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短房：土耳其，“7.15”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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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恐怕就连最富想象力的人都未必会想到，一场为时不到3小时的未遂军事政变，会把土耳其这个横跨欧亚大陆的古老国家，推上如今这样一个风云变幻的大舞台。

　　乏善可陈的政变

　　政变是从安卡拉当地时间7月15日22时30分开始的，横跨博斯普鲁斯海峡、连接土耳其欧亚两部分的两座伊斯坦布尔大桥突然被武装士兵封锁，旋即坦克出现在不久前刚发生过恐怖袭击的伊斯坦布尔阿塔图尔克机场，一小时后首都安卡拉的国家电视台（TRT）播音室被军人控制，并被迫播出政变声明，声明指责了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声称政变的目的是希望恢复“宪法秩序、人权和自由”，宣布政权由“和平理事会”控制，在全国实行宵禁“直至另行通知”。

　　由于当时埃尔多安总统正在土耳其欧洲部分的港口城市马尔马里斯度假，政变消息传出后举世哗然，局面一度失控，小道消息不胫而走。

　　但这一混乱局面仅仅维持了短短1小时：23时30分，埃尔多安的视频出现在Facetime上，这段视频宣称自己仍然掌握局势，呼吁人们“走上街头，抵抗军事政变夺权企图”，随后安卡拉街头出现大批支持埃尔多安的民众，支持者和随后出现的亲埃尔多安警察向政变军人展开攻击，土耳其战斗机也出现在安卡拉上空，并开始驱逐参加政变的武装直升机。16日凌晨两点45分，TRT电视台被亲埃尔多安方面夺回，半小时后埃尔多安乘飞机降落在伊斯坦布尔机场，并发表演说，宣称政变业已失败，并发誓要在军队中进行“清洗”。

　　尽管在各种语言的网络平台上，五花八门的小道消息继续不胫而走并热闹了很多天，但“7.15”政变本身事实上到此时为止就已结束：直接参与政变的已知最高军阶军官阿库斯上校（colonel Yurdakul Akkus）向政变参与者下达了投降命令，各处的政变征候很快消失得荡然无存，在短暂的混乱中据称有至少265人（104名政变军人，161名亲政府军警和平民）死亡——这对于一场如此乏善可陈的政变而言，已堪称天文数字。

　　然而很多人始料不及的是，这仅仅是土耳其政治暴风雨的开始。

　　幕后黑手？

　　有人在网上讽刺此次政变发起者“在TRT播音室呆了整整一小时都没把自己的政变纲领说清楚”、“仿佛全部使命就是宣布政变而后等待被捕”，这虽然有些尖刻，却实实在在勾勒出此次政变的一个鲜明特点——不知所云，政变者要坚持或建立什么，颠覆或反对什么，一概欠奉，“宪法秩序、人权和自由”实在是太过“广谱”的口号，包括埃尔多安在内几乎每个土耳其政治派别，都曾喊着同样的这类口号，做着针锋相对的事。

　　埃尔多安在第一时间就指责流亡美国的土耳其民族主义政治家费图拉赫.葛兰（Fehtullah Gülen）为“幕后黑手”，大局尘埃落定后更声色俱厉地要求美国政府引渡葛兰。

　　作为温和的宗教主义者和狂热的“泛突厥”民族主义者，葛兰曾是埃尔多安的政治盟友，双方在“政治保守、经济文化开放”这个所谓“埃尔多安式土耳其主基调”上高度一致，直到2010年，一种相当有代表性的学术观点还认为，“埃尔多安主义实质上就是改头换面的葛兰主义”，由于葛兰长期定居美国，政治地位超脱，人们一度认为，他和埃尔多安的政治联盟，可以一直持续下去。

　　但自2010年起，埃尔多安口中“葛兰味”浓重的“零问题”等说法越来越少，“加沙难民船事件”、“雕像问题”（土耳其艺术家索伊Mehmet Aksoy2009年在卡尔斯树立土-亚友谊纪念碑，却被他在5年后下令捣毁，令两国关系大幅倒退）等不合葛兰口味的事件越来越多，令两人间关系产生很大裂痕。“阿拉伯之春”爆发以来，双方在如何对待原教旨组织、是否应该干涉叙利亚事务等问题上尖锐对立，一心集权的埃尔多安无法容忍葛兰在自己阵营内部广泛的影响力。

