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小草：礼乐文化传统之于国民性
苏小草：礼乐文化传统之于国民性周朝的礼，周朝的乐，后脑勺上的眼睛，一望无际，一群奴婢被阉割，奔赴墓地，从此，共命运，同呼吸，逝去的亡灵不再孤寂；滚动的云，风蚀的泪，后脑勺上的眼睛，直通天际，一群人妖被教唆，周游列国，从此，天狗吞月，日出不落，东方燃起千年横祸。长期以来，总有一种预感：谓之‘独具魅力’的中国礼乐文化传统颇难保持下去，它必将随着后现代化的到来消解、覆灭，但有些东西仍然可以保留，那就是一串不堪回首的奇长伤痛和一道繁华废墟的惨淡景观。礼乐文化从历史舞台上谢幕，不是偶然，而是必然，缘何，亦不为何？
惯常而言，在中国特定的语言环境中，要问它是什么，要从它不是什么说起。首先，礼乐文化不是创生于一种先进文化，而是一种逆流文化的再造，否则，在群星璀璨、思想多元的先秦，不可能出现‘祖述尧舜、复推周礼’之食古不化的奇谈怪论。其次，它似乎也不是一种能‘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而是一种旧梦复发换汤不换药的麻痹品和安慰剂，否则，周天子之万世基业不可能废退到‘礼崩乐坏’，出现诸侯纷起、天下纷乱的困局。基于此，我们可以作一个时空大挪移的对比：倘若孔丘的‘祖述尧舜、复推周礼’是文明进步的话，当下有人提出‘祖述孔孟、复推清制’也应该是合乎逻辑的，显然，这种想法是荒诞不羁、不可理喻的。我们知道，佣葬代替活人殉葬是先民从野蛮的奴隶社会迈向相对文明社会的一种重要标志，近现代，考古发现大量商周时期活人殉葬的墓葬群，‘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葬礼’是周之礼制的一部分，‘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一个把阉割人性、草菅人命当作风俗习惯沿袭的社会谈何文明先进？这一点，孔丘心知肚明却执意‘复之’，可见，其‘复推周礼’是假，别有用心恶意开历史的倒车是真。鉴于以上两点，我们可以认定孔丘‘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力推的所谓礼乐观绝非是落后文明跨越式的升级版，而是一场阻碍社会发展进步之春秋大梦的排泄物，它实是一种逆道而行、彻头彻尾的‘歪理邪说’。
作为一种学说，应该具有和遵循同其它学说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和睦相处的外部规则，以形成多元的文化景观。‘我不同意你的意见，但我坚决捍卫你发表不同意见的权利’，这应该是所有正常学说都应该遵循的行为规则，并以此作为取舍的客观标准，这一规则不仅对正常的学说有效，也对正常的社会有效。现实中，可以看到，‘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其（孔丘）生也荣，其死也哀’、‘日月也，无得而逾焉’，奉行功利主义礼乐观的孔儒们显然不是为了保护各种学说能够充分发展自己的那‘一元’以形成‘多元’的整体景观，而是唯我独尊、专己武断，借助‘听圣言、不逾矩’的霸王条款强暴其它学说或想法即时自杀，每‘一元’的自杀，总体效果必然是‘多元’的自杀。事实上，各种学说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和睦相处的外部规则是在坚守平等自由的道德观的基础上形成的，多元的文化景观只能在坚守平等自由道德观的平台上施展，宣教等级伦理的道德观旨在破坏同其它学说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和睦相处的外部规则，怎么可能形成多元的文化景观！‘多元’的存在可以包容儒学的‘一元’，但儒学‘一元’的存在必绞杀‘多元’，这就是有道则有德，失道必缺德的道理。由此可见，儒学的荒谬性不仅在于其构建在反自然、反人性之逻辑混乱的学理上，而且在于其极尽违背遵循学术自由的外部规则上。客观上，儒学的泛滥是被皇权专制者恣意盗用的结果，主观上，它本身就是一种颠倒黑白、混淆是非之‘圣王’情结，功利性投机的产物。
杨朱‘为我’、墨翟‘兼爱’、老聃‘道法自然’，可以看到，中华先秦是一个价值多元化、思想文化空前活跃和繁荣的时期。这一时期，诸侯争霸、唯才是举，智识阶层拥有空前的自由度和言说空间，这与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之家天下的环境中摸索，智识阶层只能在一些知识谱系中兜圈子，曲折地表达对奴隶体制的愤懑与反抗而逃避被批判、囚禁、诛杀的‘周礼’时代完全不同。然而，这一空前的思想文化进步，却招来了以孔丘为代表的极端保守派的莫名恐惧和疯狂抵制，如丧家之犬，惶惶不可终日，故而打出‘有教无类’的幌子，以‘学而优则仕’作诱饵，挑起‘复古’大旗，试图将价值‘多元化’的进步新生事物扼杀于蹒跚学步的摇篮之中。可悲的是，经过指鹿为马、投机混世孔儒们暗潮黑幕之中的不懈努力，雾霾蔽日、天翻地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阴谋在数百年后的西汉王朝最终得以实现。反自然发展规律、倒行逆施的文化逆流，最终演变成了文化主流，甚而上升为一种不可置疑的文化传统，不能不令人悲哀！妖言惑众之滚滚浊流如滔滔洪水、一发不可收拾，其间历史上曾出现过两次重大的文化变故，其一，暴秦弊政‘焚书坑儒’，即焚百家之言，而坑儒；其二，汉武策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前者旨在焚百家之言，殃及孔儒，导致初生的‘多元化’价值体系元气大伤、惨遭破坏；后者重在独尊儒术，祸及百家，导致稚嫩的‘多元化’价值体系彻底崩溃、沉入无底的河床。两者的共通之处均在于‘禁锢思想、舆论一律’，至此，儒学作为皇权文化的一种官学伦理的主流地位无法动摇，得到真正确立。
