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小草：孔儒文化传统与体制转型

苏小草sxc

苏小草：孔儒文化传统与体制转型


1、我认为，在中国，只要心中有‘道’而坚守人人平等、自由的精神信仰，无论信仰何种宗教都是值得肯定的，这就是宗教信仰自由，但如果心中无‘道’而坚守人人等级、特权的精神信仰，这种无‘道’的教唆便是‘邪教’，孔教如是也。儒家的‘仁义道德’是构建在坚守等级、特权的精神信仰的基础之上的，它是奴隶主、奴才和奴隶的野蛮人的道德，不是独立健全人格的文明人的道德。当下，中国的问题不是左或右的问题而是前进或后退的问题，所谓‘前进’是指向着构建现代公民社会、融入世界主流文明的方向发展，所谓‘后退’是指向着悖离世界主流文明、复辟古代君主臣民体制的方向发展。令人沮丧的是当下的中国没有前进的迹象，只有后退的动作，出现这种情况，实在让人无法理解和认同。

2、近现代以来，马教在中国的传播极大地冲击了孔教的主流文化地位，倡导平等、自由的马教在精神层次上无疑是高于倡导等级、特权的孔教的，这便是马教得以取代孔教主流文化地位的根本原因。然而，马教取代孔教的主流文化地位是通过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实现的，于是，孔教沉溺于马教的暴虐之下达半个世纪之久，几近奄奄一息。由于马教否定践行博爱伦理-契约交易的伦理经而痴迷于对阶级敌人进行无情打击，那么，人们在革命斗争的生产活动中不可能迎来平等、自由的美好生活，只可能沦陷于新生的等级、特权社会体系和结构中。此时，当人们怀着失落的心情审视当下的生存时，周遭的一切恰好又吻合了孔教的构成要素，于是，孔教的复活就成为必然。打破孔儒文化传统的枷锁，为构建自由民主制度而来，然而，通过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收获的依然是集（极）权体制及其等级特权制度，而这种制度体系需要孔儒文化传统的维系，于是，寻回孔儒文化传统便亟不可待地被提上日程。这只是一幕充斥着野蛮和暴力的悲惨剧情，一场历史轮回之毫无意义的折腾。这也反证了毛那句意味深长的话：中共是以打倒‘孔家店’起家的，如果哪一天执政遇到难处，再把孔子的思想给老百姓，就落入了一种历史轮回，中共就快玩完了。什么意思呢？中共执政遇到难处，拒绝寻回孔儒文化传统而致力于体制转型便可打破历史轮回，保守落后的体制而寻回孔儒文化传统便落入历史轮回。

3、治世时期，社会理想是‘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和国家消亡的无政府主义，它是皇帝的新装，是极端民粹主义，一种‘至善’；社会实践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和国家至上的集（极）权主义，它是皇帝的裸体，是极端民族主义，一种‘至恶’。乱世时期，社会理想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和国家至上的集（极）权主义，它是皇帝的裸体，是极端民族主义，一种‘至恶’；社会实践是‘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和国家消亡的无政府主义，它是皇帝的新装，是极端民粹主义，一种‘至善’。治世的社会理想是乱世的社会实践，它播下了乱世暴力革命的火种；乱世的社会理想是治世的社会实践，它埋下了治世强权暴政的祸根。治世是‘坐稳了奴才的时代’，做奴才真好；乱世是‘做奴才而不得的时代’，做主子真棒。

4、践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和国家至上的集（极）权主义必定坚守‘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和国家消亡的无政府主义的社会理想，乱世的暴力革命是治世的社会理想播下的，它是皇帝的新装，是极端民粹主义，一种‘至善’。践行‘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和国家消亡的无政府主义必定坚守‘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和国家至上的集（极）权主义的社会理想，治世的强权暴政是乱世的社会理想埋下的，它是皇帝的裸体，是极端民族主义，一种‘至恶’。无论是治世还是乱世，社会理想与社会实践均是两种蕴涵相互悖反语义的极端主义概念，它们是坚守等级伦理的道德观以构建等级伦理的社会秩序的过程中，把相对存在的伦理（权力与责任、权利与义务）概念绝对化而践行尊卑贵贱-权力支配或寻租的伦理经以构造责、权、利不相符，奴役与被奴役的社会关系的产物。这种社会秩序和社会关系只能演绎历史周期律的轮回史，必定演绎历史周期律的轮回史。

