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麒元：主权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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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哲学概念。

　　狭义地讲，主权是指领土主权。在殖民时代，帝国主义主要通过掠夺他国领土主权以攫取经济利益。在进入后殖民时代，以美国为代表的新型帝国不再掠夺领土主权。新型帝国以掠夺广义主权来攫取经济利益。

　　广义地讲，主权是多层次和多元的，包括意识形态主权、财政金融主权、市场及企业主权等等。在后殖民时代，新型帝国主义更注重广义主权的争夺（请仔细阅读华盛顿共识）。与此同时，新型帝国主义往往挑动前殖民地国家进行激烈的领土主权争夺。前殖民地国家，为了争夺领土主权，往往会向新型帝国出让广义主权以获得比较优势。

　　我国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起，开始放弃独立自主的哲学思考，我国在意识形态领域开始被美国的新殖民主义（新自由主义）控制。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我国逐渐将意识形态主导权交给新自由主义（特色理论的建立），我国开始交出财政金融主权（分税制和联系汇率），我国部分地交出了市场及企业主权（WTO和招商引资）。开放当然是必要的选择，但开放并不意味着放弃主权。在哲学上，人民主体性和国家主体性是起码的主权意识。丧失了这双重主体性，开放就意味着自觉接受新型的殖民。

　　香港回归的教训极其深刻。我们太注重领土主权了，我们以为五星红旗、驻港部队、外交公署就意味着香港的主权。在香港，我们甚至不敢拿回意识形态主导权（央视和人民日报不能落地），我们完全无视香港的财政金融主权（接受了超级地租和联系汇率的存在），我们也完全无视香港的市场和企业的实际控制权。结果呢？我们坐视数以亿万镑财富流出香港，我们坐视香港东方之珠再次沦为“白银”外泄的通道。我们得到了香港的领土，我们失去了香港领土上最珍贵的人、资本、市场、企业以及天量的财富。陷入经济困境的香港能和谐吗？任何动乱怎么可能没有经济的原因呢？

　　回到残酷的现实来。中国现在面对复杂而严峻的外部环境，从半岛，到东海，到两岸，到南海，到藏南，无一不是领土主权问题。在后殖民时代，新型帝国主义，一方面挑起前殖民地国家之间的主权纷争，另一方面静悄悄地掠夺这些国家的广义主权。我们在面对领土主权挑战的时候，我们在广义主权方面也面临着更为严重的挑战。一点也不夸张，我们正在陷入新型帝国主义布下的主权陷阱。问题的残酷性在于，我们对陷阱毫无知觉，我们甚至以进入陷阱为光荣。我们将进入领土主权陷阱当成是爱国主义；我们将进入广义主权陷阱当成是改革开放。谁若是阻止国家进入陷阱，几乎就是大逆不道了。最可悲的残酷，莫过于国人集体陷入无明！

　　笔者写过一些文章，讨论香港的主权问题。其中，《香港的超级地租》和《回到一九八三年》分别讨论了香港的财政主权和金融主权。可惜，笔者生在了一个扭曲的时代，那些本应引起国人高度警觉的文章被湮滅在喧嚣的新殖民主义谬论之中了。笔者也发表了一些关于人民主权和国家主权的文字。更遗憾，这些文字连发表的权力都被剥夺了。如果，你有兴趣，去查阅历届孙冶方经济学奖，你会发现新殖民主义在中国的崇高地位。我国左翼，无法走出被殖民的受害者意识，始终无法走出武力捍卫领土主权的传统思维（关于C形包围圈等冷战思维）；我国右翼，也无法走出被殖民后的弱者意识，始终无法走出让渡广义主权的卖国思维（关于以开放促改革的谬论）。他们不能完成历史和哲学的超越，他们也自然无法跨越主权陷阱。

　　主权意识，是极其珍贵的哲学思考。哲学思考，要旨就在于主体性的觉醒。笔者将阳明心学要旨概括为三性：主体性；适应性；创造性。笔者将阳明心学的方法论概括为两句话：正心以中；修身以和。其实，事情没有多么复杂，把握了上述十七个字，我们大体上可以找到最佳的应对策略。觉醒，意味着超越一般的情绪化表达，意味着超越习非成是的各种迷信。事实上，我们有能力在亚洲争夺广义主权，控制了广义主权就能和平地解决侠义主权。当然，解决广义主权问题，必须首先解决人的问题。回望神州，一地的跪族，如何与他们讨论主权问题呢？

　　笔者寄望于青年，多读些有用的书，从各种迷信中醒来，护佑我们亲爱的祖国。我们珍惜每一寸主权，我们要维护看得见的领土主权，我们更要争夺看不见的广义主权。青年们，必须在哲学上站立起来，完成自己从身体到心灵的彻底解放。我们需要一批屹立于哲学高边疆上无畏的民族英雄，他们才是支撑中华大厦真正的栋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