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皮：从自由迁徙的愿望到被牵着鼻子走的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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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N多年官民一致的努力奋斗，保健卫生医疗事业大步前进，国人终于向着祖祖辈辈的理想迈出了可喜的步伐，一个甲子过去，中国人的平均寿命从当初的55岁左右增加到现在的76岁（据《世界卫生报告》，2015年中国男性平均74岁女性平均77岁），进步幅度之大一点不输外族异邦，人活七十古来稀从此成为古代寓言。

　　不过，多少有点令人意外的是，国人似乎并没有为此感到高兴，长寿一词不再热络，替而代之整日忧心忡忡的是近乎于诅咒“老不死”的“老龄化”。这还不是国人得陇望蜀不知足，同样类似的是，在人均寿命高冠全球的长寿之国日本，健康长寿不仅没有被他国所羡慕追捧，反而是成了他国嘲笑的笑柄。

　　中国的制造业多是劳力密集型企业。不知几何时，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一下子从民工潮、从限制企业春节后的开工招工时间变成了民工荒！

　　制造业果真缺人？是谁在忽悠中国缺少劳动力？

　　民工荒可能也仅仅是民工荒而不是劳动力短缺。大家都知道，大量的、称不上是民工的青年劳动人口游荡在城市的水泥丛林里，或躺在床上啃老，也有大量有志于自食其力之青年男女不愿啃老，纷纷走进夜总会舞场或者宾馆酒店的床头上，或钻研IT电信技术去从众多的贪财图利人们口袋里掏钱。

　　但是让人不解的是对经济学原理精熟的经济学家也多是赞同中国制造业缺人这种判断的，以茅于轼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人纷纷出来给中国缺人论点做理论背书，极力附和美国人易富贤的《大国空巢》谬论。

　　有效需求是一个经济学的基本概念，指有支付能力、可以兑现的需求。强调需求的有效性而不是随心所欲，是每一个经济学教材上的重点。但在某个行业对劳动力的需求问题上，经济学家尤其是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却出奇一致地将此概念的“有效”要点忘在了脑后。

　　经济学家都知道投资人会对投资项目有一个选择，虽然是赌局，也还有个风险概率研判和直觉考量。会计学上还有个成本收益分析，经济学家还总结出一个关于投资的Q理论。

　　用工需求的另一面，就业需求同样是利益驱动下的选择。职场上的择业和跳槽，就是劳动者把自己的劳动资本投向何处的一种投资选择。自古以来，人往高处走水向低处流。中国人讲“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所谓的制造业缺人，只不过是制造业出不起用人的工钱的一种自我解嘲的说法。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讲，就是制造业对劳动力的需求，是缺乏支付能力的无效需求。

　　经济学上还有个“替代品”的概念，意指具有相似相近相同功能的不同商品具有相互替代性，即消费者可以再其间有所选择。其实不同的行业和职位，作为商品来看待，对于就业者来说，就是就业市场上的相互替代品，就是可以供就业者跳来跳去的不同的“槽”。就业者跳到哪个槽里，取决于那个槽里草料的多寡和稳定性如何。现今的制造业遭到广大就业者的抛弃而出现所谓的民工荒，只能说明它已经无法提供让从业者满意的工资报酬，或许说是其需求被其它行业替代了，而不能由此得出求职者“人少”的结论。

　　传统劳力密集型的制造业的用工困境是自身原因造成的，它总想要保持来自低工资的人口红利，和人往高处走的人口流向背道而驰。解决之道也非常明了，第一，往依然工资水平低下的地区转移。继续业主自己一心多赚钱而从业员工满足于低工资的发财美梦；第二，自我更生为不依赖大量人力的技术密集型的先进制造业。除此之外就是关门倒闭。

　　综上所述，当前局面让反计生人士放开生育是为了解决劳动力短期的说法变成忽悠。第一，劳动人口根本不缺，缺的是能提供满意报酬的行业尤其是制造业。其二，没有人是为了给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提供劳动力而生育的。

