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变迁：走出‘酱缸’文化的泥沼
历史的变迁：走出‘酱缸’文化的泥沼文/苏小草
时至今日，以标榜建构儒家文明的名义，依然有人叫嚣复兴孔儒文化传统，似乎儒家文化不是一座积沙成塔、轰然坍塌的‘豆腐渣’工程一样，它打造的实是一部成王败寇弱肉强食、争权夺利自相残杀的野蛮史；似乎儒家文明能够彰显中国悠久辉煌的‘文明’史一样，它创生的实是一部奸佞机巧尔虞我诈、巧取豪夺互害为虐的黑暗史。从文化的角度讲，它是一座摧毁文化的废墟；从文明的角度讲，它是一座埋葬文明的坟墓。无论是儒家文化还是儒家文明，都是野蛮和黑暗的象征，都是文化和文明的克星，如此，以标榜建构儒家文明的名义，叫嚣复兴孔儒文化传统有何积极和进步的意义？难道非要建构儒家野蛮和复兴儒家黑暗才能实现中国崛起？难道这不是打肿脸充胖子、自欺欺人害人害己！还有人说，批判和彻底否定孔儒文化传统过于极端、有自我实现之嫌。‘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媚权混世以一己之私而相煎于人者，孔儒们自我实现了三千多年也祸害了三千多年，值此思想混乱、国危民难之际，难道就不能让别人自我实现一回，就不能让别人为己为人祈福避祸一次。真是岂有此理！
（一）儒文化：‘迫害症’的文化源头
野蛮源于固步自封、不思进取；文明源于开拓创新、永不止息。光明在于弃旧图新，比好不学坏；黑暗在于抱残守缺，比坏不学好。世界是敞开的，文明是交融的，除了人类始源的存在和终极归宿，一切传统都将成为过去。在一个等级伦理打造的臣民社会里，只可能存在这样三种人：1、迫害别人的人；2、被别人迫害的人；3、既迫害别人又被别人迫害的人。争权夺利、媚上欺下以迫害别人，此其一也；成王败寇、弱肉强食以被别人迫害，此其二也；愚忠愚孝以代君受过，害人害己，此其三也。
在西方国家，批判传统文化不会遭遇任何强烈的反弹或阻挠，而中国恰恰相反，为何？中国传统儒文化中蕴涵的‘迫害症’基因从来没有得到应有的正视或清算。要知道，创生人间罪恶的主犯与从犯从来都是狼狈为奸、互为一体的。从现代法律学的角度讲，对于群体性犯罪行为，倘若只惩罚主犯而忽略从犯，无异于教唆从犯可以将罪恶推卸到主犯一人身上，从而埋下更多此类犯罪行为频繁发生的潜在因素。事实上，在两千多年的罪恶专制史中，中国传统的儒文化就相当于恶贯满盈之专制统治者的帮凶或‘从犯’，而它的罪恶不但未得到负面的认知或‘审判’，甚而一直作为主流文化弘扬，故而纵容其将所有的‘犯罪’行为推卸得一干二净。殊不知，儒生作为名正言顺的恩宠‘帝师’，专制统治者不仅是其创生造化的，也是其助长滋养的，其与专制统治者只是利用与被利用的主犯与从犯关系，而非其它关系。且不说这些，等级伦理学中蕴涵丰富的‘迫害症’文化基因，传承它以祸害天下，仅这就一条足以将其与制造欧洲黑暗中世纪的‘巫师’们同等论处。
当下，在中国，批判儒学及儒文化，为何会遭遇强烈的反弹或阻挠，甚至诅咒、谩骂？可以肯定地说，某些人倘若不是缺乏清醒的历史认知，就是不愿正视自己的过去，为曾经参与过迫害别人的政治运动掩人耳目、推卸责任罢了。儒文化中潜在的‘迫害症’基因是根深蒂固、源远流长的，孔圣人媚上争宠冤杀齐优和少正卯事件的史实就是明证。也就是说，剥去各种历史事件虚掩的表皮，一个传承等级伦理学的文化体系结构中，只可能塑造出具有‘迫害症’文化人格的变态人群。云波诡谲、互相迫害，关于这一点，它与丛林法则演绎的剧情应该是大同小异的，大家应该心知肚明。网友可以去考证梳理一下，历朝历代的所谓‘大儒’是否均患有某种程度的‘迫害症’，有乃正常，没有当属反常。我确信，一定如此。反思一下儒文化吧，两千多年来，争风吃醋、尔虞我诈，是谁争先恐后、不遗余力地践踏着无助的同类把一个个‘恶棍’抬上神坛，而后又伏地高呼‘圣主’的？不高人一等不甘心，不做奴才不情愿，儒文化只能胎生出毫无独立人格与自由精神的‘变色龙’，一个字：贱！
