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贵成: 宋高宗为何杀岳飞自毁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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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岳飞，这位“匹马吴江谁著鞭，惟公攘臂独争先”的民族英雄，年仅39岁就死于“莫须有”的罪名之下，千百年来，令无数热血男儿为之扼腕长叹不已。公元1142年初，当岳飞被杀的噩耗传出后，“天下闻者无不垂涕，下至三尺之童，皆怨秦桧。”善良的人们认为，秦桧是杀死岳飞的元凶。后来，通过小说、戏剧以及长跪在西湖岳庙前秦桧夫妻铁像的宣传影响，这个说法竟然世代相传，成了不容更改的铁案。
                                            一
     表面上看，岳飞的冤狱是秦桧一手制造的。秦桧作为金国培养的头号汉奸，其位极人臣的发家秘诀，就是不择手段地打击排斥抗金派，卑躬屈膝地与金人达成和议。正是他指使走狗万俟卨这个酷吏，在岳飞“不伏”、缺乏物证的情况下，竟以所谓旁证判定岳飞犯了“大逆不道的谋反罪”和“拥兵逗留罪”。实际上，在封建专制时代，特别是在一心热爱和平的“中兴明君”宋高宗赵构皇帝的领导下，贵为宰相的秦桧何尝又不是他皇权门下的一条走狗呢？如果没有皇帝的默许甚至怂恿，秦桧敢肆意构陷岳飞的大狱吗？可以说，高宗赵构才是杀害岳飞的罪魁祸首，岳庙前长跪的的铁像不应该只有秦桧夫妻，皇帝赵构应该第一个跪在那儿。可惜，中国有一个为尊者讳的传统，皇帝更是第一个讳的对象。取得了成绩，那是皇帝天纵英明领导有方的结果，做了错事坏事，不过是皇帝“圣听”受了暂时蒙蔽，罪责自然由奸佞承担。

    这就让人有点弄不懂了，岳飞在抗金斗争中作战最力，战功最著，一度被高宗赵构倚为军事支柱钢铁长城。而且宋太祖赵匡胤在开国之初就密刻誓碑，规定：“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子孙有逾此誓者，天必殛之”。这条誓约在北宋历朝执行得非常严格，赵构为什么敢违约破例，冒天下之大不韪，必欲诛杀岳飞而后快呢？“事有必至，理有固然”，这就要从岳飞自身，以及赵构与他的矛盾说起了。

    岳飞治军既十分严明，又爱兵如子，他的用兵之术是“仁、智、信、勇、严，缺一不可”。岳飞这种独特的人格魅力打动了所有将士，每个人都愿意为他牺牲自己的生命，因此，善打大战、恶战，年纪轻轻，就独挡一面，从河北战至江南，岳家军声名日起。正如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在《宋论》中赞扬的那样，“当世材勇之众既归其握，历数战不折之威，又为敌惮；则天下且忘临其上者之有天子，而唯震于其名，其势既如此矣。而在廷在野，又以恤民下士之大美竞相推诩”。1134年，岳飞奉命攻襄阳，仅用了两三个月，便一举收复六郡，这是宋朝南渡以来的第一次北进胜利。高宗听到这个消息，不禁惊呼：“朕只知岳飞军纪律严明，却没想到这么善战。”1137年，仅34岁的岳飞已经官拜太尉，担任宣抚使兼营田大使。太尉是宋代武将的最高头衔，宣抚使则仅次于宰相，在一般情况下，都由现任执政官充当。高宗还亲自在旗子上题字，写下“精忠岳飞”四个大字。

   能有岳飞这样的将领替他抵挡金人的入侵，高宗当然高兴，为岳飞加官进爵就是顺理成章之事。但高宗在欣喜之余，也不由得担心起来。因为岳飞的品格太高尚了，高尚的让高宗看不懂，有些害怕。当时的文武大臣多半都很贪财，他们要么强占民田，要么大造豪宅，连另一位抗金名将韩世忠也是这样。韩世忠在打败金兵立了大功后，便毫不客气地向皇帝提出：自己想在江南广置田产。高宗听后十分高兴，马上赐给他田产几十万亩。而岳飞和这些人却不一样，他立功后，高宗主动提出要为他建一座豪宅，这是皇帝想展示一下关心大臣的仁者情怀，作为大臣必须要千恩万谢才对。岳飞倒好，极力推辞，让皇帝觉得很没面子，当然理由高尚得足以彪炳千秋：“敌未灭，何以家为！”西部名将吴玠一向敬仰岳飞的威名，想与其结交，便采取了当时通行的做法，送来美女作为礼物。谁知岳飞马上命人把美女送回，并严肃地说：“皇上还在为国家忧虑，我们这些将领怎么能安乐？”高宗曾经问岳飞：“天下何时才能太平？”岳飞简短地回答：“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

