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小草：历史迷途中的艰难选择
苏小草：历史迷途中的艰难选择按：公有制的计划经济模式与世俗权力具有天然的亲和性，它无法从对世俗权力的依赖性中摆脱，而等级伦理的道德观是植育世俗权力的天然母体，因此，践行公有制的计划经济模式造成的灾难是坚守等级伦理道德观的产物，而践行市场经济模式带来的繁荣是坚守平等自由道德观的产物。儒学承载的是一种权力型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它是集（极）权主义国家政治形态的道德认证体系，其起源于殖民统治，传承和发展于集（极）统治，是一种彻头彻尾的牧民文化体系，正是它，制造和沿革了中国千年不易历史周期律的轮回史。当下，抛弃儒学、摒弃纷争，构建现代公民社会，融入世界主流文明是中国实现百年崛起的唯一选择。关于这一点，或许已刻不容缓。
（一）‘尊孔崇儒’的历史背景
议曰：昔仲由为邵宰，季氏以五月起长沟，当止匕之时，子路以其私秩粟为浆饭，以饷沟者，孔子闻之，使子贡往覆其饭，击毁其器。子路曰：夫子嫉由之为仁义乎？孔子曰：夫礼！天下爱天下，诸侯爱境内，大夫爱官职，士爱其家，过其所爱，是曰侵官。这是《反经》中有关‘子路侵官’的记载，儒家的仁义把天道无亲、扶弱济困等同于侵权，即侵犯统治权。因此，儒家的仁义是标准的奴役与被奴役，是服务于‘家天下’的王权政治及其等级特权制度的。
孔儒文化传统的实质是什么？权力控制和操纵一切，从每个家庭到整个社会，争权夺利互害为虐，尔虞我诈成王败寇，而这一切都是以‘仁义道德’作出的。有人认为，复兴孔儒文化传统有利于构建自由市场经济体系，事实上，恰恰相反，在中国，一旦将孔儒文化传统上升为社会的主流意识，重走计划经济之路就成为必然。因为，孔儒文化传统宣教的道德价值伦理与自由市场经济良性运作要求的道德价值伦理是相悖反的。倘若有人不认同这一点，只可能是观念错觉造成的。这是基于逻辑理性和实践事实作出的基本判断，事实只能如此。观念错觉是一种极端思维的产物，它是害人害己的，倘若期望的与发生的相悖反，我们必须重新审视过往，及时纠正观念错觉。这是理性人产生的前提。
中共是反孔起家的，反的对不对呢？应该说，是对的。至于中共又搞集（极）权体制，那是另外一码事，即历史的惯性造成的。当下，如果无视历史事实，转而倡导尊孔崇儒，就意味着要从根源上彻底否定和摧毁中共，实现完全意义上的权贵封建主义复辟，它只不过是重走历史周期律的路径依赖，至于其它言辞，完全是遮蔽这一意图。中共会不会真的倡导复兴孔儒文化传统呢？一定不会。因为，倘若如此，正如毛泽东所言，中共必然落入一种历史轮回，彻底失去存在的历史意义和过往执政合法性。自春秋战国时代，中国就有反儒的传统，反儒传统的实质是反殖民统治，因为，周王朝是入主中原的殖民者西夷姬氏文武周公创建的。‘分封制’的实质是分而治之，推行殖民统治；‘周礼’是殖民者文武周公精心编纂和打造的殖民术，它是殖民统治之学；儒者既是‘周礼’的宣教和践行者也是投降征服者的奸人和懦夫。何谓儒者？其起源应该是这样的：外敌入侵，伺机而动，臣服于征服者以期享受荣华富贵的叛贼的统称。
中国历史上，反儒传统是渊源流长的，从秦皇‘焚书坑儒’到毛泽东发起‘文革’，均是这一传统的延续，秦皇‘焚书坑儒’招致二世而亡，毛泽东发起‘文革’导致前功尽弃，从大历史观的角度讲，无论是秦皇还是毛泽东，都是试图以一己之力扭转乾坤的‘伟大’历史人物，他们的反儒是正确的，但使用的手段过于恶劣，反遭‘暴君’的口实，终至失败。可以毫无疑问地说，倘若两千多年前秦皇反儒成功，中国一定是率先进入世界现代文明的国度，也就不会有后来毛泽东发起‘文革’的惨痛一幕。毛的错误不在于反孔儒文化传统，而在于力主践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计划经济模式，而尼克松访华、改革开放后，中国推行市场经济模式是构建在毛反孔儒文化传统的基础之上的。秦皇‘坑儒’和毛发动‘文革’的本质意图是权力反腐，它们与历朝历代开展的权力反腐运动并无本质区别，在中国，儒是道德性腐败、伦理性腐败和制度性腐败的根源，权力反腐的实质就是反儒。尽管非常惨烈和让人痛心，但我们必须客观、冷静地看待和正视它。以上这段话是我思考很久，决计要说的，没有必要隐讳。
