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青杨：徐玉玉案破了 整村电信诈骗怎么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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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26日，准大学生徐玉玉遭电信诈骗后猝死一案，成功告破。徐玉玉电信诈骗案6名嫌疑人中，3人来自福建安溪县。公开报道显示，安溪系电信诈骗案高发地。

　　电信诈骗90年代在台湾兴起，在岛内行骗，岛内群众防骗意识提高之后，2000年前后进入中国大陆，向大陆群众行骗。台湾诈骗团伙在大陆行骗多年后，一些大陆人意识到，这是一条发家致富的捷径，于是大陆的诈骗村出现了。

　　据安溪一县委领导介绍，诈骗者集中在该县魁斗镇和长坑乡。设在魁斗镇的移动电话通信基站曾是“全亚洲最繁忙基站”，安溪移动公司数次扩容，仍难以满足需求。短信诈骗高峰，安溪境内一天发出的手机短信达上百万条之多。“分散到全国各地进行此类诈骗的安溪人，可以称得上是中国之最”。

　　一想到移动为安溪的“经济繁荣”所做的努力，安溪人恐怕都要感激涕零。

　　于是，在监管缺失打击不严的情况下，“诈骗村”在我国多地频现。以“重金求子”等电信诈骗为主的江西省余干县、以电话冒充熟人诈骗为主的广东省电白县、以盗用QQ冒充亲友诈骗的广西宾阳县等都曾出现过“整村犯罪”的情况。

　　这些整村犯罪行为触目惊心，危害深重，有的整村涉毒，有的整村诈骗，有的团伙造假，呈现出产业化、公开化、集体化的犯罪态势。一提到“整村犯罪”，许多人就会习惯性地联想到“法制观念淡漠”。以“盲井式杀人”为例，农民并非不懂“杀人偿命”的道理，他们为何还是要铤而走险？

　　之所以在一些地方会出现“整村犯罪”的情况，当然要把一部分原因归咎于经济落后，人们贫穷落后，在极端的生存条件面前，出于生存需要和改善生活的正当需求，人们不惜铤而走险，造假，行骗，甚至杀人越货……对于那些难以通过教育改变命运的农家子弟来说，在家务农和外出务工都难以让他们过上丰盈的物质生活。村庄里少数人“一夜暴富”的神话，不断刺激村民人性中的贪婪和欲望。

　　在一个习惯“以财富论英雄”的时代里，财富贫乏不仅意味着物质生活的捉襟见肘，还意味着精神世界的失落感和挫败感，甚至会让农民在婚恋市场的金字塔结构中处于底层位置，遭遇“娶不起”的尴尬。当“金钱主宰一切”成了信仰，为了钱，人们自然可以不择手段，这也是为什么国人在印度一些国家旅行，对这些国家大街上的穷人甚至是讨饭的穷人脸上都乐呵呵表示不理解的根源。在很多人的眼里，有了钱就等于有了幸福，没钱就没有任何快乐可言，所以为了钱，可以不惜代价，即使违法犯罪也在所不惜。

　　云南某村40多人涉“盲井式杀人”，甚至是同一个家族的兄弟姐妹都有集体参与的现象，让人震惊，同时也让人感慨，图财害命这种最极端的暴力犯罪竟然在一个村里成为见怪不怪的“营生”，村民道德的崩塌和对人性之恶的极致演绎，可谓是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和其他人一样，农民也有获得金钱、权利和尊重的需要，渴望迅速摆脱贫苦带来的自卑、不安全感和身份的缺失。为了“赚大钱”，一些农民采取了剑走偏锋的方式；即使接受了法律的规训与惩罚，他们也有可能重操旧业。

　　农村治安形势严峻，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在农村地区，很多地方还是实行的“能人治村”的地方治理理念，大学生村官甚至是乡镇一级政府对当地的村支书来说，都是陪衬，很多地方的村支书凭借强大的家族势力和手眼通天的个人能量，称霸一方，或者闷声发财，对于本村的一些造假或者其他违法行为不但不管，甚至有个别村干部还参与到其中，成为保护伞，村级两委以及乡镇政府的监督沦为摆设，所以目前有必要在一些地方深刻反思“能人治村”的模式，有必要对所谓“能人”进行德勤纪廉方面的全面考察，人品不行的，本事再大，也不能进村委，不然，能力越大，破坏力越大。

　　最重要的，还是法律意识缺失。法律是全体国民意志的体现，是国家统治工具，也是必须遵守的准绳。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法治国家基本要求。农村整村犯罪，杀人、诈骗、涉毒、造假等等都是严重的违法行为。迅速补上法律课，强化法律的权威性，牢固树立法律意识，是整治农村整村犯罪的重要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