　　最近，国家又出台了人口城镇化的一个五年规划，要在五年之内让一亿人口变成市民，CCTV正在为此向国民宣讲。这对中国的人口走势和中国制造业又会有什么影响呢？

　　先说对制造业的影响。

　　自由的含义不是为所欲为，而是不欲而可不为。现在的城镇化政策，虽则满足了人们进城的传统愿望，但却有着太明显的强迫意味，也罔顾日益增多的逆城市化需求，人们是被城市化，而非真正的迁徙自由。真正的迁徙自由是不应该对逆城市化有限制的。

　　从中外人口的迁移历史来看，人口是日益集中于城市。很难想象把都市办成一个免费公共食堂，故而人口密集的都市也都是实行市场经济的。都市里的产业，也是从低端逐步向高端发展，日益从一个劳力密集的大工厂形态转变成资本密集和智力密集产业为主的形态，而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步逆城市化而外迁。原来附着于城市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劳动力，要么转型于新型产业，要么随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外迁而逆城市化移动，否则就形成都市里的失业人群和游民阶层。

　　深圳的都市成长史和产业变迁史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从一开始的三来一补集聚大量的人口，到如今的金融文化科研旅游为主，房价高至劳动密集型产业根本无法立足而不得不向外转移。如富士康这种用工巨无霸企业，也只有向外转移，而愿随其外迁的老员工很少，便只有依靠迁入地区的政府重新协助招工。

　　但今天的城市化具有不同以往的新路径。第一，快速直达目标。直接快速建造一个特定功能的都市。如新首都、金融中心、贸易特区，或文化教育科研为主的大学城等等。第二，从提供谋生场所变成提供高品质易居处所。这两点决定了“城市”不再是高楼宽路上的人口堆积，逆城市化人口流动从此开始。

　　而今，带有强制性的都市化策略，意图把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人员快急速迁入都市，又基本堵死了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必然会逆城市化而动的路径，这必会导致城市的产业升级进程受阻，同时由于缺少必需的劳动力的随行，必然阻滞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外移过程。

　　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外迁之时，小城镇和乡村都积极接受，同时都打出欢迎外出务工人员回乡就近就业的招牌。而今，强行的都市化，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向都市外迁移正当需要大量劳动力的时候，却因都市化而失去了急需的适用劳动力人群。即便是小城镇和乡村的政府有意承接来自大都市的传统产业，也是有心无力，连这些企业所需的大量劳动力也难以提供了。反过来，如果地方政府想办法留住劳动力以等待来自大都市的劳动力密集型落地，可能就无法完成中央政府交给的让多少多少人进城落户的城镇化任务了。

　　再说说都市化对人口的影响。

　　都市人口普遍生育愿望下降，主要原因是来自经济方面。这在之前的帖子里已经多次阐述。市民与非市民的生育文化观念是有所不同的，第一，更愿意为自己活着而不是为传宗接代，把更多的收入用于提升自身的生活质量而不是用于生育后代；第二，不再依赖养儿防老。而强推的都市化产生的新市民，要不了几年就会因生活方式条件的同化被老市民的价值观念同化，而不是传统的多子多福养儿防老的生育文化观念了。

　　不要再辩解城市化不是把人口转移到城市里，新的一亿人进城规划明明白白给出来各线级城市对人口进入的准入条件。至于户籍改革和人口政策是否如同有人指出的已经被房地产所绑架，心里明白的和糊涂的人之间怕是还得争辩许久。

　　把大量的原本愿意多生育的非城市人口变成不想也无力多生育的市民，这本身就和当前放松生育限制的人口政策的企图背道而驰，无形之中推助了总和生育率的降低。而且，由于市民生育率低下的原因不是价值观和文化原因，将来也不可能用口号式的教育鼓励的方法使之提升，除非用足够的物质奖励的办法鼓励新市民保有原有的高生育率。中国的人口政策会走到重金奖赏生育这一步吗？中国女人还会因为生得多而重拾英雄母亲的荣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