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宁：泡沫，致命的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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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1年,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教授PhilipZimbardo进行了一项有趣的研究。实验招募斯坦福大学的学生自愿参与一个模拟监狱的环境并分别扮演看守和囚犯的角色。在这一本来计划持续连续两周的实验里，心理学家原本希望能够更好地了解正常人对监狱环境的适应情况，却意外地发现了一个对日后心理学研究产生重大影响的意外成果，那就是个人在集体环境里，会做出自己在个人环境里往往难以认同的极端行为。

　　有些扮演看守的学生，对待囚犯采用了自己都难以相信的残忍的侮辱和折磨行为。与此同时，扮演囚犯的学生，也在实验中逐渐丧失了自己的自尊和认同，任由扮演看守的学生对自己横加羞辱。即使是主持这场实验的Zimbardo本人，似乎也受到了实验氛围的影响，面对极端和残忍的折磨行为，迟迟未能终止这一很可能会违背大学科学实验准则的著名实验。由于参与者的极端行为，这一原本计划要持续两周的实验，不得不在第六天提前终止。

　　心理学家认为，这一实验揭示了人类的行为和决定，很大程度上和个人的品行和资质并不一定紧密相关，反而是非常容易受到所处环境的影响而改变。与此同时，心理学家也在此研究的启发之下，进行了一系列关于人类在群体环境行为的研究。这些研究大多表明，个体在集体环境中更容易做出极端和疯狂的决定。

　　这一方面是因为在集体环境中，每个个体都认为不需要对所发生的结果负责任。不但在心理实验中，关于法庭审判过程和公司金融决策的研究也表明，个人在集体环境中有可能做出更加极端，更难理解的行为，令人想到法国作家伏尔泰的话，“雪崩的时候，没有一片雪花觉得自己对此负有责任”。

　　另一方面，心理学家发现，由于群体过程中信息传递带有严重的偏见性，和主流意见一致的信息会被传递和放大，而和主流意见相左的信息会被压制和阻碍。这种信息来源上的不平等和不对等，进一步加强了主流意见在集体中的主导地位，导致更多原来持不同意见的人群放弃己见逐渐加入到主流的阵营之中。

　　再有，在集体环境中，由于人类作为社会动物对于所处集体和社会的强烈归属感和依附感，很多人即使是在违背自己的良知和判断的情况下，仍然会出于内心对于集体的忠诚和认同，而最终做出违背自己本心的决定。“集体一定是正确的，大众一定是有理的”的想法，在历史上曾不止一次地导致了类似纳粹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犯下的种族灭绝这样的滔天罪行。

　　这种个体在群体环境中的极端行为，在经济金融领域，则集中表现为泡沫和崩盘。

　　无论是四五百年前的郁金香狂热，英国称霸全球过程中发生的南海危机和铁路开发泡沫，美国的轰鸣的二十年代，日本的房地产和股票市场双泡沫，无不记载了主流观点在特定历史时期获得的看似难以置信的一致的支持，和犯下的难以置信的离谱的错误。

　　从历史上看，在全社会或者全市场观点接近完全一致之时，恰恰才是风险最为凶险和集中之刻。远的不说，2007-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爆发之前，几乎全球的中央银行，监管机构，和投资机构，都认为之前的宽松货币政策和金融创新已经驯服了经济周期这一猛兽，人类经济发展终于进入了一个长期增长的“新常态”。

　　再看互联网泡沫临近崩盘之时，全球著名的美国老虎基金的创始人JulianRobertson在持续做空纳斯达克并蒙受重大损失之后，终于在2000年三月，纳斯达克指数终于开始大跌的前夜，顶不住投资者和市场的压力，将自己的基金关闭清盘。

　　早在17世纪英国南海泡沫期间，接近南海公司股价泡沫顶端，英国社会甚至出现说法，认为既然政府、南海公司、公司年金领取者和现有股东都从公司股价不断上涨中获益，那么股价上涨就是天经地义的好事，就会一直持续上涨。根据英国大诗人蒲柏的描述，当时英国社会里不分政客百姓、贵族庶民、主教仆役，都卷入了狂热的投机，“不列颠帝国陷入钱币的污秽之中”。

　　当然，这种狂热最终也没能持久，最终以南海公司以及类似的股票股价崩盘，英国经济陷入困顿收场。

　　泡沫之所以成为泡沫，其实恰恰因为投资者对于资产价格是否能反映资产的基本面价值产生分歧。让人吃惊的是，上面的例子似乎说明，泡沫顶点总是在市场达成“这不是一场泡沫”的共识的时候，才不期而遇地降临。

　　其实，这背后的道理也并不难懂。只要投资者对于市场上是否存在泡沫产生分歧，市场上就一定会有买家也有卖家，买卖交错，也就导致了不断上涨的价格。一旦市场上所有的人都认为这不是一场泡沫，当空头的最后一把救命稻草都被持续上涨的价格压倒，市场上所有的投资者都迫不及待地冲入市场，生怕被下一轮大涨落下的时候，市场很可能不但耗尽了现在所有潜在的需求，甚至透支了一年乃至几年以后的需求。供求关系在今后的逐步回归正常乃至消化之前的过度投机，往往会引发和导致泡沫的崩盘和资产价格的极度缩水。市场，归根到底是供给和需求的市场，当投机需求最终被致命的一致预期所耗尽，市场今后的走势也就无外乎只剩下的下跌。

　　2015年中国股市的一致预期和大幅波动，本来其实已经应该给中国的投资者上了一堂不能再鲜活也不能再惨痛的课，但正如斯坦福监狱实验所表明的，人类在群体环境中的判断和决定，不但超越了科学家所可以理解的范围，很多时候也会超越每个个人自身的常识和判断。

　　难怪科学巨匠牛顿爵士在南海泡沫崩盘，赔上几乎整个身家后明智地哀叹“我可以计算出天体的运动和距离，却无法计算出人类内心的疯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