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慎坤：我依稀看到了义和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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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知道，当年的义和团在山东不是无缘无故的，没有太后或明或暗的默许操纵，义和团不可能风生水起乱我神州。

山东群众的义愤，针对的不完全是邓相超，他们打出一条横幅，上写“打倒邓贼”，后面以小字注：相超。只有邓吗？他们喊的口号也有意思：“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万岁！”都说群众愚昧，愚昧还要分出是谁领导的，颇具意味吧。

人文学者荣剑说：“山东是我老家，齐鲁文化胜地，礼仪之邦，现在则是妖孽横行，义士受辱，真是愧为山东后人！”

山东传来的消息让我依稀看到了义和团的影子。义和团虽然过去百年，但这个民族并没有深刻反思过义和团运动，许多人的思维仍然停留在百年前的黑暗时代。义和团运动起源于山东和直隶，以“练拳”为名组织起来，以攻打教堂，反洋教为诉求。

1898年10月下旬，山东冠县梨园屯拳民起义，使义和团运动迅速兴起，从山东发展到直隶，并于1900年夏进入北京天津。如果说这种极端情绪只在民间，那还不至于惹出什么大麻烦。但这股力量被背后的政治势力所利用，就迅速催生成更为可怕的政治运动。

光绪24年（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慈禧通过政变重新实行训政。但慈禧对于屡屡反抗自己意愿的光绪皇帝仍然非常不满，打算另立新君，不料各国公使都喜欢光绪的开明，联合起来反对，慈禧只得作罢。

光绪25年12月24日，慈禧召集群臣，宣布封端郡王载漪之子为皇子，再次试图废光绪，两天后，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等1,200余人发电报反对废立，称“各国有调兵干预之说。”慈禧一心要废光绪，但又被洋人打得怕了，就在此时，端郡王向其推荐了义和团，说他们刀枪不入，不畏洋枪洋炮。

义和团原本在山东声势最大，原因就是山东巡抚毓贤纵容当地义和团攻击教会，直到后来他们闯祸杀死洋人，惹的外国公使问罪，清廷才罢了毓贤的官，将其召回京城，改派袁世凯去当山东巡抚。袁到了山东后毫不留情，当地拳民纷纷逃往直隶京津一带。毓贤到了京城，到处向王公大臣们吹嘘义和团刀枪不入。

当时京城顽固派势力的代表端郡王、庄亲王和大学士徐桐如获至宝，鼓动慈禧利用义和团来对付洋人。光绪26年（1900年）5月，慈禧派军机大臣赵舒翘等前往涿州、良乡宣抚义和团。该月20日深夜，有人送了一份洋人的照会给荣禄，要求慈禧立刻归政于光绪。23日，清廷召开会议，决定对西方国家宣战。后来慈禧才发现原来那份照会是假的，是端郡王为了让自己儿子当皇帝所使的激将法，但为时已晚。

次日德国公使克林德在北京崇文门大街被杀。清军及义和团围攻东交民巷使馆及西什库教堂。25日，清廷正式下诏与各国宣战。6月起，义和团大规模进京，其强盗本性才真正暴露出来。抢教民之财物是常事，坐地卖所抢之物亦有之。在义和团的逻辑中，凡是信了教的中国人全都该杀。

1900年7月15日开始，义和团进攻聚集在宋家河的3千多名教民；3天后陈泽霖又带2,500名新军加入；到20日，义和团用炸药包炸毁围墙攻入，杀死了所有做最后抵抗的修女，然后对困在教堂中的1,000名男女老少施以焚烧，只有50人从窗口逃出；加上被陈泽霖带回北京的、被义和团卖为奴隶的、夜间逃出的，只有5百人幸存。

义和团把传教士称为“毛子”，教民称为“二毛子”，“通洋学”、“谙洋语”、“用洋货”……者依次被称为“三毛子”、“四毛子”……直到“十毛子”，统统在严厉打击之列。义和团经常随便找一家大户人家，指其“里通外国”，然后冲入家中滥杀无辜疯狂抢劫。

义和团仇视一切与洋人有关的东西，有用洋物者“必杀无赦”，甚至有“一家有一枚火柴，而八口同戮者”。由于义和团是“奉旨造反”，其威势无人能匹，他们甚至胆大到冲进紫禁城去捉拿光绪这个“头号卖国贼”，结果被慈禧骂了出去。其他大小官员，外国使节，更是不放在他们眼中。

本来洋务大臣李鸿章也是义和团的目标，不过李鸿章倒是有先见之明，提前讨了个两广总督的差事避难去了，直到后来慈禧逃出京城，下旨让李鸿章全权负责收拾残局才返京。

义和团的衰亡可以说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他们“刀枪不入”的神话在一支临时拼凑起来的约20,000人的“八国联军”面前彻底破灭了。可笑的是，八国联军已经打来了，义和团却还仍然热衷于烧教堂、杀教民。

1900年6月12日，慈禧调两广总督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办理对外交涉。18日，八国联军陷天津。20日，八国联军侵入北京。21日，慈禧与光绪帝出北京西奔逃走……这场运动最终以签订辛丑条约告终，4亿5千万中国人每人为义和团陪一两银子，同时俄国趁机占领了东北。

邹容在其著作《革命军》中说“有野蛮之革命，有文明之革命”；“野蛮之革命有破坏，无建设，横暴恣睢，知足以造成恐怖之时代，如庚子之义和团”。蔡元培在1916年说：“满洲政府，自慈禧太后下，因仇视新法之故，而仇视外人，遂有‘义和团’之役，可谓顽固矣。”

李大钊在《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中说：“时至近日，吾人所当努力者，惟在如何吸取西洋文明之长，以济吾东洋文明之穷。断不许以义和团的思想，欲以吾陈死寂灭之气象腐化世界。”

历史已经反复证明，爱国主义护卫下的暴民在真正的国难当头是不敢也不会与外敌抗争的，其邪恶的劣根性会顺势改变自己的风向，真正走向敌人刺刀的恰恰是那些平日里温和理性的人。当年的义和团一见到真正的外国军队马上作鸟兽散，而针对无辜的外国教民及其自己的同胞则是残忍无比。

如果我们愿意回过头去省视一下百年前那个同样发生着剧变的年代，无疑会对当代有所启示，并且发现历史总是有着惊人的相似。五十年前发生的一场运动，岂不是也是由上而下鼓动操纵起来的，当权者如果一昧地纵容义和团式的“自残爱国”，必然会导致一个民族失去理性，最终演变成一场新的全民浩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