　　2013年，土耳其司法系统掀起反腐风暴，迫使前内政部长居莱尔（Muammer Guler）、前经济部长恰拉扬（Zafer ?a?layan）等埃尔多安亲信受到惩处，令埃尔多安受到自2003年当选总统以来最沉重的政治挫折，不得不做出些许妥协的埃尔多安将这笔账记在格兰头上，指责后者“阴谋颠覆”、“有搞恐怖主义嫌疑”，并指使土耳其一家法院签发针对葛兰的逮捕令，当时这一做法被普遍认为带有政治报复和转移公众对其亲信贪腐指控注意力的意味。2015年6月7日立法选举，号称“选举常胜将军”、曾在12次各类选举（三届立法换届选举、三次地方选举、一次补选、两次公投、三次改制后的大选）中获得全胜的埃尔多安居然“输了半场”——他的正义与发展党（AKP）得票率为40.8%，赢得总共550个席位中的258席，不仅未能实现埃尔多安原定的超过330席（即启动修宪公投所必须的70%议席）目标，甚至也远离了276席的简单多数席位。仅因为埃尔多安本人的老道和议会另外3大党——老资格的凯末尔主义嫡系政党共和人民党（CHP）、以右翼、宗教化和民粹为特色的民族运动党（MHP），以及带有浓厚库尔德人色彩的左翼政党人民民主党（HDP）彼此“不兼容”，才得以在一年内第二次（2015年11月1日）启动立法选举，并一举夺得49.4%的选票和317个议席，保住了议会简单多数，但酝酿多年的通过夺取议会绝对多数以启动修宪、通过修宪以进一步集权的计划却被延误至今。

　　如果说，埃尔多安就此进一步迁怒于葛兰，或许有些牵强，但正如一些观察家（如法国《世界报》政治记者奥利维耶Enora Ollivier和格勒诺布尔政治科学研究所土耳其问题研究员马尔库（Jean Marcou）等所言，借“7.15”事件契机，对整个土耳其社会来一次“格式化重装”，可谓恰逢其时。

　　有趣的是随着“格式化”的深入，最初被激烈谴责和流言蜚语纷纷“击中”的“幕后黑手”，如葛兰、前空军司令奥兹图尔（Akin Oztur）等，似乎渐渐被“边缘化”：葛兰仍然被土耳其官方谴责，但声调和频率已大大降低，7月21日副总理库尔图尔姆斯（Numan Kurtulmus）通过官办的阿纳多卢通讯社表示“不清楚谁指使了政变”、“不清楚政变是否为境外势力所煽动”，也在某种程度上让此前一些“阴谋论”传闻多少“降温”些许。

　　照一位在伊兹密尔“九月九”大学教书的当地朋友看法，“埃尔多安的格式化”业已成功启动，“激活码”在某种程度上已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格式化”

　　7月20日，埃尔多安在结束内阁和以他自己为主席的“安全理事会”会议后，于深夜出现在电视屏幕上，宣布在土耳其实行为期3个月的紧急状态，以“迅速而彻底地根除所有参与‘恐怖组织’的成员及其‘毒素’”。

　　事实上“根除”早在宣布紧急状态前业已展开。

　　根据土耳其独立法官协会（YARSAV）阿尔斯兰（Murat Arslan）的数据，截止7月20日已有包括140名法官、48名检察官和两名宪法法院成员在内的2745名法律工作者被捕，且“根据我们的信息，尚有2000人在当局的名单上”。

　　土耳其总理耶尔德勒姆(Binali Yildirim)稍早公布的数据，则称已逮捕参与政变的军人2839名（其中将军42名），库尔图尔姆斯则称包括省市长、内政部官员、大学和学院负责人在内约近10万人被解职（当然，有些传说中的数据和具体被解职者的名字未必属实，其中有些已被证明是误传），被逮捕和拘留者据称多达5.5万人——正如一些评论家所言，这样的动作和数字，和“7.15”那场一触即溃的政变相比简直“不成比例”。

