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短房：埃尔多安称总统制“战车”不可阻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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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1985年当选伊斯坦布尔市议员后，土耳其现任总统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在任何可以用投票表决来裁定的问题上可谓所向披靡：号称“土耳其选举史上第一强人”的他，自1994年起他总共参加过三届立法换届选举、三次地方选举、一次补选、两次公投、三次改制后的大选，竟无一次失败。

　　然而惟有一件事是例外：修宪。

　　修宪的执着

　　尽管自2003年首度当选总理至今，13年来他长袖善舞、软硬兼施，不遗余力地“温水煮青蛙”，将主导土耳其共和国政治生活大半个世纪的凯末尔主义梁柱拆尽，削弱得面目全非，“7.15”未遂政变的真相至今扑朔迷离，即便事实一如埃尔多安所言，这的确是一起“军方在境外势力操纵下的阴谋”，政变方的笨拙、虚弱、不堪一击，也从反面折射出被戏称为“无冕苏丹”的埃尔多安，已在土耳其树立了何等的权威和控制力，而一直扮演“凯末尔主义保护神”的军方，对埃尔多安已几乎构不成什么牵制力——其它势力就更不用说了。

　　然而惟独在一个关键问题上，埃尔多安却始终难以如愿——甚至选票也帮不了他。

　　这就是修宪。

　　为避免土耳其重现专制政体，土耳其宪法规定土耳其实行内阁制，总理由牵头组阁的政党推举，总统任期7年，由间接选举产生，不得连选连任，只是礼仪性的国家元首，并无实质权利。2007年，第二次就任总理的埃尔多安推动修宪公投，同年10月21日公投通过，总统改为直选，任期则降为5年，但可连选连任一次，这在当时就被普遍认为是他有意谋求总统之位，并未雨绸缪将总统“虚变实”的一种手段。2014年8月10日，埃尔多安在土耳其首次总统直选中当选总统，随即不断放风，称“总统权力不够”，当时观察家普遍认为，如果2015年6月立法选举中，他的正义与发展党（AKP，尽管理论上总统是“无党派”的）获得过2/3的议席，埃尔多安将推动修宪，正式改国体为总统制，从而成为实至名归的土耳其最高统治者。

　　不料由于异军突起的左翼库尔德政党——人民民主党（HDP）和比AKP更右翼、更宗教化的民族运动党（MHP）夺走大量议席，立法选举中AKP虽仍是第一大党，却自2003年以来首次丧失议会简单多数（HDP、MHP和资格最老的土耳其政党共和人民党CHP合计占据292席，超过总共550席的议会半数），非但公投无望，甚至有可能丢失组阁权，在这种情况下，老谋深算的埃尔多安只得暂时搁置修宪设立为自己量身定制的“超级总统”念头，转而把保住执政地位当作当务之急，通过强调“安全需要”、不断加大打击库尔德武装力度和渲染“稳定威胁”进行政治豪赌——赌其它反对党无法组建联合政府；赌这样一来就必然不得不在短时间内举行第二次立法选举，且AKP必能抓住这一年内的第二次机会“翻本”；赌在选举投票前土耳其一定会“出大事”，迫使选民再次“乱世思明主而非民主”，让自己在隆隆爆炸声中卷土重来。

　　果不出他意料，三大反对党间的重重矛盾导致组阁失败，当年11月土耳其再度举行大选，AKP利用国民对“安全问题”的恐惧和反对党的内讧，获得317席，再度成为单一执政党。尽管如此，由于距离触发公投所需的330席还差13席（公投的门槛是议会3/5席位的支持），埃尔多安还是难以顺利发动修宪公投。

　　在这种困局下，被称为“埃尔多安的影子”的前总理达武特奥卢（Ahmet Davutoglu）心力交瘁，于5月24日辞职，由对埃尔多安更加惟命是从的耶尔德勒姆(Binali Yildirim)接任，这在当时就被认为是埃尔多安希望给修宪“提速”的强烈信号。“7.15”政变平息之初，埃尔多安为减少自己铁腕打击异己行动可能遭遇的阻力，对争议较大的“修宪”、“宗教与世俗化”等问题暂时避而不谈，但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这不过是权宜之计。