   平心而论，岳飞的品格确实相当完美，但韩世忠那样做不见得就是贪婪，这或许是他向皇帝表示自己无所求的一种手段：我老韩虽然手握重兵，立有大功，可我的爱好就是良田美宅金钱美女，您陛下的皇位我可是半点非分之想都没有。高宗一听，当然喜出望外，金口一开，几十万亩田产就赏赐下去了。当皇帝的其实是非常喜欢大臣们贪污腐败的，只要做臣子的能够在权位带来的温柔乡里自得其乐，他的皇权就稳固了，这点腐败的成本他是愿意付出的，而且还可以随时祭起反腐败的大旗，让臣子们时时如履薄冰，只能死心塌地地效忠于他。皇帝最怕的就是大公无私的臣子，一点常人的贪欲私欲都没有，只顾站在道德制高点上睥睨天下，连皇帝都得仰视他，想控制他，又找不到下手的地方。岳飞就是这样，几乎成了完美的道德楷模，既不爱金钱，又不爱美女，高宗在惊奇的同时，怀疑的心思越来越重了，岳飞到底想要什么呢？而做臣子的，特别是手握兵权的大将，如果皇帝猜忌上他了，这个人的好日子多半就会到头了。
                                 二
    可惜岳飞丝毫不知道面临的危险，还是一如既往地对皇帝献着他自以为是的忠心。殊不知，对武将的猜忌和防范，是赵宋王朝恪守不渝的家规。只要武将功大，官高而权重，就意味着已经对皇权构成了威胁。加上岳飞个性过强，“忠愤激烈，议论不挫于人”，即使在皇帝面前，也不知收敛。赵构对岳飞的忠诚渐渐地由怀疑到讨厌，后来就满怀怨恨，只要稍有时机，就要借题发挥，摧折岳飞一番。耿直的岳飞极不善于克己顺从，悲愤之余，屡屡提出辞职。1137年春，高宗本已授给岳飞指挥全国大部分军队的权力，却又出尔反尔，迅即取消了任命。一心想抗金收复失地的岳飞，受不了这个戏弄，于是愤而辞职，正好赶上其母去世，未等高宗批准便自行解职，把兵权交给张宪，径直去庐山为亡母守孝去了。几十万军队的指挥权，没有皇帝的批准，想交给谁就交给谁，岳飞眼里还有皇帝的存在吗？高宗当时肯定气坏了，可是没有办法，在和议不成，金兵威胁还在的情况下，他不但不能把岳飞怎么样，不敢解除他的兵权，而且还得加倍笼络岳飞，有时还要屈皇帝之尊，苦口婆心地求其还职，这更加深了他对岳飞的忌恨。

    不久，高宗接见岳飞，君臣二人谈的十分投机，突然，岳飞说道：“希望皇上能早日解决继承人的问题。”此话一说，谈话气氛顿时急转直下。子嗣问题，这是高宗最忌讳的事情，几年前，听到金兵追杀的消息，吓得他丧失了生育能力，而唯一的儿子又死了。因此，岳飞的话让他非常恼火，尽管高宗还急需岳飞为他抗金拼命，但仍然板起面孔呵斥道：“你虽然是出于忠心，但这种事情不是你应该干预的。”倘若换了另外一个人，早就吓坏了，不会再管这个问题。可岳飞偏偏是一根筋的人，在以后的时间里，还曾多次上书奏请高宗建储：“乞皇子出阁，以定民心。”高宗心里是一万个不爽，你岳飞一个武将，如此关心皇帝的继承人，是想早日讨得未来储君的欢心，博个拥戴之功，还是巴望他这个现任皇帝快点下台？这让高宗对岳飞的疑心更重了。
                          三
    最让高宗不能容忍的是，岳飞是个坚定不移的主战派，多次打乱了秦桧的议和计划。秦桧要通过议和成功，建立不世之功，以保证他在南宋朝廷里的权势永远如日中天，这一点与高宗幽暗隐晦的心意不谋而合。高宗早年在金营做过人质，后来又有过从扬州南渡等九死一生的经历，兵力不多的金朝居然摧枯拉朽般地就把堂堂的天朝大宋灭亡了，这可怕的记忆象一块巨大的石头压在他的心头，让他对金兵始终心存巨大的恐惧。他对战争前景有两怕：一怕全胜，二怕全败。全胜则怕武将兵多，功高震主，更怕收复失地，甚至直捣黄龙，到时迎回徽、钦二帝，自己将如何安置他们呢？天无二日，何况三个呢！这是让他最痛苦的事情。全败则非但皇帝当不成，就是想做一介临安布衣也不可得了。他希望金人能理解他的这一苦衷，不要妄想用对待徽、钦二帝的办法来对付他，否则，狗逼急了还跳墙，他这个皇帝被逼急了也会奋起反抗的。他的最高理想就是做一个太平天子，即使被人指责为偏安一隅，只要能安安稳稳做皇帝就成。

