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警惕中产阶层的“出走”和草根阶层的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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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观点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认为，草根阶层的很多人往往被视为“愤青”，对什么都能爆发出“非理性”的愤怒，容易被政治人物或者激进思潮所利用，成为牺牲品。但也有少数人在经历了愤怒之后，开始产生理性。这些人正是中国未来的希望。
　　提及中国的中产，郑永年指出，欧美最大的中产阶层来自最初的工薪阶层，但在中国，中产主要来自企业家和专业人士。他们的经济地位非常脆弱，也许一夜间就会沦为贫穷阶层。因而上层中产阶层，往往选择“退出”中国，移民海外，他们包括高端知识群体和财富群体。

　　草根阶层的“愤怒”

　　讨论中国社会思想意识状态，必须提及草根社会。在草根社会，总体的情况可用两个字来形容，即“愤怒”。就是说这一阶层的很多人对什么都感到愤怒，也因此往往被视为“愤青”。当然，草根社会的愤怒不仅仅存在于年轻人中间，也存在于年长者群体之中。因为是愤怒而非理性，这个群体中的很多人容易被政治人物或者激进思潮所利用，大都也倾向于成为自觉或者被动的牺牲品。

　　愤怒在任何社会都存在，只是规模和程度问题。中国处于转型期间，社会问题经常发生，社会愤怒甚于其他社会，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一般说来，因为处于愤怒之中，人们就很容易忘掉自我，忘掉了自己的利益。也因为愤怒，人们就缺少现实感，幻想着一个理想的世界，幻想着一个天堂。而左派或者自由民主派所构建的乌托邦恰恰满足了处于愤怒之中的人们的心理，他们各自选择了符合自己心理需求的“天堂”，加入了左派阵营或者自由派阵营，并摇旗呐喊。

　　草根的这种局面会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里持续下去，给中国社会变化既带来动力，也注入很大的不确定性。不过，也应当看到草根阶层中的理性希望。这个群体中，很多人在继续愤怒，但也有少数一些人在经历了一段时期的愤怒之后，开始产生理性。而这些人正是中国未来的希望。

　　从知识的生产来说，有关中国的知识可能很少来自目前的高校和研究机构中那些处于思想“被殖民”状态的思想家和理论家，而更有可能来自这个草根群体。顾名思义，草根群体生长于中国社会的底层，体验和了解着一个真实的中国社会。尽管他们也受左派和自由派教义的影响，但是一旦当他们意识到这些外来的东西并不能解释中国，更不能改造中国之后，他们拒绝思想“被殖民”。他们于是开始对中国社会的现实作理性的思考，并寻求解决问题的方式。

　　中产阶层“退出”中国社会

　　中产阶层可以说是中国社会沉默的少数。说其是少数，因为这个阶层的规模并不是很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开始出现中产阶层。到目前为止，中产阶层主要包括政府公务员、企业家、各类专业人士和一部分城乡居民。政府公务员群体非常庞大，他们是一般的社会管理者，应当和统治（执政）阶层有所区分。应当指出的是，这个群体主要是消费者，而非生产者。

　　中产阶层的主体是不同发展阶段产生的企业家和专业人士。欧美工业化进程中，最大的中产阶层群体来自最初的工薪阶层。随着技术的发展和工资的提高，他们转型成为中产阶层。但在中国，至少到目前为止，大量的工人阶级尤其是农民工还没有转型成为中产阶层。

　　从思想意识上来说，中国的中产阶层到现在为止还只是消费者，而不是生产者。一方面，他们自己还没有能力生产自己阶层所需要的知识体系。另一方面，他们也没有成为代表他们利益的知识生产者。中国目前的知识群体要么是围绕着权力转，即权力知识分子，要么是围绕着利益转，即利益知识分子。无论是左派知识分子还是自由派知识分子，大部分都处于这种状态。

　　因为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生产者，但又不能接受左派或者自由民主派，他们因此在知识层面深感不安。他们不知道中国社会的未来会怎样，他们自己的未来会怎样？但他们的经验告诉他们，他们的生存环境有问题。例如他们的经济地位非常脆弱，因为缺失有效的社会保障机制，教育、住房和生病都能够轻易改变他们的经济地位，作为今天的中产阶层或许明天就会沦落为贫穷阶层。因此，他们对自己的现状感到不确定，甚至恐惧。

　　因为恐惧，他们也会愤怒。但是，和愤青不一样，这个阶层的很多人，尤其是上层中产阶层往往选择“退出”中国社会。在任何社会，中产阶层是社会稳定的阶层基础，他们最惧怕社会的不稳定。在今天的中国，在中产阶层的眼里，各种因素都在促成社会的激进化，无论是左派和自由派的激进思潮，还是社会的愤怒化。这些年来，我们不能忽视的一个严峻问题是，随着社会的激进化，代表中国社会中上层的两个群体正在移民海外，一个是高端知识群体，一个是财富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