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议：印度经济会超越中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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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印度经济将赶超中国的话题近来在朋友圈广泛流传。起因是印度媒体引用根据世界银行对全球214个经济体的排名,以购买力平价的GDP来衡量印度排第三。

　　遗憾的是，购买力平价与汇率波动关系极大，而本币汇率波动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并不是充分紧密的，就像近期人民币贬值与中国经济增长依然保持突出的国际比较优势之间的道理一样。

　　印度这几年的GDP世界排名的确在快速提升。通常，一个经济体的中长期走向，主要依据两大资源，一为流动性，一为人口。关于流动性，印度的贸易及外汇储备情况一向不为理想，因此，无法指望基于贸易扩张实现的流动性改善持续提升其经济增长。实际上，印度GDP排名快速提升的原因的确与之前的卢比升值有很大关系。

　　关于人口，印度的情况比较复杂。概括地讲，印度的人口情况徒有数量优势，没有质量优势，其大学粗入学率、15岁及以上成人识字率、百万人口科研人员占比等等都处在绝对国际比较劣势。

　　人口数量对于经济的作用是怎样的呢？历史地看问题，人口数量的确与经济增长成正比。中国经济增长无疑具有明显的劳动人口数量红利因素，日本经济之所以没有受人口老龄化压制而出现实质性滑坡则是由于存在消费人口数量红利因素。老年人虽然不再工作，但仍在消费，并伴随寿命延长而具有相对的消费增量。此外，老年人之前积累的财富还能参与全社会扩大再生产。这应该也是中国未来的情况，确切地说是中国实现城市化目标之后的情况。

　　那么，印度的人口数量优势也会像中国一样不断释放劳动人口红利因素吗？有是会有的，但在全球经济智能化快速发展的趋势下，根本无法高估。

　　注意到近期中国高速公路收费站发生的一个变化：原来双向人工服务的收费站开始向入口机器服务、出口人工服务转变。全面推广后，全国这一系统预计可形成数十万个岗位流失。重要的是，这并不是由于引入了高科技，而只是安装了类似停车场入口处驾驶员自助取票器的玩意儿而已。

　　类似上述低端技术改造对于印度这样的国家毫无难度，以至于智能化对其造成的影响同样也无法低估。换言之，各国智能化起点不同这一现实丝毫不影响这一重大发展进程对就业的影响。

　　其实，不看好印度经济赶超中国的原因，更多的在于国民上进心。世界各国经济在过去500年的发展都是如此，中国如此这般的时间则更长久。

　　关于印度，我想说的是种姓制度，简单地说就是一种以姓氏为标志的有欠平等（其实是及其不公平）的社会网格化管理制度，以压制国民进取心为要害，并且至今余毒甚深。历史学家说，印度这项制度的形成时间在3000多年以前，是雅利安人自西北部进入印度后建立的，目的是维护雅利安人的统治地位。不能说这一制度在历史上毫无功绩，毕竟社会稳定是经济发展的前提。应当承认，种姓制度带来的社会相对稳定，加上恩泽于喜马拉雅山脉阻挡印度洋暖湿气流形成的水利，再加上中国第一条“丝绸之路”——蜀身毒道，即古蜀国至印度（古时称印度为身毒）的商道，及其经由印度链接西方的贸易推动，印度至少在公元0年之前一直保持GDP世界排名第一（详见麦迪森的《世界经济千年史》）的地位。

　　那么，是什么原因让中国经济在15世纪末彻底超越了印度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呢？核心答案正是政府当局对国民上进心或进取心的系统性激发。先是战国晚期的商鞅变法，后是隋唐的科举制度，之后是明清的商贾文化。

　　科举制度对激发国民实现政治抱负的作用，与商贾文化对激发国民创富志愿的影响，是普遍认知的事实。这里着重谈一下商鞅变法。

　　虽然《史记》对商鞅变法只提到了“内务耕稼，外劝战死之奖罚”这两条，但商鞅变法的内容其实有8项之多，包括1.废井田，开阡陌（可以理解为废除奴隶制土地国有制，实行土地私有制）；2.重农抑商，奖励耕织；3.统一度量衡；4.奖励军功，实行军功爵制（从低到高一共20个等级，可以累进）；5.废除世卿世禄制，鼓励宗室贵族建立军功；6.改革户籍制度，实行连坐法；7.推行县制；8.定秦律燔诗书。前两项显然旨在激发民众劳动致富的上进心，军功爵制则旨在激发民众踊跃参战并通过战场立功提高政治地位的上进心，而废除世卿世禄制则让上层社会成员必须与民众一样透过军功维护其地位。至于连坐法，显然是在鼓励民众减少内耗，一致对外，并同样有激发上进心的作用。

　　商鞅变法最突出的历史功绩无疑是开创了“人人平等，举国上进”的社会政治局面（与习近平在G20杭州峰会上讲的“公平共享”相比，商鞅变法可以概括为“公平进取”）。以长平之战中指挥秦军战胜赵国的将领白起为例，原本是出生在山西眉县的平民，借助军功爵制，20多岁便升任左庶长（少校）。长平之战不仅奠定了秦国在战国七雄中的霸主地位，也奠定了后来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历史基础。

　　历史留给后人的痕迹是难以消除的。基于历史而观察未来，从来都是历史学家的主张，也是任何领域的未来学必须遵循的思路。印度想超越中国吗？真没那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