　　紧急状态的宣布表明，这一切很可能仅仅是一个开始：同日稍早，埃尔多安在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再次重申支持恢复死刑，考虑到在国民议会550个议席中AKP拥有317席，比AKP更宗教化、更支持恢复死刑的MHP有40席，如果诉诸议会表决，死刑的恢复几乎只是时间问题。

　　根据埃尔多安认为“总统权力不够”、“需要修改”的现行宪法第15条，一旦宣布实施紧急状态，“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都可以部分或全部被中止”，且“只要不违反国际法所规定义务，宪法所规定的公民权也不例外”。紧急状态下土耳其立法权暂时由部长理事会（主席为总统本人）通过公报来实施，而无需经过议会表决，内政部和警察的权力会被加强，可“酌情”实施宵禁，进行无证件的随时搜查，或实施媒体管制及文化活动管制。

　　不仅如此，根据宪法第19条，紧急状态在必要时可“不定期延长”，且无需办理任何手续——土耳其上一次实施紧急状态是1987年的事，当时政府以“打击库尔德工人党（PKK）需要”为由，宣布实施为期3个月的紧急状态，但事实上这次紧急状态直到2002年才全部终止。

　　当然，紧急状态并非“绝对授权”，和许多人所担心的相反，根据土耳其宪法第175条，紧急状态期间任何人不得借机修宪。

　　“埃尔多安的民主”

　　和“江湖传闻”颇有偏差的是，“7.15”事件后将“民主与法制”挂在嘴边的不是别人，正是埃尔多安本人。

　　事件尚未平息，埃尔多安就高呼“我是民主产生的国家领导人”，指责政变者和“幕后黑手”是“反民主”，此后更照例将之归为“恐怖分子”；宣布紧急状态之际，他宣称此举的目的是“消除对土耳其民主和土耳其人民法制秩序之威胁”。

　　尽管中国国内和北美一些网络平台上传闻纷纷，但据当地朋友介绍，由AKP组织的亲政府、亲埃尔多安游行口径相当统一——“统一色”为红、白的土耳其共和国国旗色，统一装束为被称作“Turkiye”的红白二色装饰，许多聚集在各大城市中心广场的“爱国集会参加者”穿着世俗，年轻女性也大多着T恤和超短裙。

　　但这只是硬币的一面：几乎同样的一些人同时指出，保守的、原教旨的声势在“7.15”之后的确大增，在一些非官方举办的支持游行集会上，出现了绿色的奥斯曼旗、“清真言”和宗教色彩浓厚的口号，在许多地方更出现了保守群众围攻世俗群众，或逊尼派保守主义者与其它教派群众对峙的场面。一些保守派人士公开表示“不要忘记土耳其一直是一个穆斯林国家”。

　　一些世俗派或中立派人士的反应和感想是复杂的，他们中有许多人也参加了“爱国游行”，一位朋友指出，CHP、MHP和HDP三大在野党尽管政见迥异，但在“7.15”后都做出了谴责政变、支持埃尔多安“恢复并捍卫民主”的公开姿态，甚至参加了“爱国游行”，正如一位世俗派朋友无奈指出的，埃尔多安是选举的赢家，“而且不止赢了一次”，只要他一天高喊“捍卫民主和法制”，反对党和世俗派主流就只能无奈地表示“支持对民主和法制的捍卫”——“即便这不过是‘埃尔多安的民主’，我们总不能喊‘反对民选总统’和‘支持政变’吧”？

　　“格式化”对社会的冲击和震撼是巨大的，但并不像一些外国人所想象的那么大。一些人指出，埃尔多安屡屡借口“反腐”、“反恐”搞这样的“格式化”，甚至以“未遂政变”为口实就搞过4次（2003年、2005年、2006年、2010年，这四次“未遂军事政变”是否曾经真的被策划过，至今仍是一个谜），只不过这次更彻底、更全面，借葛兰为由头搞到法官头上本就是顺理成章的事（非如此，法官无过错则终身任职，埃尔多安就很难在司法系统“格式化”，以报2013年的一箭之仇）；更有人坦言“我用不着害怕”，理由是“被清洗的都是被认为对现行秩序有威胁的”，而他们这些人“并没有这样的问题”。

