生对劳动人口的增量需求，相反的它让既有的人口显得更加过剩。

　　有一种自以为洞察本质的“观点”认为，无论是产品或制造产品的机器设备，都是人制造的，连自动化机器的程序也需要人来编写，最终产品也是为人口所用的。所以，对于经济来说，人口一定是多多益善的。持此观点的人认为西方发达国家开始走下坡路是因为他们的人口不行了，所以才没落。

　　这是典型的把质量和数量混为一谈的无稽之谈。他们忘记了过去落后衰败的中国本就是人口大国。联合侵华的八个国家加起来的人口也不抵大清国的“四万万五千万同胞”。在这些人眼中，似乎中国现在只要出生一个人就一定是才，殊不知现在中国每2秒就有一个婴儿出生，而每十五个新生儿中就有一个是缺陷残疾，每年仅仅是新生人口就增加一百二十万之多残疾人口。

　　这还是没有考虑因为教育低下而产生的大量的肉体健康但劳动技能低能的人群。当前，在连续多年不断的扩招之下每年考入各类高校的中学毕业生有七八百万之多，令全球为之咋舌仰止。但要考虑到中国在严格的生育限制之下连续二三十年每年有一千六七百万新生人口，也就是说，在这个科技爆炸高速发展的时代里，中国每年还有超过一半的新增人口没有机会和条件接受到经济发展所必须的高等教育。

　　有一种哲学把“人”定义为“会制造工具的动物”，这种定义不无道理。而人类制造工具的目的从一开始就是为了节约人力，减少用工。生产技术的进步就是表现在不断发明创造出越来越节约人力的高效工具。科学技术同样是在朝着这个方向在发现。而因人设事地保有劳动密集型产业是典型的退步而不是发展。

　　在商品社会时代里，所有的商品都是“泛替代性”的，包括“职位”乃至“行业”这种广义的商品。商品交易的原则就是“价高者得”，哪种产品利润空间大可以承受更高的薪资成本，哪种产品就是朝阳产品，哪个岗位、企业、行业出得起薪酬，劳动者就会涌向哪里。

　　所以，制造业根本不存在缺人问题，任何行业也都不会缺人。你看看国考的火热，看看艺考的熙熙攘攘，看看传销重镇的人流，看看夜总会里美眉林立，看看监狱里多少宁愿进去也不愿意去制造业的人……只要是人们认为有利可图之地，总是人流如织。人的流动原因就是“利诱”，“缺人”的真正含义就是缺乏对人的吸引力，也就是付不起那份待遇。非要说缺人，也只是“缺少贱人”——要求待遇低贱之人。这显然是资方单方面对支付能力低下的强词夺理的自我辩解。不过这种短缺是不可能通过鼓动生育得以弥补的，因为每一个父母都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而不是要生一个为他人提供人口红利的粗贱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