　　10月12日，耶尔德勒姆公开表示，一个强大的总统制对土耳其的稳定至关重要，而且这“其实已是既成事实”，目前应该做的“是给予这样一个既成事实以法律的追认，并立即向这一方向采取行动”、“让议会或民众来裁决”。

　　这番表态被认为是正式吹响了土耳其修宪公投的号角。

　　为什么是现在

　　这个问题并不难解答。

　　首先，尽管2014年开始发酵的埃尔多安亲信贪腐丑闻一度令这位“准苏丹”威信下降，但通过将公众注意力转移到“库尔德问题”、“安全需要”，尤其是“7.15”之后的“借题发挥”，反对派的力量反倒更加虚弱，不是被打为“阴谋家”、“恐怖分子”、 “政变参与者”遭到排挤、清算（如被指为“黑手”、有国难回的流亡民族主义政治家葛兰Fehtullah Gulen和众多被逮捕的军方人士），就是被迫违心地喊出“支持共和国捍卫者埃尔多安”的口号（如政变后处境尴尬的三大反对党，他们一度不得不组织了支持埃尔多安、谴责“政变阴谋”的游行），如今公开喊出“我们需要一个强势总统”已不会在国内遭遇像样的阻力。

　　其次，“差13席”的尴尬有望通过拉拢同属宗教党一脉但更保守的MHP解决。

　　MHP早在去年11月第二次立法选举前就和埃尔多安眉来眼去，试图以奇货自居，一旦AKP在选举中再不能过半，就以自己手握的议席换取参与组阁的回报。不料AKP在选举中单独议席过半，MHP筹码丧失，只好作罢。“7.15”之后MHP意识到，如果不利用埃尔多安惟恐夜长梦多、不愿等到2019年下一次立法选举后再推动公投修宪的心理，将自己的40个议席“卖个好价”，拖到2019年改选，恐怕连这点资本都未必会再有，即便有也未必能换来理想的回报。

　　尽管MHP内部对是否支持总统制公投分歧很大，但即便只有半数（20席）归附，埃尔多安也可获得至少337席，从而成功突破启动公投的330席门槛。

　　第三，埃尔多安对公投如愿信心十足。

　　根据10月11日由亲政府的萨巴赫机构（Sabah）所作民调，支持修宪和总统制的受访者比例高达63%，尽管一些坚决反对修宪者指出，萨巴赫机构是亲政府的，但大多数人都承认，土耳其普通选民中支持总统制的比例很高，因为他们认定埃尔多安经济治理有术，且不希望土耳其陷入政治混乱，认为埃尔多安的强势领导有助于避免土耳其陷入混乱、不安定的泥淖。

　　正因如此，埃尔多安的亲信、司法部长波兹达格（Bekir Bozdag）才敢于在10月中旬公开表示，“2017年春季”有望举行修宪公投。

　　一些欧美分析人士曾认为，“7.15”后美欧盟国对埃尔多安和土耳其政府所施加的一系列压力，尤其对其压制异己的不满，或许会对埃尔多安的“修宪执念”构成一定牵制，但8月9日埃尔多安主动访问俄罗斯，10月10日普京回访，俄土关系继去年“11.24”土叙边界俄苏-24战机被击落事件导致“戏剧性冷冻”后不到一年，又“戏剧性升温”，埃尔多安的国际孤立大大缓和，而几个月的周旋又让他坚信，美国、欧盟投鼠忌器（前者是北约军事基地，后者则是难民潮问题），和自己最多只会是“斗而不破”，而不会真的彻底撕破脸，更何况长期“叩欧盟大门而不入”让他明白，即便对欧美竭力逢迎，所获也不过如此——既然“给脸”是五八，“不给脸”也是四十，那还犹豫什么？

　　修宪的前景

　　如前所述，埃尔多安如今已几乎排除了修宪道路上的一切障碍，通过修宪让自己这个“强势总统”名副其实，名正言顺地包揽一切大权，看来只是个时间问题，即便仍有敢于抵制的势力，如今的埃尔多安也有足够的手段和资源去应付。

　　一些分析家指出，修宪的下一步是通过进一步立法行为，让“超级大总统”的权力清晰化，包括将任免部长和其它阁员的权力由总理提名、议会批准改为由总统负责，还可能包括进一步收紧媒体、学术、文艺等方面的尺度。