    可是岳飞偏偏不理解宋高宗的这番苦心，对高宗忌言收复的行为是百思不得其解，成天反对议和，动不动就叫嚷要直捣黄龙“迎二圣”。绍兴九年，宋金议和，岳飞就慨然上书赵构，坚决反对，“夷狄不可信，和好不可待，相臣谋国不臧，恐贻后世讥议。”高宗自然不会接受，且岳飞的这一上书大大开罪了相国秦桧。绍兴和议成功后，他又上了一道名为祝贺，实是抗议的《谢讲和赦表》居然说：“夷虏不情，而犬羊无信，莫守金石之约，难陈尊壑之术”，而且还要不恰当地请战：“臣愿定谋于全胜，期收地于两河。唾手燕云，终欲复仇而报国；誓心天地，当令稽颡以称藩。”这怎能不使沉浸于胜利喜悦之中的赵构恼火万分啊！而赵构的恼火又不能正大光明地发作。可以说，此时岳飞的愚忠比秦桧的奸诈更令赵构厌恶，除掉这个心腹大患就成了当务之急的大事。当然，赵构不会亲自出马，这种事情秦桧自会有好办法的。明人文征明的《满江红》中就用这样的词句写出了赵构的这种阴暗心理：“岂不念，中原蹙；岂不惜，徽钦辱。但徽钦既返，此身何属。千古休夸南渡错，当时自怕中原复。笑区区一桧亦何能，逢其欲。”

    说来可叹，岳飞遇到的直接对手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议和高手秦桧。本来，议和并无什么不妥，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也不失为一条出路。可是，南宋当时的形势并不是除了议和就没别的出路可走，秦桧却秉承主子的意思，奴颜媚骨，唯和是求到了丧心病狂的程度。岳飞作为坚决的抗战派，公开反对议和，谴责朝廷的投降政策，早已使秦桧怒不可遏了。岳飞每打一次胜仗，每向北推进一步，都会使他心惊肉跳，觉得离求和理想的实现又远了一步。久而久之，他终于明白了，只要岳飞多活一天，他就会碌碌无为一天。唯一让他高兴的是，皇帝赵构和他是拴在一条绳上的蚂蚱，求和是他们共同的理想目标。金人明白他们这种难堪的苦衷，在几次出兵都遭到惨败后，就发来国书，乘机要挟，声称只有先杀岳飞，才可以答应宋朝的求和条件。借宋朝君臣的手除掉岳飞，这是金人梦寐以求的，是在战场上根本做不到的事情。
                                 
    为了向不共戴天的仇敌表示信义和投降的决心，高宗终于下定决心，毅然向岳飞残忍地举起了屠刀。绍兴十一年（1141）四月，赵构以调虎离山、明升暗降的阴谋伎俩，削夺了岳飞等三大将的兵权，随后将韩家军、岳家军肢解。七月，秦桧指使其死党万俟卨弹劾岳飞。到了这时，岳飞也感觉到危险正向自己逼来，遂于八月上表辞位，恳求高宗“保全于始终”。可惜，这个醒悟来得太迟了，高宗已经决意痛下杀手了，因此，他虽然批准了韩世忠的辞官要求，但却把岳飞留任于闲职。如果岳飞能早点醒悟，像王夫之假设的那样，“使其弢光敛采，力谢众美之名，知难勇退，不争旦夕之功；秦桧之死，固可待也，完颜亮之背盟，犹可及也。高宗君臣，固将举社稷以唯吾是听，则壮志伸矣。”这样的结果当然是好的，可是，历史是不能假设的。至此，岳飞已成“鱼肉”，只能任由高宗秦桧这些“刀俎”随意宰割了。