5、历史上，中国人有吃人的，西方人也有吃人的，西方人居多吃别人而不吃自己人，中国人居多吃自己人而不吃别人，所以西方人不比中国人文明；中国人有杀人的，西方人也有杀人的，西方人居多杀别人而不杀自己人，中国人居多杀自己人而不杀别人，所以中国人比西方人文明。这就是典型的奴性比滥思维。西方人不惮于揭自己的短，凡事懂得反省纠错以赎回自己的罪过，比好不学坏，变得越来越文明；中国人惮于揭自己的短，凡事拒绝反省纠错以宽恕自己的罪过，比坏不学好，变得越来越野蛮。西方人擅于在揭露和消解社会矛盾中独立直行，活得自由自在而人模人样；中国人擅于在掩盖和制造社会矛盾中佝偻爬行，活得猥琐卑微而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在西方民主国家，对于民众而言，‘法无禁止即可为’，法律禁止民众的事项不多，民权能够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障，民众的自由度非常大；对于政府而言，‘法无授权不得为’，法律授权政府的事项也不多，政府的唯一职能是充分尊重和保障人权，公权力得到有效限制。在传统的中国，对于民众而言，‘法无授权不得为’，法律授权民众的事项不多，民权不能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障，民众的自由度非常小；对于政府而言，‘法无禁止即可为’，政府的唯一职能是充分尊重和保障政权，法律禁止政府的事项也不多，公权力得到无限扩张。西方民主国家是一个限公权、保民权的思想开放、政治开放的文明社会，传统的中国是一个限民权、保政权的禁锢思想、禁锢政治的野蛮社会。

6、任何科技成果的应用，有利必有弊，关键在于兴利除弊，关于转基因问题，无论是理论还是技术上均远未成熟，广泛应用一定要慎重，否则，必然带来始料不及的灾祸。事实上，谁都无法否认应用转基因技术是很容易培育出有毒作物的，转基因作物‘普遍无毒性’的结论是不成立的。转基因技术与转基因作物有毒还是无毒是两个不同的问题，犹如电磁技术与电磁技术应用会否对人体造成伤害是同一个道理。前者在于理论的创新和完善，后者在于兴利除弊。因此，我们既不能笼统地说电磁技术应用对人体没有伤害，也不能武断地说转基因作物‘普遍无毒性’。

7、儒们经常引述某些西方人对儒学只言片语的片面认知而指责批孔批儒是挟洋自重、不学无术，殊不知，只有中国人才真正懂得儒学是什么东西，儒们才是挟洋自重、不学无术。儒们的可怜之处是祖祖辈辈做奴才，可悲之处是一生一世不自知。思维里的我是一种极端主义，要么是极端民粹主义要么是极端民族主义，身形里的我也是一种极端主义，要么是极端民族主义要么是极端民粹主义，思维里的我与身形里的我处于残酷搏杀的纠结和痛苦之中，善言恶行双面人生、虚伪狡诈卑鄙无耻，这就是儒们的生存状态和言行特征。这种人生最终只能收获精神与肉体的双重毁灭而归于无意义。‘妖由人供，孽有人作，自作孽、不可活’，咎由自取啊。

8、遵循真正的市场经济规律运作，中国的楼市、股市理应能够让普通的民众受益而富裕起来，而现在的楼市、股市发展成什么样了呢？它们成了权贵饕餮的盛宴、劫掠民财的工具，太恶劣了！难道不是吗？一个不能自由地讲真话的国家和社会必定走向道德败坏、腐朽溃败，一个能自由地讲真话的国家和社会必定走向道德高尚、繁荣兴旺。一个文明的国家和社会不能构建在善言恶行的基础之上，只能构建在真言善行的基础之上。中国人啊，中国！这个民族不能再继续堕落沉沦下去了，开展现代公民教育，实现宪政、民主和法治已刻不容缓！

2018/06/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