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小草：开放精神与自主意识
苏小草：开放精神与自主意识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中华古易‘对立互补的三极之道’是一个至大兼容的开放系统。它以无与伦比的宽阔胸襟凝聚着深邃广备的开放精神。任何事物都是在自由开放精神的昭示下发展进步的，只有怀着海纳百川、来者不拒的开放态度，一个民族的内心才能真正强大起来，才能拥有独特的个性价值和创造精神，才能实现自身的和谐发展与进步。
沧海桑田，上下五千年，可以看到，作为一个古老的文明，尽管纷争万代，内忧外患不断，中华民族非但没有被历史的硝烟所淹没，也没有被民族问题的泥潭所拖累，始终是一个生活在人类文明发祥地，且多民族融合的共同体。究其根本原因，根植于中华大地的源文化，即河洛文明的道文化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始终都没有枯竭。作为中华文化的活水源头，长期以来，河洛文明的道文化，虽被伪文化，即儒文化扭曲、蒙垢，但依然潜流于中华文化的血脉中而未绝迹。正邪不两立，这种状况，不仅造就了中华民族内敛、沉郁的气质，还铸就了中华民族的心理走向与潜在意识。可以这样说，儒学作为一种以假乱真的伪道学，其主导的儒文化在与时隐时现的中华道文化的千年交恶中，积淀了中华民族认识世界的方法、价值取向及审美倾向，深沉亘古的左右了东方文明兴衰荣辱的历史走向。
与之相应，可以看到，在中华历史上，凡是儒学畅行、‘大儒’显世的王朝，无不由盛疾衰，而分崩离析。西汉王朝（前221-23）‘文景之治’曾盛极一时，大儒董仲舒横空出世，汉武（前156-前87）‘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驾崩后，国器很快调蔽衰亡。不一而足，其下的王朝概莫能外。不可否认，中华历史上曾有过三百年的帝制盛景，而所有这些盛世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儒文化虚脱，道文化兴盛。盛唐时期，佛、道文化的繁荣就是明证。也就是说，造成中华‘合久必分’的根本原因在于伪文化，即儒文化的恣意泛滥；成就中华‘分久必合’根本原因在于道文化，即源文化的强大支撑。犹如一株根深叶茂的大树，道文化是其生命之源，儒文化则是寄生其上的青面蚜虫，常长常蛀，大树终被‘蠕虫’蛀空，而轰然倒塌。可见，中华千年悲苦命运的祸首不在于自视外夷匪帮的入侵破坏，恰恰在于国人尊崇的伪道学，即儒学的腐蚀败坏。
‘道’是一种绝对的概念，它是世界观的表意构成，存在于精神价值领域，三生万物道一体，系辞云：‘六爻之动，三极之道也，是故君子居而安者，易之序也。’‘理’是一种相对的概念，它是方法论的表意构成，存在于物质价值领域，对立互补因果理，‘一阴一阳之理’。可悲的是，寻求相对存在的终极价值与意义，‘道’的绝对性被见利取义、不求甚解的孔儒们阉割嫁接到了‘理’的相对性上，故‘一阴一阳之理’论转化成了‘一阴一阳之道’说，继而又演化成了‘阳尊阴卑之礼’论，打造出通向等级伦理的罪恶‘天梯’。因此，自儒学诞生之日起，中华民族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就彻底颠倒了。也就是说，中华民族痴情于造神运动的根本动因在于‘理道不分’，继而造成了‘人神合体’。这正是在孔儒伪道学的长期熏陶下，人们丧失了‘人人平等’精神信仰的必然结果。