　　从“7.15”之后的言论可以看出，埃尔多安其实对让土耳其更加宗教化并无太大兴趣，但党内保守派、尤其在关键时刻雪中送炭的MHP势必会借机施压，要求埃尔多安“兑现承诺”，这可能在客观上导致土耳其社会面貌的更趋保守。

　　埃尔多安能够获得国内选民的广泛支持，在选战中所向无敌，法宝一是经济增速，二是稳定和安全形势的加强，但这两大法宝近期都有些“受潮”——经济增速已连续两年有所放缓，而频频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则让公众对埃尔多安的安全承诺信任度动摇，且相当多的恐怖袭击事件也已再难用把黑锅扣到库尔德工人党（PKK）头上的老办法去化解。埃尔多安能否在2019年下一届立法选举前设法扭转这两个领域的局面，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超级总统”体制的稳定。

　　国际问题恐怕是埃尔多安最为棘手的。

　　尽管欧美总的态度恐的确是“斗而不破”，为顾忌自身战略利益而不得不对埃尔多安保持隐忍，但这种暧昧的态度会影响各领域的合作，尤其是经济与投资方面。7月中旬和9月下旬，标普和穆迪相继调低土耳其主权信用级别，前者从BB 下调至BB，比投资级低了两档，评级展望从“稳定”降至“负面”，后者则从Baa3调降至垃圾级的Ba1，唯一未调的惠誉，土耳其主权信用级别也只有投资级最低档的BBB-，评级下调是海外直投锐减的风向标和指路牌，初行总统制的土耳其急需大量支出，以安抚人心，提振经济和就业，倘外资纷纷撤退，就将面临更严重财政赤字风险，而这一切远非俄罗斯方向的收获所能弥补。

　　俄罗斯和土耳其戏剧性的言归于好，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普京和埃尔多安这两名国际实用主义政治高手的纵横捭阖，但这种“破镜重圆”很大程度上是形势的需要，是两个都不同程度被国际孤立者的“抱团取暖”，而事实上不论从历史或现实角度，土耳其和俄罗斯都是不折不扣的地缘政治对手，不论未来一段时间两国间热络到何等程度，这对从中世纪就恩怨纠结的老冤家，是很难变成真正的朋友、伙伴的——就更不用说盟友了。

　　“阿拉伯之春”中埃尔多安的“押宝”，让土耳其深陷叙利亚事务中不能自拔，也因此丧失了其一度因“零问题”睦邻政策而赢得的地缘政治优势地位，废弃和大马士革当局曾经的友好关系，转而支持反对派，甚至和“圣战者”们眉来眼去，不仅导致一系列外交和地缘政治上的麻烦，也被许多批评者认为“引狼入室”，导致土国内安全形势恶化。“7.15”后埃尔多安审时度势，开始降低对叙反对派的支持力度，并再度和大马士革当局开始接触，但由于埃尔多安念念不忘借机在库尔德问题上“揩油”，加上叙利亚问题的国际性、复杂性，此举对改善土耳其国际和地缘政治处境的作用，恐怕是有限的，10月17日伊拉克总理阿巴迪（Haider al-Abadi）重申要求以“帮助反恐”为由开入其境内的土耳其军队撤军就是一例：曾几何时，“伊斯兰国”（ISIS）在伊拉克北部攻城略地，巴格达当局迫于形势不得不对土耳其的蹊田夺牛忍气吞声，如今伊拉克战局明显改善，ISIS最后的大据点摩苏尔收复在即，阿巴迪也就变得不那么客气了。

　　至于一些分析家（如突尼斯籍著名外交家、国际问题分析家、哲学家、作家、前记者哈达德 Mezri Haddad）所担心的“伊斯坦布尔-莫斯科-德黑兰轴心”则几乎不可能成为现实：莫斯科担心伊斯坦布尔和德黑兰向外高加索和中亚地区等历史渊源地带实行“价值观输出”，而伊斯坦布尔和德黑兰则一直警惕“北极熊”对土耳其海峡通道和“温暖海洋”执着了几个世纪的觊觎，至于土耳其和伊朗之间，只要记住他们分属逊尼派和什叶派，就无需多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