钮文新：产能与结构问题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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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明显，中国的产能过剩问题和经济结构问题都不只是中国自身的问题。应当说，这是全球经济一体化面临解体风险的具体体现。我们看到，G20财政和央行行长（成都）会议公告中也阐述了全球性经济结构问题。公告指出：我们认识到全球经济复苏缓慢和市场需求低迷使得包括一些行业产能过剩在内的结构性问题更加严重，这些问题对贸易和工人产生了负面影响。我们认识到，钢铁和其他行业的产能过剩是一个全球性问题，需要集体应对。

　　为什么说经济结构和产能过剩问题实际是全球性问题？这其实很明显，全球经济一体化过程中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全球性产业分工。中国作为当时刚刚改革开放的经济体，基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工业化基础，承接了发达国家一般性消费品生产的加工，而夺得了自己在全球性产业分工中的“一席之地”。于是，加工厂开工，开始为发达国家提供一般性消费品。

　　极致性情况发生在2000年到2008年之间，那时候，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开始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透支消费”。美国的穷人开始在“零首付次级抵押贷款”的促动下购买房产，同时，利用房价上涨的事态，每年评估一次房产价格，并从新转换贷款，从而套取房价上涨的差价，然后再把这笔套出来的现金用于日常消费。注意，这样做的人都是穷人，他们不可能去消费奢侈品，而多为一般性消费品。结果是什么？一般性消费品需求暴增，对应到一般消费品的加工国——中国的情况就是“一般性消费品”生产大幅上升，加工出口大幅上涨，一般性消费品产能高速扩张，投资大幅上涨。

　　但是，2008年次贷泡沫破灭，美国房子价格暴跌，大量透支消费房子的穷人变成了“更穷的人”，不仅没有了房子，而且没有了工作，消费水平一落千丈。所以我们说，美国次贷泡沫捅破的不只是金融泡沫，同时还捅破了美国的消费泡沫。这种情况对应到中国，一定是一般性消费品生产的产能过剩。

　　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产能过剩的问题，同时也是结构性问题。一般性消费品产能过剩一定是“中低端产品生产过剩，而中高端产品供给不足”，“中低端产品生产占用了过多的社会资源，而中高端产品资源供给不足”。所以，我们说，中国的经济问题主要在供给侧结构问题。但是，解决供给侧问题可不是单纯依赖供给侧结构调整就可以的。因为，供给侧结构改革依赖新的消费需求保持相当的热度。供给与需求实际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不存在可以脱离供给的需求，也不存在可以脱离需求的供给，二者相辅相成。

　　我们已经清醒的意识到，旧的需要不能指望了，因为发达国家对一般性消费品的需求不可能、或者说在可以预见的10年之内，不可能再回到2008年之前的状态。既然如此，中国过剩的一般消费品产能过剩将不能指望发达国家“疯狂消费的回归”。因为，就算10年之后，发达国家的消费恢复到2008年的水平，那时这些生产设备要么过时，要么也都变成废铜烂铁了。所以，去掉这些过剩的产能就是这次金融危机带给中国的一个重大考验。一方面，过剩产能身后藏着一大把债务；另一方面，过剩产能背后藏着一大把下岗工人。

　　怎么办？恐怕问题的核心就是要解决好这两大难题：债务和失业。中央给出的方法是：更多地兼并重组，而不是破产。上周我提出：“三去一降一补”应当以“降成本”为抓手。或许有人担心，降成本会不会让应该死掉的企业复活？我认为，这样的担心不无道理。但是，这样的担心源自于一个不很现实的期待：让市场手段在企业兼并重组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我认为，对中国而言，主要指望市场手段去除过剩产能，那将无异于制造一场金融危机或经济危机。这实际是自由资本主义时代最通常的做法。我认为，这不符合中国国情，不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因此，最佳的方案依然是“两只手都要硬”。一只手是政府之手，利用中国政府特有的经济控制力，有规划、有安排、有序地推动企业兼并重组，并以强硬的手段理顺组织结构和管理者任职，因为企业整合关键是人的整合、文化的整合，而不是业务的整合。

　　另一只手才是市场。这只手恐怕更应当体现在金融市场方向，让完成整合的企业能够通过提高效率和效益获得更多的金融资源，尤其是股权类金融资源，降低债务率，减少财务成本，并形成良性循环的企业运行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