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冬：中国太执着GDP增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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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敢打赌，中国市民中明白GDP是什么的，一定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一大截。中国主流媒体中出现GDP的次数，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一大截。中国大小官员口中提到GDP的频率，也比他们的海外同行们高出一大截。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前三十年中，统计数据中没有GDP这么一个概念，改革开放之后，GDP和西装、邓丽君的歌一起时髦了起来。九十年代官员的升迁考核中最重要的一项指标就是地方经济增长，GDP就彻底火了。资本市场崛起后，投资者对GDP的关注更上一层楼，毕竟那是基本面，乃是经济形势的折射，盈利增长的疑似水晶球，想股市上赚钱一定要看明白GDP。

　　其实，外国央行、海外基金经理、经济分析员，对GDP增长不是太关注，因为它是一个滞后指标，要到一个季度结束再加统计数据搜集整理时间，才能有GDP数据出炉，而且此数据通常还要做几次修正。比起PMI、非农就业甚至一些产业数据，GDP增长公布，一般不影响市场走势，也就激不起资金的兴趣。海外官员们就更关心选票，关心选民关心的问题，而不是经济学家关心的问题。纵观全世界的政府、市场和人民，数中国对GDP最执着。

　　GDP统计有明显的缺陷。近来网上所传的月饼故事，很能反映GDP统计的盲点。月饼厂家用80元折让，将值100元的月饼券出售。消费者A买了月饼券，节日前送给B。B并不想吃月饼，将月饼券以30元价格卖给黄牛，黄牛以40元价钱卖给月饼券收购商，收购商再以50元卖给厂家。厂家销毁掉月饼券，无需生产即赚30元，黄牛和批发商在中介过程中各赚10元。整个过程中GDP上升了200元，送礼那位赚到人情，其他每人都赚钱，月饼券转了一圈，GDP变大了，但是生产却没有出现，对就业也没有实质性帮助。

　　GDP只是对经济总量的描述，但是对经济结构却语焉不详。GDP无法描述产值来自过剩的钢铁水泥行业，还是新型的消费，抑或创新科技投资。换种说法，光看体重，无法判断病人有没有高血糖、高血脂或高胆固醇。GDP增长也无法表现，增长动力来自生产力提高，还是政府的刺激措施，所以也就无法反映增长的可持续性，更难反映隐含的风险。

　　这些年中国政府对GDP增长的执着，某种程度上与维护社会稳定有关。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曾面临重大的下行压力，朱镕基内阁展开了经济增长“保八”的战役。其实为什么增长的底线设在百分之八上，当时并没有做过慎重的研究和论证；近几年跌破7.5%、7%也未见触发大规模的社会震荡。事实上，靠基础设施建设和靠出口拉动带来的增长，对就业的需求是完全不同的，对社会稳定的帮助自然不同。必须达到一个既定的增长目标来保持社会稳定，在笔者看来是一个似是而非的思维定式。当然如果经济彻底崩溃，社会稳定一定有问题，不过从逻辑上量化地讲，增长与就业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必然的联系。近年增长速度不断下滑，就业市场依然相对稳定，就是最好的例证。

　　关心GDP增长，不是一件坏事。中国经济在三十余载的时间里，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其高速增长堪称是一个奇迹，应该说举国上下关注GDP增长就是其中原因之一。但是一旦关注变成执着，便未必是好事了。尤其如果这种情结挟持了政策制定的程序，就一定不是好事。今天中国经济的问题是自生增长动力不足，其背后有周期性下滑的因素，还有经济转型的背景，更有体制改革的需要。GDP增长下滑是表征，政策应对不能治标不治本，更不能饮鸠止渴。为保经济增长，让地方政府大肆举债、房地产价格暴涨，或许能维持一时的增长，却对金融安定构成重大隐患，对长期稳定增长构成威胁。

　　事实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从制造业主导的经济转型为消费主导经济的国家中，还没有出现过一个能够维持4%增长的。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这个转型期，投资下滑、出口转轨是必然的，工业生产在经济中的占比不断下滑是必然的。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对应之策应该是发掘服务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刺激制造业转型，打破垄断还富于民。这些即是在供给侧寻求突破，提高增长的效率。一个效率较高的4%的GDP增长，在就业、税收、消费者福祉上甚至可能超出人为撑起来的6%的增长。

　　是时候中国改变GDP本位的经济政策架构了，与其执着GDP增长，不如关心就业和国民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