也有人说，经过重新解读，原教旨主义儒学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儒学’了，是可以传承的。问题是，阙失批判和反思精神，不敢正视它的实质，不尊重语言文字的神性地位，此种自以为是的解读难免牵强附会，甚而颠倒黑白，不可能得到普遍认同。况且白纸黑字兀自在那儿，谁能阻止它不经意间溜出来再次潜移默化地播下祸害子孙的‘病毒’呢？事实上，回顾一下，过往自己年轻的时候，有谁不讨厌恶俗的儒学！为何年长后转而偏要让年轻人继学它呢？如此作法倘若不是别有用心，实在是不可理喻、让人费解。
儒文化是一种专制文化，在儒文化的长期熏陶下，人性被极度扭曲，个体尊严和生命价值惨遭践踏，或许所有的人都是无辜的受害者，这应该是历史事实。正视儒文化的腐朽性和落后性，克服心理障碍产生的错觉，主动放弃它吧！放弃它，有利于化解历史认知产生的各种矛盾，缓和族群对立；有利于破除历史惯性、阻遏‘文革’的再度爆发，重塑文明理性；有利于国人达成融入世界现代文明的共识，让普世价值的理念牢牢扎根中华。抱着它不放，有百害而无一利，一旦其上升到传统的意识形态层面，历史周期律的轮回或将难以避免，那么，必然再次给整个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灾难！随着孔子学院开遍全世界和弘扬传统文化的号角，这种危险日益迫近，是存在的。心墙是一种凝固的执念，只能靠阳光解冻；只有穿透历史的雾霾，才能寻找到走出迷宫的路径。我相信，抛弃孔儒文化传统，共建普世文明一定会得到越来越多的人认同。
（二）奴隶的义责和奴隶主的仁权
在一个社会中，倘若做奴隶是道德和高尚的，做奴隶主也应该是道德和高尚的，奴隶主役使奴隶是天经地义、无可厚非的。在这情况下，倘若一边驯化人做奴隶一边斥责奴隶主不道德就是一种不正当和非正义行为。换句话说，倘若做奴隶是一种绝对的义责，履行这种绝对的义责是道德和高尚的，做奴隶主就是一种绝对的仁权，拥有这种绝对的仁权也是道德和高尚的。无论是做奴隶还是做奴隶主都是道德和高尚的，奴隶的道德和高尚在于被奴隶主奴役，奴隶主的道德和高尚在于奴役奴隶。无论是奴役还是被奴役都是一种道德和高尚行为。
反过来说，在一个社会中，倘若做奴隶是不道德和卑鄙的，做奴隶主也应该是不道德和卑鄙的，奴隶主役使奴隶不仅非法也是不允许的。在这种情况下，倘若一边告诫人不做奴隶一边训斥奴隶主不道德就是一种正当和正义行为。换句话说，倘若做奴隶不是一种绝对的义责，履行这种绝对的义责是不道德和卑鄙的，做奴隶主就不是一种绝对的仁权，拥有这种绝对的仁权也是不道德和卑鄙的。无论是做奴隶还是做奴隶主都是不道德和卑鄙的，奴隶的不道德和卑鄙在于被奴隶主奴役，奴隶主的不道德和卑鄙在于奴役奴隶。无论是奴役还是被奴役都是一种不道德和卑鄙行为。
事实上，倘若一种学说旨在宣教等级伦理的道德观，无异于把做奴隶确定成是一种道德和高尚行为，那么，这种学说在把做奴隶确定成是一种道德和高尚行为的同时，也肯定了做奴隶主也是一种道德和高尚行为，奴隶主奴役奴隶同样是一种道德和高尚行为。不管如何标榜，其‘仁义道德’的光环下，掩盖的只可能是一种赤裸裸‘人吃人’的丛林法则。在丛林中，‘狼吃羊’是天经地义、无可厚非的，谁能说不正当和非正义呢？然而，在人类社会中，编织和践行这种丛林法则不只是不正当和非正义还是一种狼心狗肺的缺德行为。
1、作为儒学的核心价值，‘仁’是一种权力，一种绝对的权力；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因此，儒学的核心价值是一种腐败，一种绝对腐败。儒学是一种以腐败和绝对腐败为核心价值的腐败学。
2、儒学是一种腐败学，宣教儒学就是播种腐败的基因，传播儒学就是撒播腐败的种子。尊孔学儒就是以腐败为伍，学儒尊孔就是以腐败为荣。
3、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仁、义、礼、智、信。‘三纲’包装的是弱肉强食、成王败寇；‘仁’包装的是绝对权力、绝对腐败；‘义’包装的是役民的义责或绝对义务、绝对奴役；‘礼’包装的是等级伦理、尊卑贵贱；‘智’包装的是投机取巧、急功近利；‘信’包装的是尔虞我诈、唯上不唯下。