一个崛起于东方的伟大中国不可能构建在弘扬孔儒文化传统的基座上，只可能构建在反孔儒文化传统的基座上。历史必将证明这一点。
（二）政治体制改革与尊孔崇儒
中共是以反孔起家的，藉此奠定了其存在的历史意义和过往执政的合法性，这是毋庸置疑的历史事实。在世界民主化潮流势不可挡的今天，在政治体制改革和尊孔崇儒的较量之间，中共必然面临艰难的选择，这不只是中共必须面临的选择，也是全体中国人必须面临的选择。选择之间可能出现四种情况，如下：
1、中共拒绝政治体制改革，倡导尊孔崇儒。
2、中共着手政治体制改革，拒绝尊孔崇儒。
3、中共拒绝政治体制改革，拒绝尊孔崇儒。
4、中共着手政治体制改革，倡导尊孔崇儒。
第一种情况，中共拒绝政治体制改革的同时，摧毁了自身存在的历史意义和过往执政的合法性。
第二种情况，中共着手政治体制改革的同时，继承了自身存在的历史意义和过往执政的合法性。
第三种情况，中共拒绝政治体制改革的同时，继承了自身存在的历史意义和过往执政的合法性。
第四种情况，中共着手政治体制改革的同时，摧毁了自身存在的历史意义和过往执政的合法性。
第一、四种情况中，对于中共而言，是极其不利的，等于陷入了一种历史轮回。无论政治体制改革与否，中共否定自身存在的历史意义和过往执政的合法性是灾难性的。
第二种情况中，对于中共而言，是极其有利的，既可避免陷入历史轮回又可巩固自身存在的历史意义和过往执政的合法性。毫无疑问，在继承自身存在的历史意义和过往执政的合法性的基础上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具有不可估量的正向价值和意义，不但可以规避社会大的震荡也可减小改革的成本。
第三种情况中，对于中共而言，是极其危险的，拒绝政治体制改革等于逆历史发展潮流而为，不但背叛了先辈构建自由民主制度的承诺，甚至于难以避免陷入历史周期律的轮回。既然要继承自身存在的历史意义和过往执政的合法性，为何不主动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呢？改的越早越为自己加分，改的越晚越失分。早晚都要改，早改早好，不改糟糕，不是吗？
可见，对于中共而言，只有第二种情况是可取的，着手政治体制改革，拒绝尊孔崇儒不仅对中共是大好事，对全民也是大幸事，但愿这不只是愿景。
有时候，我们期望的往往与发生的相悖离，为什么？因为，我们沉浸于一种观念错觉没有认识到事物的本质，它是建立在表象的基础之上的，但倘若我们摆脱观念错觉，把它建立在事物本质的基础之上，期望与发生的则可能完全一致。中国的问题是系统性的问题，是等级伦理道德观的问题，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任何统治者都是等级伦理秩序中的一员，倘若不着力于打破等级伦理观念，有人期望中国出现蒋经国式的人物，怎么可能呢？即便出现，也只可能被奴才们吹捧成独裁者！独裁者不是从天而降的，而是土生土长的，急功近利是没有用的，削弱等级伦理观念才是关键。这也是我批孔批儒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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