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小草：让文人们的内心强大起来，勇于承担历史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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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小草：让文人们的内心强大起来，勇于承担历史责任


只有深入研究中国历史文化而摆正自己在世界文明中的位置，才能对中国近现代出现的各种历史事件的成因作出客观的认识和正确的判断。

大多数国人具有奴隶思维，具有奴隶思维的国人生活状态是怎样的呢？谁给我吃的我就说谁的好话，一旦吃出问题，玩命吧。一定要清楚：大多数国人对于吃喝就是命根子，只要大面积出现挨饿的，天下必大乱。中国重大的历史变故均和部分人挨饿有关，挨饿造反杀伐换主子，血腥屠戮、历史轮回，没有人想到挨饿是体制机制造成的。

我一直在思考一个大问题：上世纪60年代的‘大饥荒’饿死那么多农民，为何农民依然普遍对毛有好感呢？问过很多岁数大的农民，原来他们‘文革’中均参与过批斗相关干部，发泄了怨气。农民最解气的是惩罚直接责任人而非间接责任人，饿死的不是自己又发泄了怨气，能不对毛产生好感吗？当然会。

历经‘大饥荒’的百姓有怨气，不发动‘文革’说不定自己还没死，这国就内乱杀伐了。毛看到了这一点（加之毛有很深的农民情结），未雨绸缪，发动‘文革’，让百姓发泄不满和痛恨，这就避免了内乱杀伐。‘文革’是毛主动发起缓解民怨的谋略，规避更大的内乱杀伐；毛很智慧，以可控的代价避免了内乱杀伐。一国之主考虑的是长治久安问题，而非个别群体利益问题，所以，毛主动发动了‘文革’，牺牲部分人的利益，保全了自己打下的江山。

这就是大部分农民对毛有好感的根本原因。虽然自己没饿死，亲戚邻居饿死了，‘文革’让他们发泄了怨气，很多耀武扬威说假话的干部被批斗被狠揍了，他们认为毛让他们得到了正义。古语云：冤有头债有主。饿的走不动不会造反，缓过劲来必定伺机报复，小农意识记仇，只要找到报复对象，怨气就没了。

60年代‘大饥荒’是实行计划经济的‘浮夸风’造成的，从上到下各级干部都有责任，只不过毛不愿承担责任。毛也不能承担责任，否则，天下大乱了。很多人只看到了‘文革’的巨大破坏作用，没有看到不搞‘文革’会火山爆发。这是无视农民兄弟生命尊严的表现，和极端自私的冷血动物无异也。某些人的确需要深刻反省一下自己。

我又进一步研究毛以及他的同僚们得出上述思考和结论并确信这种说法是最符合历史事实的。

中国历史上‘大饥荒’均是实行计划经济造成的，搞计划经济养不活14亿人，搞计划经济饿死人是肯定的，人挨饿了，要么‘文革’要么内乱杀伐。当下如果搞计划经济，一旦百姓挨饿了，没有人能像毛一样搞‘文革’收放自如，中国必进入内乱杀伐期并可能延续数百年。

这次武汉疫情肯定也有很多民怨，早晚要找到出气口，千万不能歌功，否则，就难堪了。想办法让百姓找到出气口吧。毛若在世肯定有智慧解决这个问题，多读毛选吧。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道可道，非常道’，常道者，变易之理也；非常道者，不易之道也。

关于‘文革’，以下问题极其重要和关键，需要认真研究。

1、‘文革’与颂圣造神、偶像崇拜的关系。
2、‘文革’与‘浮夸风’、‘大饥荒’的关系。
3、‘文革’与‘浮夸风’、‘大饥荒’的民怨及历史责任的关系。
4、‘文革’与国际发展环境变化（中苏交恶、中美改善关系）的关系。
5、改革开放与‘文革’的关系。

近来，我深入研究‘文革’发现很多线索和秘密。毛誓言再上井冈山，自己是农民起义得天下，很怕被农民起义推翻，一不做二不休，和农民站在一起，发动‘文革’，二次革命。不当李自成只能这样做，军队里有很多农家子弟，有的家里人也被饿死了，所以，军队拥护毛的决定。

‘文革’事实上把计划经济摧毁了，因为，计划经济需要强大的基层拳力运作，‘文革’中基层拳力被极大地削弱了。那个时候，很多百姓可以做小生意，尽管不被政策允许，计划经济的破产为商品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如果没有‘文革’，各级拳力机构庞大而稳固，任何人都无能于搞商品经济，这涉及到各级官僚的切身利益。‘文革’的意义在于摧毁了这种庞大而稳固的官僚体系，为改革开放提供了重构体制的有利条件。只需要思考一个问题：各级官僚的素质是很低的，必须剥离掉一部分。

各种迹象表明，毛指定的继承人华当权也会搞改革开放，只不过部分被‘文革’打倒的人不会得到平反。

对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了解不深入，外国学者研究不了‘文革’；有苦大仇深的个人恩怨，逃出去的学者也研究不了‘文革’。后一种人自己也曾是颂圣造神的吹鼓手，惯常自我标榜和推卸责任，我对这些人嗤之以鼻，把他们的相关著作视作‘垃圾’。他们的相关著作不可信也不能信，因为，不对自己当年的言行以及影响作出批判，拒绝自我忏悔和反省，这样的著作是极其片面的。

中国自古以来的主要问题是奴才文化和奴才人格问题，而非其它问题，基于此，自我忏悔和反省是最重要的。如果拒绝自我忏悔和反省，把责任完全推卸给统治者，和古代中国一样，不会有任何改观，只能突显文人的无能无用和人格的卑劣。这样说并不是说中国近现代历史不残酷不卑鄙不肮脏，而是说这种残酷卑鄙肮脏和每一个人都有关系，特别是和文人有关。因为，文人的品质是国民性的集中体现。

所以，我致力于改变国人传统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彻底扭转这种历史文化惯性，让文人们的内心强大起来，勇于承担历史责任，从卑劣的奴性人格转化为高贵的独立人格。

我一直都是反对彻底否定毛和‘文革’的，这一点没有变也不会变，只不过又有了更深入的研究和认识。

2020/03/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