4、朋友之馈，虽车马，非祭肉，不拜。《论语·乡党》朋友的贿品，即使是车马，只要不是祭肉，孔丘都是不言拜谢而欣然接受的。孔丘是一条大毒蛇，是人间魔鬼的跳生，是表演文化的祖师爷，是肮脏丑陋的化身。儒家的道德是奴隶与奴隶主的道德，是猛禽与怪兽的道德，是腐朽与堕落的道德。
5、君子有所不争，其争也君子。《论语·八佾》君子不争做主人，争做奴才，做奴才真好。奴才越来越多，奴才国越来越大；奴才国越来越大，奴才越来越多。直至奴才遍布全世界，全世界都成奴才国。
6、泡沫吹起来，破灭了；再次吹起来，再次破灭了；轮番吹起来，轮番破灭了。泡沫也，日月也，无得而逾焉，其生也荣，其死也哀。
7、一个儒文化为主流意识的中国，必然是个贪腐猖獗、腐朽溃败的中国。一个尊孔学儒的中国，必然是个积重难返、一败涂地的中国。
8、‘仁’是一种绝对的权力，‘仁政’是集结绝对权力的政治，它是一种以集结绝对权力实施愚民欺民、暴掠民财，继而按远近亲疏分赃的政治运作模式。
曾经以为，只要讲道理，你就会明白。渐渐知道，即使讲道理，你也不会明白，因为，你一直都在装糊涂。曾经以为，只要唤醒你，你就会知道。渐渐明白，即使唤醒你，你也不会知道，因为，你一直都在装睡。也许，你永远不会知道；也许，你永远不会明白，你的错误是不愿正视自己，而且依然如故；你的历史是荒谬绝伦，而且周而复始。痴人说梦、睡地摸天，终至粉身碎骨、一塌糊涂，‘自作孽，不可活’，的确是‘绝学无忧’啊！构建现代公民社会，融入世界普世文明，实现宪政、民主和法治是中国摆脱历史周期律、自我救赎的惟一路径。无视或抵制它，无异于自掘坟墓，不仅危及当下而且祸及子孙。自救者自省、自悟，并践行之，至于糊涂或装睡者，随它去吧。
（三）反思‘文革’：一场人权灾难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伴随着阶级斗争的雄壮号角，‘文革’运动在中国大陆陡然爆发了，回顾这场运动的始末，有助于我们厘清事实真相，避免重蹈历史覆辙。据许多经历者感言，它的破坏性是惨绝人寰的，不仅是一场文化浩劫，而且是一场人权灾难。当下，对于这种结论，几乎众口一词，我的看法略有不同。我认为，它只是植根于威权文化基座上的一场人权灾难，至于文化浩劫，倘若特指儒文化，实在是一种错觉，有失公允。有关这场人权灾难爆发的成因，从大历史观的角度分析，我把它归结成三个方面。
其一，颂圣造神的激情演出，威权文化的累累硕果。
儒文化是一种‘官本位’的威权文化，在中国，尊孔尚儒者基本上都推崇威权体制就是明证。在儒文化的长期熏陶下，国人是迷信和崇尚威权的，这是不争的事实。颂圣造神是承载威权文化的主要形式，代君受过是沿袭威权文化的具体要求，伤筋不动骨，‘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两千多年来一贯如此。‘文革’中，儒文化似乎遭遇到了灭顶之灾，其实不然，只是履历一次悲情的挫折而已。恰恰由于这一点，它再次实现了自身的价值诉求，并赢得了一种存在。
与过往历史变迁的程序相同，儒生的存在价值是通过掀起颂圣造神运动，而后代君受过实现的，而且乐此不疲、任劳任怨。或者说，在东方这块神奇的土地上，儒文化之所以能够根深叶茂、长盛不衰，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人格，儒生在‘文革’中的不幸遭遇不仅是其掀起和引领颂圣造神运动的必然，也是满足其自虐性文化人格的有幸要求，只不过后来有所自责或反悔而已。当然，这里所指的‘儒生’是奉原教旨主义儒学为圭臬、具有相关人格特征的中国传统文人。‘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表演文化生成的妓性人格：自欺欺人，欺人自欺。这种文化人格的塑造是潜移默化的，时至今日，依然广泛存在，比如，某些人在认定‘文革’是文化浩劫的同时，却寄希望于复辟威权体制，倡导‘圣贤’治国就是明证，岂不知古往今来的所谓‘圣贤’居多丧命于代君受过的屠刀之下。