　　耐人寻味的是，一些埃尔多安的反对者也参加了在安卡拉和伊斯坦布尔的“爱国游行”，一位参与的反对者认为，这样做的目的，一是“不让埃尔多安垄断对民主和法制的解释权”，二是“在目前氛围里，这也是唯一合法、安全表达对埃尔多安不满的形式”。有人在网上解读了安卡拉克孜拉伊广场和阿塔图尔克大街“爱国游行”中看似“着装趋同”者手势的不同含义：竖起右掌、掌心向内，屈起大拇指，表示“我支持民主，但不支持埃尔多安”，他们大多是CHP的支持者；掌心向外、单竖起食指和小指，表示“我们才是伊斯兰的捍卫者，我们支持伊斯兰但不支持埃尔多安”，他们大多是MHP的信徒。

　　正如一些分析家所指出的，如此大规模、广涉及面的“格式化”，其对象未必都涉及军事政变，更远不见得都是“葛兰主义”信徒，但他们一定是埃尔多安现实或潜在的政敌、绊脚石或碍眼者，“7.15”这场拙劣无比的政变恰给了埃尔多安一个“大开杀戒”的口实，后者正好借平息政变的大好时机把“涉及政变”做成一个尽可能大的筐，竭力将一切异己往里装。

　　时至今日埃尔多安仍然大谈“共和国的捍卫者”、“民主守护者”（有当地朋友称，其支持者甚至紧急创作了若干首歌颂“共和国捍卫者”、“民主守护者”埃尔多安的歌曲），并小心翼翼地回避诸如“世俗与宗教”或党派之争之类话题，甚至暂时回避了其最为关心、也最受抵触的修宪问题，因为“民选总统”的光环是他目前最理直气壮的政治资本，而他一心要修改的现行宪法，则是推动“格式化”的最有力法律依据。

　　值得一提的是，许多旁观者本能地将“凯末尔主义”、“世俗主义”和“民主主义”划等号，这是非常不确切的认识：在中东伊斯兰世界，世俗主义和民主主义并不一定是重合的，许多政治派别主张“世俗专制”，如伊拉克的萨达姆，叙利亚的阿萨德父子，而另一些政治派系则推行“宗教民主”，最典型的莫过于实行“二元政治”的伊朗。凯末尔主义的初衷，是依托在当时的土耳其社会文化程度、接受新生事物能力遥遥领先的军官团，推行世俗开明专制和精英政治，这种被中国名将蔡锷归纳为“军国民主义”的思想显然并非什么“民主意识”。事实上近十几年来，屡屡打着“捍卫民主成果”粉碎一系列真真假假“未遂政变”的反倒是埃尔多安，而将“世俗”和“民主”混为一谈，则是“阿拉伯之春”后外界对中东事务屡屡“误判误断”的“病根”之一。

　　正因如此，埃尔多安的支持者一方面的确人数众多（否则他也不可能成为选举中的常胜将军），另一方面这些支持者远非铁板一块，既有原教旨主义者和宗教色彩浓厚的人士，也有世俗色彩强烈、但憎恶精英政治和经济不平等的底层人士。耐人寻味的是，埃尔多安这个被公认对库尔德反政府武装“高压铁腕”者，却在库尔德人中享有很高的得票率——这是因为相较于此前的土耳其政治家，他的确给予库尔德人前所未有的政治和经济好处。

　　埃尔多安所要建立的，是他称为“土耳其梦”、反对者称为“新苏丹”或“埃尔多安民主”的一套体系，政治和社会上趋于保守，经济上则趋于自由，而权力则高度集中于他本人。至于在“圆梦”过程中是否会彻底埋葬凯末尔主义，是否会为土耳其带来更多的宗教保守色彩，则恐怕要看土耳其各阶层、各势力博弈的此消彼长，以及在埃尔多安看来究竟把“红旗”（凯末尔制订的土耳其国旗）或“绿旗”（保守派推崇的“奥斯曼旗”）举得高些更有好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