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议：思想决定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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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网友对我上一篇文章的关注。我猜想，这篇文章之所以得到如此多的转载和收藏，主要是因为我再次表达了对工业4.0独到的认识，即降低因无序竞争导致的制造业资源错配成本。这里要稍稍做一个注解。旧时中国人之所以总是“三呼万岁”，并不是相信皇上可以不死，而是深信对国民财富最大的破坏力来自社会动乱与朝代更迭。后者同样是资源错配导致的。翻开历史一查，不难发现每一次中国财富的的大毁灭都伴随着社会动乱与政权更迭，而每一次中国财富的大增长都发生在错配的资源被重新正确配置之后。我想说的是，德国人将工业4.0的最终目的锁定在降低社会性、全球化的资源错配成本，与当年中国人的万岁文化是一脉相承的。

　　我们所面对的现实究竟有多么残酷，我们的未来又如何才能变得更美好，这完全取决于对现实问题的思考。所谓思想决定现实，是由人类从会思想的智人在思想大爆炸之后所走过的道理决定的。这也是唯物论的看法，而唯心论尽管在脱离现实方面注定错误，但丝毫不能因此否认思想对现实的反作用力以及错误的思想导致错误的实践结果这一更加深刻的认知。

　　改革总是首先发生在思想领域。在欧洲16世纪宗教改革之前，善男信女被告知，你只需购买赎罪券便可以得到上帝的宽恕。由此导致了腐败的教廷、贪婪的僧侣、尸位素餐的主教、纳妾的传教士等等（参见巴菲赞著《从黎明到衰落》一书）。路德挺身而出，由他发起的宗教改革奠定了欧洲不仅工业革命而且民主改革的基础。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赎罪券绝不能赦免罪过；教皇本人无权做此赦免；赦免罪过之权仅属于上帝”。假如这个“上帝”是指自然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我举双手赞成，并确信欧洲16世纪宗教改革所遵循的这一思路至今都试用。无论如何，一切改革都旨在革除决定错误现实的错误思想及其构成的精神枷锁。

　　生活中每时每刻都在重复着错误思想决定的错误现实，制造业的资源错配成本也时常在发生。那么，中国经济一笔又一笔的“L”是否意味着存在某种思想状况呢？

　　趁着新年钟声尚未敲响，我们不妨香点起来，心沉下去，一起来思考一个与宏观经济学关系密切的现实问题。看过本文之后，也许会让你相信，中国完全有能力大刀阔斧地降低宏观税负，后者的现实性与必要性近期已被论证得再清楚不过了。

　　钱学森说过：“任何学科的研究对象都是十分特定的。”社会科学同样如此。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关系，并将这一关系定义为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必相等”。美国人没有因为凯恩斯是一个外国人而排斥由他创建的宏观经济学，虚心接受并深刻诠释了这一“必相等”。

　　曾任里根总统经济顾问并对美国总统经济史做过深入研究的赫伯特-斯坦写到：“1935年，我还在读研究生，一位知名经济学家哈罗德-C-莫尔顿，当时的布鲁金斯学会会长来芝加哥大学和我们讨论萧条的起因。他是一个需求不足论者。人们没有花费全部收入，因此产品没有销量，人们也就失业了。然而，他无法解释人们没有花费的收入哪儿去了。对此，我们认为这种解释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但凯恩斯对此作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释，根本就不存在这样的一部分收入。人们在生产中获得的收入，恰好等于人们用于购买产品的收入。如果他们不愿意购买产品，他们也就没有收入，收入水平总是等于支出水平。如果他们有1万亿美元的收入，而只愿支出9000亿，那么收入就不可能是1万亿，而将少于此数，少到人们愿意全部花费水平，不会存在剩余的不花费的收入。”

　　我之所以大段引述别人的话，说明自己在做学问方面是诚实的。人是基因的传人，也是思想的传人。所谓的创新一定是建立在继承与批判之上，但你必须首先知道前人或别人是怎么说的，否则一定不是创新，而是主观臆断。将主观臆断用于实践，注定是又一次错误思想决定错误结果的旅行。治大国如烹小鲜，总是试错，怎么得了？又如何了得？前者指残酷现实，后者指走出残酷现实之路。

　　接着说。这下你该知道为什么美国不爱存钱了吧！在宏观经济学上这是完全正确的。美国经济至今依然存在收入不能全部变成支出问题的困扰，特朗普之所以要鼓励企业将海外的收入结存回流本土，答案也在于此。

　　有人或许用过去三十多年中国人拼命存钱而中国经济照样快速增长的事实来加以反驳。对此，我想说三点：一是由于储蓄率实在太高了，以至于花掉部分存款便可以成就可观的经济增长；二是由于外来的收入在变成中国的投资之后弥补了尚未花掉的部分储蓄或收入，以至于维持了收入与支出必相等或总供给与总需求必相等的格局；三是伴随房地产市场的快速发展，居民或住户储蓄增长率从2010年前便告别了之前动辄百分之二十几的增长率，如今已降至8%左右。

　　当住户储蓄增长率接近居民收入增长率时，意味着住户的储蓄率已经停滞不前。然而，这并不能说明中国拼命存钱的总体格局发生了逆转。依据央行网站提供的数据，政府存款取代了住户存款的快速增长，截止11月末的规模已达到28.64万亿，过去5年的累计增幅高达144%，是同期住户存款增幅的两倍，是同期企业存款增幅的2.34倍。

　　如果套用供给侧或收入侧的思路，上述政府存款无疑对企业存款构成了挤出效应，并且是在对经济增长的挤出效应同时发生的。企业家为什么叫苦连天，民间投资增长率为什么低位徘徊，原来如此。

　　政府存款的来源无疑是宏观税负。这没什么好争议的。更大的政府存款增加值意味着宏观税负依然在过快膨胀，在经济持续减速下行的过程中，这无疑是一种恶性循环。

　　降低宏观税负被写进了明年的中央经济工作指导方针。这是莫大的好事。我的建议有如下三条：一是绝不能满足于5千亿，而应当向2万亿甚至5万亿扩张，5万亿也不过意味着明年的财政存款实现零增长；二是要在降低宏观税负的同时积极尝试“开中法”，也就是不要让政府存款睡大觉，要让它还利于民，现在就大幅提高与老人社会走向密切相关的政府支出，因为这些钱不花就会贬值，更何况按照宏观经济学的角度看不花的钱压根就不存在；三是坚决与特朗普试图破坏世界制造业格局的行动做斗争，把降低宏观税负的努力重心放到制造业而不是马云的网上小店，只有这样才能逐步恢复民间投资。顺便说一句，民间投资增速越低，现有产能变成落后产能的速度就会加快，比重也会加大，所谓去产能就会变成一个永远无法完成的任务。

　　中国文化总是洋溢着乐观的态度，即便是其最粘稠的部分，不信就去看看《推背图》和《烧饼歌》。在新年即将来临之际，我这里只是用我自己最熟悉的方式表达了对中国经济最美好的祝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