探究和认清礼乐文化及其儒学的源流及其本质，有利于我们直面过去和未来，从血肉之躯的切肤之痛中勇敢地走出来。‘礼乐’文化源起于殷商时期的巫官文化，承沿于周代之等级王权世袭礼制，其实质是一种不折不扣的文化逆流；儒学是一种对抗价值‘多元化’、构建在礼乐文化基础上的伪道学，它实质是一种为‘官本位’等级社会服务而精心打造的宗法血统论王权世袭伪善伦理。可以这样说，自先秦儒学诞生之日起，中华文明正常的发展轨迹就被这股图谋复古的文化逆流阻隔打断了。一个巴掌拍不响，应该说，儒学之所以能被历代皇权专制者利用，是因为其本身就是为王权专制服务量身定做的一整套价值伦理体系，否则，这股汹汹浊流不会如溃堤之洪水不受阻遏、祸害千年。它的适应性则来源于一种极端顽固的守旧意识抗拒自由开放之进步思想而产生的恐惧症。犹如长期生活在黑暗地穴中的刺猬，见到直射的阳光就会极度敏感不适，而蜷缩成一团，滚进深洞，因为，它们习惯于在黑暗中互相撕咬或唧唧歪歪地吟唱，这是低能爬行动物逃避被意外伤害的一种本能反应。对于人类而言，这种猥琐低能的行为无疑是因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衣食无着、急火攻心，身心极度匮乏导致的精神分裂症所致。
孔丘心目中的‘礼乐’是王权的魔杖、臣民的牢笼，并非国人苦苦寻觅、孜孜以求的世外桃源。昨日梦里的闲潭落花瞬间幻变成今日之良辰美景，只须纵身一跃，便可抵达理想之礼乐王国，无异于痴人说梦、欺人自欺。迷失进一个假‘圣人’编织的象数中，国人的梦既大胆又浪漫，但永远无法实现。这样看来，在儒学的长期熏陶和阉割下，‘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精于内斗、擅于装蒜，一肚子酸气、一脸子晦气，懦弱的个性、优柔的气质，倔强的脾气、虚伪的作风，愚顽不化的里子、知错难纠的面子，既无力承担社会的责任又无法忍受世界的噪音，国人游离于敞放透明的阳光之外，躲进幽暗的洞穴里爬行，看似意外，实则很合乎逻辑。机会总是稍纵即逝的，错误总是循环往复的，从晚清的‘戊戌变法’到后来的‘抵御外辱、救国图强’，我们憧憬过，追求过，选择过，浪漫过，然而，刚赶走了豺又跟来了狼，孱弱的双腿总迈错方向。一切美好的梦想瞬间又蜕变成昨日黄花，遗憾经年累月，遗恨悲天动地，只能遗下一串千古浩叹！这一切皆源于国人不善于经营自己的一生，无法认清自己，也不能理解别人。犹如火中取栗，国人难有太多的创造性闪光，即使有也被自己狂妄自大、急功急利的同胞们无情泯灭了。在礼乐文化的淫声笑语中，个性被共性遗弃，人性被奴性割让，弱不禁风、阴阳怪气，人妖式的国人没有信心和勇气为个性的平等与自由作出不懈的抗争和努力，也没有决心和毅力承担应尽的社会义务和责任。在‘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无语凝噎的命运面前，最终只能充当一个佝偻怯懦、悲伤厌世的逃兵。何谓‘礼乐’文化？其近似于一种‘养猪学’，它试图让猪承认这样一个事实：猪与猪倌是等级分明的，绝对不平等的，这就是所谓天经地义的‘礼’。猪在饥饿难耐时，发出呻吟的叫声，猪倌听到后，就会给猪进食，久而久之，猪就会形成一种条件反射，只要摇尾乞怜、歌功颂德就能得到某种施舍，这就是所谓猪的生存法则‘乐’。于是乎，在猪眼里，猪倌是理应感恩戴德的‘公仆’，在猪倌眼里，猪则是货真价实、活该待价而售的‘肥肉’。然而，愚蠢的猪从来没有想过自己生前就被猪倌当作期货抵押到祭祀台或餐桌上了。臣民社会皇权文化的魔幻演出，这就是礼乐文化之儒学的真实内涵和实质内容。
认清了这些，值此21世纪，危机与发展相生相随之际，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摆脱千年的桎梏，走出皇权文化的迷宫，构建一个适合人性发展要求的民主制度体系，以崭新的面貌和超凡的意志与决心融入世界现代文明；我们真正需要的是敬畏生命、丰满人性，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平等选择的机会，以自由地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以实现自我的个性价值与人生价值目标；我们真正需要的是告别麻木与冷漠，焕发出蓬勃的生机和活力，每一个人在争取自己的权利的同时，懂得尊重和捍卫别人享有同等的权利，以担负起构建现代公民社会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们真正需要的是敞开自我、认知自我、完善自我，擅于发现真理、勇于寻求真相，以强大的内心剥除芜杂假象的蒙骗，在透明阳光的朗照下，带出创生的原始性和实践的能动性，从而立于自己实在的基地上超升出现代公民社会之巍峨雄奇的高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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