一个豁达自信的人必然领受矫正，一个猥琐卑鄙的人必然拒绝阳光。一个包容开放的文化必然凝聚力量，一个禁异强同的文化必然涣散溃败。人因自卑而渺小，因鄙弃而自大，自称‘圣人’、奉行功利主义的孔丘就是一个极端猥琐与卑鄙的无耻之徒。因妒火缠身，其曾以极端残忍的手段杀害了持不同政见、才华横溢的同僚少正卯；为谋入仕，苟延残喘地活着，其更是不惜挖墓掘坟、糟蹋中华源文化，编造伪道学以滥竽充数、欺世盗名。要知道，在上智下愚、成王败寇的混世年代，‘劣币驱良币’是一种当然的时尚。正是由于这一点，孔丘的徒子徒孙们才绵延不绝，祸害千年。伪文化拒绝真理，故而恐惧开放；伪文化拒绝真相，故而恐惧阳光。儒学是一种彻头彻尾的伪道学，儒文化是一种彻头彻尾的伪文化，中华民族近现代的全面衰落完全是颠倒黑白的儒文化兴风作浪的必然恶果。作为中华文明亘古的根脉，痴心不改、默默无闻，中华古易‘对立互补的三极之道’长期沉湮于荒诞不羁的儒易中、苦苦挣扎，塑造了中华民族的基本性格，在自然观上，苍凉雄浑的气质和悲悯情怀；在社会观上，深沉婉蓄的胸襟与忧患意识。事实胜于雄辩，这正是中华文明区别于其它古老文明，没有灭迹而延续至今的根本动因所在。
认清认知这一点，便可知道，当前，以儒文化下的‘特殊国情’为幌子，丧失基本的人格与道德，一些人极力维护‘官本位’专制主义政治文明、文化的残种余孽，否定人类追求自由平等的普世价值，以损人不利己的祸心，拒绝百姓要求政治变革的呼声，实属数典忘祖、愚顽至极，其果必至，天下纷争祸起，而殃及子孙。要知道，中国从来都不是一个特殊的国家，它与世界上的其它国家一样，都是一个国家；历史上，中华民族也不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它与其它古老的民族一样，都是爱好和平与自由的民族，都是地球村的平等一员。既然世界上大多数民族都放弃了革命斗争的血腥，我们解放全人类的梦想岂不是一种一厢情愿、自欺欺人的奢望！因此，我们实不该为一己之私而私天下，以所谓‘特殊国情’为借口，拒绝世界文明政治的发展潮流，痴情、沉湎于暗潮黑幕之中‘你死我活’的野蛮争斗。现实中，可以看到，正是那些不符合民主化条件的民族，一夜之间赶上了民主化的潮流；正是那些拥有‘特殊国情’的国家，偏偏走上了光明坦直的宪政民主之路。可见，自由民主不是洪水猛兽，而是每一个民族国家的福音。事实上，为代民之权与民争利、中饱私囊，每一个恶贯满盈的专权者都能找到荒唐的借口，并冠以特殊国情的‘噱头’拒绝政治开放。
一个国家只有放弃妄自尊大，遵循世界的共通规则，才能称得上‘特色’，只有所谓的‘特色’，而无普世性的东西，这种特色只能是一种掩耳盗铃式的自欺与自虐。犹如一只茹毛饮血的野狼，道貌岸然地向文明人嚎叫，它是一个独具特色的‘超人’，越是表白，越是暴露其虚伪与狼狈。因此，‘赴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国家真正的发展必须构建在对人类普世价值的信守与尊重的基础之上，否则，我们不仅会失去可遇而不可求的发展机遇，还会丧失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力。
当前，中国寻求发展机会与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在于，坚守责任伦理，自主抉择、审慎选择，周密实施政治开放战略。中国人只有敞开自我、满怀政治开放的精神，站在‘世界人’的高度上，才可能真正识别借鉴、引进消化、吸收并实践全人类文明政治的先进文化成果；中国人只有放弃斗争思维、抱着谦卑学习的态度，站在‘文明人’的层次上，才可能有效剖析自身的狭隘与不足，做到反躬自省、矫枉过正，有效割除千年专制主义政治文明、文化的罪恶毒瘤。21世纪的今天，在全球经济、政治一体化浪潮推动下，顺应世界发展潮流，以吐故纳新的胸襟、海纳百川的气魄、百折不挠的精神，克除盘踞中华千年的‘官本位’政治文明、文化的顽疾，构建现代公民社会，在和平变革的发展进步中走向现代民主政治的坦途，是中华民族摆脱千年革命斗争悲剧宿命的唯一途径。诚如是，虽‘华山归马，孟津洗兵，不筑路易断头台，不拓拿翁窜身之马’，便可永葆天下太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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