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平：你的工资越来越不够用的根源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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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庆节长假，三两个同学和朋友聚会，人们都在谈论着在大城市生存之艰难，讨论着工资涨幅太低的话题。即使是供职于金融行业的人，工资水平尚处于社会上游水平，也都在私下抱怨为什么我们的工资这么低？

　　与此同时，很多企业家在聚在一起时，也经常大叹苦经，说现在企业经营状况是举步维艰。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极大压缩了企业的利润。现如今，多数企业都被这高昂的用工成本压得喘不过气来。如果劳动力成本继续上升，那企业家们要么选择倒闭歇业，要么也只能将生产基地转向东南亚或非洲地区。

　　其实，这两个观点看上去是一个悖论：一边是几乎所有的工薪族都觉得自己薪酬偏低，抱怨增速缓慢，加重其生活压力；另一边，大多数企业都在抱怨，这几年劳动力成本飞速上升，长此以往，企业将面临经营困难，生存堪忧。而这两个观点实际上都是当前社会经济生活的真实反映。

　　企业为啥会声称其用工成本快速上升呢？一直以来，无论是民营企业还是国有企业，皆在改革开放中享受到了一个巨大红利，这个红利在经济学上称之为“人口红利”。改革开放之初，计划生育刚刚实施，中国社会本身并不缺劳动力。再加上，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入各个城镇。这些庞大的劳动力，不仅压低了劳动力价格，也成为支撑中国企业发展的第一轮动力。

　　由鉴于此，中国的企业都从那个时代开始逐步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雇佣低成本的员工。因为国内物价水平不高，再加上可以工作的人口众多，企业相对较少，即使企业开出较低工资，也很容易雇佣到大量的人，就这样中国企业形成了自己的竞争优势：低价。

　　正是因为有了大量低廉的劳动力，使得内地企业取得了在国际市场上较强的竞争优势，从而在中国加入WTO之后，中国制造成为了世界最大的加工厂。可以这么说，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不仅是中国企业发展的发动机，更是中国经济腾飞的推动力。

　　但是这种优势却在逐步消失，用工荒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从珠三角、长三角蔓延到了中国各地，这倒并非中国没有工人，而是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物价水平的快速上升，原先的工资水平已很难请到工人了。很多企业为了保证生产，才迫不得已上调了工资标准。这不仅使中国出口竞争力下滑，也使企业家们感觉到生存越来越艰难了。

　　现在的状况是，一边是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用工成本快速上升，另一边是由于前些年的低成本，让世界都认为中国制造应该低价格。又鉴于我国出口商品的定价权并不在自己这边。这就造成了国内员工薪资水涨船高，而出口商品价格增幅有限。于是，企业家们就会感到，中国员工现在越来越用不起了。

　　笔者认为，工薪族们觉得薪酬低与企业家们抱怨用工成本高，并不相悖。因为大家比较的对象不一样。企业的比较对象是与十多年前相比我国的低工资水平，甚至与东南亚、非洲相比的工资标准。而国内普通员工需要是在中国生存，他们自己衡量自己的工薪标准是现实生活中的成本。我们看到的人，现在中国人的生活成本比前些年高得太多了。

　　首先，国内的物价涨幅远超工资增速。据北京师范大学钟伟教授，拿现在的物价与30年前相比，得出以下数据：大米价格从改革开放之初的0.12元每市斤到现在4.4元每市斤，上涨了37倍；大白菜从80年代的0.02元每市斤到现在的1.8元每市斤上涨了90倍，因此钟伟教授认为改革开放之初的万元户现在资产至少要达到255万元才能和当年差不多。

　　那我们再看看普通职工的收入涨了多少呢？改革开放之初，数据显示，1986年的全国平均工资为1271元，1996年的全国年平均工资为5500元，2015年底的全国年平均工资为72840元，30年的时间工资涨幅为57倍，而最近20年的涨幅为13.24倍。