事实上，威权文化无能于摆脱威权体制，威权体制只能靠威权文化维系，颂圣造神是威权文化的核心内容和基本要求。威权文化只能接出代君受过的苦果，‘文革’只是其中的必要一环罢了。因此，可以断言，作为威权体制的文化载体，儒文化得不到彻底削弱，‘文革’就不会中断；威权体制下，即使再次爆发‘文革’，儒文化依然是可以保留的，其主流文化地位不容撼动。
其二，道德优越的惯性思维，阶级斗争的疯狂燃烧。
‘阶级斗争论’是一种‘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产物，‘二元对立’的结果是矛盾的‘对立统一’，它最终要落脚到‘一元化’极权主义的‘舆论一律’上，或以某种道德优越意识作判断或以某种臆测的衡量指标作武断。现实中，某种臆测的衡量指标往往是在某种道德优越意识支配下完成的。换句话说，道德优越意识不仅是‘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接种母体，还是其生根繁育的土壤。在一个世俗社会中，某种道德优越意识越强烈，社会矛盾就会越深重，内斗就会越惨烈，百姓的生活就会越困苦。
从过往的历史看，在中国，阶级斗争的方向往往是不确定的，随着最高权力的指挥棒旋转，上下飞舞，‘你方唱罢，我登场’，至于落败者，只是某种道德优越意识下的所谓‘不忠不义’的道德审判而已。与其说‘文革’中上演的是‘阶级’之斗争，不如说是‘君子’之名争。‘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阶级斗争恰好吻合了国人传统的‘义利观’。利益不明、权责不相符，这种‘义利观’只能演绎残酷的内斗史，如同凶悍的强盗又遭遇被抢劫一般，‘黑吃黑、两头黑’，谁的拳头硬谁就可以标榜成‘君子’，至于‘小人’名利场上的失势者罢了。可以说，在中国，阶级斗争具有深刻的思想、文化根源，在‘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作祟下，它只是国人传统‘义利观’的火爆上演，一旦大幕拉开，瞬间就将演变成疯狂燃烧的人权灾难，继而再现出政权更迭或权力重组的血腥与残暴以及利益再分配洗劫程序的肮脏与丑陋。
其三，权力崇拜的登峰造极，权力斗争的惨烈剧情。
‘文革’的实质是一场以颂圣造神文化为背景，以权力崇拜诱发的阶级斗争为引擎的权力斗争，它是颂圣造神文化由衰而极、回光返照的超级‘怪物’。在激流交变的政治舞台上，争风吃醋、尔虞我诈，权力中枢被奉行功利主义的政客和文人有意识地包装、神话，继而酿成重大灾难，为推卸责任，最终又演变成同室操戈的惨烈剧情。当然，这不仅与权力中枢巩固和强化自身的权力需要相关，而且与颂圣造神文化的政治功能和极权体制的权力运作模式相关。权利只能出自权力，当权力是权利的惟一‘合法’来源时，权力崇拜就成为必然，没有制约的权力只能是‘口含天宪’。‘众口铄金，积毁销骨’，在权力崇拜意识登峰造极的鼓舞下，每一个人都是身不由己的，只能在极权体制延续的链条上装腔作势、强颜欢笑。犹如蛇信的梦魇，当梦境被现实照亮、神话破灭的一刻，既是悲催的一幕，又是释怀的瞬间。只不过在此之前，所有的剧情都是不堪回首的无聊和荒诞。
由此看来，‘文革’的闹剧绝不可能是一人或几个人的‘杰作’，而是一场群魔乱舞的集体狂欢。一定程度上说，对于参与权力斗争的人而言，施虐者是受虐者创生的，受虐者是施虐者制造的，受虐者与施虐者是同一条渡轮上的乘客，打斗中，船毁人亡，或有无辜者，但不乏参与者。这或许就是‘文革档案’至今未能解密的真正原因。在中国，儒文化是颂圣造神文化的载体，‘文革’是颂圣造神文化的产物，因此，对于儒文化而言，‘文革’不是一场文化浩劫，而是一场人权灾难。
我们为追求自由民主而来，最终却收获了极权体制，前三十年，你死我活、饥寒交迫；后三十年，国进民退、贪腐遍地。这究竟是怎么啦？除了文化落后导致的制度落后外，不可能有其它合理解释，怨天尤人是没有用的，每一个人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抛弃颂圣造神文化、破除权力崇拜意识，构建现代公民社会，融入世界主流文明是我们的惟一出路。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