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雪松：“嫖娼死亡”，需要真相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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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大硕士雷洋之死，从“嫖娼被抓”的突然死、心脏病猝死，到头部着地死，短短一天多时间，出自警方的版本不断更新。

　　开始没弄清楚，后来随着事情被弄清楚了，作出相应的修正与补充，这样的技术性差错确实难以避免。但是这起事件，因为警方的“更新”过程中，被动因素太多，这就给人感觉对于雷洋之死的认定，就不全是技术性层面的事情了。警方通报中说雷洋属于“心脏病猝死”后，家属感觉非常突兀。一方面因为死者生前各项体检没显示有心脏方面的问题，另一方面，嘴角流血、额头瘀伤的体征，也跟心脏病八竿子打不着。

　　昌平警方在这起事件的通报中，将嫖娼、抗拒执法并企图逃跑、采取强制约束措施、突然身体不适死亡等整个过程，以笼统化、模糊化的语言呈现给公众，其实是将雷洋的生命过程，作了一个简单化的定论。从字面上看，一点问题都没有。但从程序正义的角度看，这些文字却没法让人推敲。

　　理论上，一个刚刚还嫖得动娼的年轻人转眼死了，都属于“突然死亡”的范围。不论是怎么个死法，也都属于“身体不适”死的。但身体不适，也有个主动不适还是被动不适的区别在内，“内容”其实很丰富。因此，对于警方的通报来说，尊重生命与尊重事实，都是不可或缺的。这是对法治尊重的前提。所以，相对来说，这个简单又笼统的表述，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是“心脏病猝死”这样的结论，下得不太严肃。

　　医院都“无法判断伤情是如何造成的”，也没对死亡原因作出医疗鉴定，为什么到了警方的通报中直接被认定为“心脏病猝死”？这是需要警方直接给予回应的舆论质疑。这个疑点不拉直，舆论的疑惑就会扩散到被简单化了的所有环节。甚至有可能，连原来准确的表述，也会引发人们的怀疑。这一点，警方应该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同时做好充分的事实呈现的准备。

　　雷洋之死究竟应该由谁来鉴定、谁来公布？这同样也是各种“突然死”频繁在执法行动中出现之后，执法部门必须面对的问题。从程序正义的要求看，当执法过程中出现被执法对象突然死亡的情况之后，执法部门其实已经是整个事件进展过后的当事一方，有没有暴力执法、有没有处置不当，都是需要通过法律来鉴定的细节。而在这个时候，大多数执法部门，并没有把自己当成当事方，而是当成了带有权威性质的发布方，以为自己发布什么，事实就是什么。这是法律角色的一种明显错位。

　　执法机关作为公权力部门，其程序的合法性，是通过事实与法律的依据作支撑的，而不是执法权力。而事实与法律的依据，一方面依赖于执法细节的举证，另一方面依赖于这些举证能够经得起法治的检验。因此，“心脏病猝死”这个概念的背后，需要的是事实真相公开透明的执法公信力支撑。

　　雷洋“嫖娼死亡”事件，之所以引发社会的关注，不只是这个生命的背后具有家庭亲情的情怀、旁人眼中今天不易的感怀，更是因为他的死法太突然、太笼统、太像一些同类执法案例中的某些表述特征，让人感到有一种茫然和错愕。它表明，社会舆论对于执法过程中每一条生命的死法，都已经不再全部采信执法部门的表述。这是执法部门需要静下心来反思的一种社会心态。

　　眼下来说，雷洋究竟有没有嫖娼、嫖娼有没有得逞，究竟是“心脏病猝死”，还是“头部着地死”，甚至是“肢体冲突死”，舆论有质疑的权利，但同样也没有下结论的权利。

　　把疑点交给真相，这是执法部门与网络舆论需要共同遵守的基本准则。当然，真相一方面来自警方的细节披露，另一方面来自经得起法治检验和社会检验的程序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