　　当然，从上述不全面的比较大家就能够看到，除了大米等国家控制的物价涨幅还可以和工资打个平手以外，其他几乎所有的主要支出都是超过工资涨幅的，这就是大家抱怨工资低的真正根源：因为普通职工工资增幅完全赶不上物价支出增幅。

　　再者，房价高、租金也高，即使收入增长较快，但薪酬中很大一部分不属于你自己。由于改革开放之初国内采用的是福利分房，房价没办法进行货币化换算，我们就用90年代有货币价格的房价来计算，96年上海静安区的房价均价为每平米1500元，20年过去了静安区的房价为71789元每平米，仅用了20年房价就已经涨了47.85倍。所以，对于房奴来说，每月还房贷的压力完全抵消了收入的增长。

　　那么不当房奴，租房住行不行呢？房租涨幅也很惊人，根据北京市的数据，改革开放之初北京一个月的一室户房租成本差不多是1.5元左右，但是现在北京的平均房租支出已经达到了2500元，两者的差距高达2083倍。现在很多刚毕业的大学生都抱怨工资的很大部分都缴纳房租了，更有外来务工者因受不了大城市的高房租而选择离开。

　　最后，除了住房外，教育、医疗、养老都已市场化，工资涨幅赶不上去各种繁杂的支出的加入。改革开放之初培养一名大学生，从小学到大学的培养成本没有超过140元，而现在按照最低成本计算从小学到大学的培养成本已经接近了15万元，这个差距高达1071倍。

　　平心而论，这几年国内职工的薪酬水平的确涨了不少，这其实是弥补了之前使用廉价劳动力的弊端，但这几年物价涨、住房涨、教育和医疗成本都在大涨，已经完全抵消了大城市普通职工的薪酬涨幅。所以在老板们看来，工薪涨了不少，咋还不知足？而在职工们看来，这点工薪涨幅，降低不了我们艰难的生活压力。那么，我们又该如何能够破此迷局呢？

　　首先，对于企业和职工来说都需要转型升级，提高技术含量，生产出更多具有附加值的产品来，由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转变。只有企业完成了产品的转型升级，才会在国际市场上有更多的产品议价能力，利润率才能逐到提高，企业赢利空间和发展才会有更好的支撑。

　　此外，对于政府来说，在鼓励、支持企业逐步提高职工薪酬待遇，以及转型升级的同时，更应该减轻企业的税赋压力，扩大营改增的范围，让更多的企业把税赋压力降下来。当然，也要适当的减轻企业和职工的四险一金缴纳压力，现在四险一金给双方带来较大负担，而逐步降低四险一金费用支出才更有利于企业生存，以及减轻职工的压力。

　　再者，中国的央行应该维护人民币购买力的稳定，这样即使工薪涨幅有限，但物价涨幅小也能减少普通职工的生存压力。2008年中国的M2的规模只有47万亿人民币，而到了2016年9月，M2规模在到了151万亿人民币，在短短的七八年时间里，M2增加了100多万亿。虽然M2规模大增，信贷资金都流向了楼市等虚拟经济领域，但货币超发肯定会对人民币的购买力产生长期贬值的影响。

　　最后，对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等民生问题，要有一个基本托底。我并不反对将医疗、教育、住房市场化，但是关乎国计民生的问题，政府必须要有托底。否则百姓即使薪水涨幅再高，面对各种支出压力，也会喘不过气来。

　　1998年，中国宣布逐步将住房、教育、医疗等完全市场化，但却忘记了对中低收入群体的基本保障。现在政府应该在关乎民生的各个领域都要给中低收入群体以基本保障，这样可以减轻他们的支出压力，更有利于社会和谐。

　　企业家哀叹用工成本贵，职工叫嚷着生存压力大。除了各自所站角度不同外，还应该看到，职工薪水涨幅远不及物价等各种支出涨幅。如何来破局？既要减轻企业的税负压力，鼓励企业转型升级，又要维护人民币购买力的稳定，并提供更多的民生保障，来给城市中低收入群体减轻支出方面的压力。而唯有如此，这样的矛盾才能得到很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