     形势急转而下，同是抗金将领的张俊竟然接受了秦桧的指使，胁迫岳飞部将王贵、王俊，诬指张宪与岳飞串通谋反，高宗终于逮着了个机会，立刻下旨，特设诏狱审理此案。十月，岳飞被逮捕入狱。在狱中，岳飞为了表白自己的忠心和清白，曾极力向秦桧辩解其冤，秦桧明确地说：“这是皇上的意思！”岳飞在狱中身受酷刑折磨，知道申辩无用，已无生还希望，便悲愤地写下八个大字：“天日昭昭！天日昭昭！”听说岳飞以谋反罪被捕，早已闭门谢客、口不言兵的韩世忠，不顾个人安危，去当面质问秦桧，秦桧说出了最著名的一句话：“其事体莫须有。”韩世忠气愤地说：“‘莫须有’三个字何以服天下！”是的，“莫须有”的罪名是不能服天下人，但皇权是至高无上的，皇帝想杀一个人，还需要什么理由吗？

    眼见年终临近，此刻的高宗志得意满，特别想过一个快乐祥和的春节，于是秦桧立即胡乱结案，拟将岳飞处斩刑，张宪绞刑，岳云徒刑两年。赵构内心对岳飞郁积压抑的仇恨此刻喷涌而出，这种判决并不能快意他的恩仇，他特意下旨：岳飞“赐死”， 张宪和岳云依照军法，在闹市处斩。于是，岳飞便被赵构御赐毒酒鸩杀在临安大理寺的风波亭。关于岳飞之死还有两种说法，一是被狱吏勒毙于风波亭，一是由狱吏“佯请飞浴，拉胁而殂”。

     风云失色，江河呜咽，一代军事天才就这样含冤而亡！从此，收复中原失地就成了一个遥远的梦想，和当年的燕云十六州一样，是宋人永远无法释怀的心头之痛！
                                
     岳飞终于死了，赵构终于可以踌躇满志地做他的偏安小皇帝了，但他对岳飞的仇恨并没有减少多少。只要一提起岳飞，一种刻骨的熊熊恨火就会烧起。岳飞被害后二十年（1161），因为金朝统治者再次撕毁和约，分兵南侵，加上太学生程宏图上书为岳飞伸冤，赵构不得不假惺惺地表示一下他的宽容之心，乃在十月间，下诏释放岳飞和张宪的家属，准许他们随意定居。但可憎可恨的是，赵构在诏书中竟然把权奸蔡京、童贯与岳飞、张宪相提并论，同时释放了蔡童的家属。赵构的恶毒心肠由此可见一斑。

     尽管不少善良的人们相信皇帝总是好的，只不过是奸臣当道，才使忠良受到了冤屈，因而把一腔怒火发泄到了秦桧身上。但仍然有人看出了赵构皇帝的阴狠刻薄。岳飞死后一年，有人就作悼诗云：“自古忠臣帝主疑，全忠全义不全尸”。矛头已经暗指赵构。宋亡之后，人们更是直接控诉赵构的罪恶。明人高启写诗认为：“每忆上方谁请剑？空嗟高庙自藏弓。”文征明的《满江红》则明确地指出，赵构才是杀害岳飞的元凶，秦桧只是帮凶而已。   

     性格即命运，岳飞耿直忠贞的性格，只能使他成为一个出色的军事家，而在政治的波谲云诡之海里，他不会揣测上司高宗赵构的阴暗心理，就永远成不了弄潮儿。可以说，他的死是一种历史的宿命，正如王夫之说得那样：“遇秦桧之奸而不免，即不遇秦桧之奸而抑难乎其免矣。”

     行文到最后，我突发奇想，如果能在西湖岳庙前的那些奸佞跪像中，把赵构皇帝也加进去，该多好啊！起码可以让人们明白，独裁专制的皇帝老儿，才是杀害忠良为祸天下的罪魁祸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