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皮：雄安设立强化国家干预的经济学地位
设立雄安特区的消息以突袭的方式进入人们的关注，引爆媒体关注，消息和事态的膨胀改变发展的速度以分秒计算，让人难以评说，评论赶不上变化。现在好了，总算稳定一点了，钱皮就来说说对至眼前为止的雄安的一些想法。在近代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进程当中，市场自由主义高高在上，国家干预声名狼藉。推行了几十年计划经济的中国，也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始以市场化为核心内容改革进程，并籍此开启了一个传奇的时代，中国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一举跻身于世界经济体前列，现在是第二，据说不久就是第一了。
虽然中国自己坚称现今实行的是自由经济，但老牌的自由经济体不承认，关于中国的自由经济地位和是否操纵汇率问题，一直是悬在中国头上的一泡臭狗屎。而当今，不得不以扛旗全球化的姿态来表明中国是赞同和践行自由经济的。
但是，中国的经济奇迹并不是自由经济带来的奇迹。中国的市场，对内或者对外，处处都显露出政府主导的明显痕迹。中国的发展，被学界和业界广泛一致地认定属于“投资拉动型”，虽然政府也极力推动需求拉动。投资拉动，并没什么错，问题在于谁是投资的主体。中国的情形是显而易见的，也就是中国三分之一世纪的突飞猛进得益于投资，而政府是投资的主体。
在基本的理论上，经济学还没有把中国的实践和传统的理论加以融合。中国的法律给了公有制以“基础”和“主导”的地位，如果这是真的，这也意味着不可能在这个基础上诞生出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自由市场经济。对公有制的基础和主导地位，一直有国进民退还是民进国退的争议，现在也无定论，当前保持政治正确的说法依然是要坚持公有制的基础与主导地位，但实际上，民营企业在医疗、教育、电信、矿山、交通等领域的发展、物权法的出台等等都在显示着私有制的回归和不可遏止的发展欲望。公有制的相对退却是妇孺皆知，这其中除了私有制以化公为私步步蚕食的贪婪，还有公有制尚不明晰（或不愿明晰）自身退却的红色底线何在。
日前，在中国经济是否正在筑底的争议当中，雄安特区横空出世，立刻引爆全球关注。但最让媒体感冒的是雄安的房地产问题，这种特别关注是因为雄安的出世恰逢新一轮房地产爆炸和高压调控的当口。政策的变化速度几乎是以小时和分钟计算的，有人连夜驱车前往雄安三县抢购房屋，有人第二天就在雄安开设中介办公室，政府则连夜出台政策全面冻结雄安房地产市场和户籍，竟然还有人不知道违反了那条已有的法律而因房屋买卖锒铛入狱。在此，自由市场的精神和规则完全不见踪影和丝毫没有影响力了，市场被政府强行关闭了。
雄安的设立，如果说成是对中国经济筑底反弹的一个推动和催化，它也还是政府主导的，并不是市场的发展让三县变成了特区。同样，投资和建设的主体也基本明晰，那就是现在北京的国有大企业为主。这样一个国家设立、国家队建设的雄安特区，如果说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有什么推动，那显然也不是对自由经济的推动。只能从另一面说明，被强化和推动的中国经济本来也就不是基于私有制的自由经济。
浮躁喧闹之后，现在已经明确了，雄安的作用是“疏解北京人口”，疏解的对象是目前在北京的大型科研机构。雄安大规模投资建设的成就——一个庞大的雄安新城的房地产，将不会进入房地产市场，而是采用国家作为包租婆而租用模式，只租不卖。所有进入雄安的人都无须买房，而是只能租房。雄安被定义成为一个政府拥有产权的超级写字楼，用来容纳现在北京写字楼里科研和创作人员。这些人员只是在雄安工作，退休之后不再有租房的权利，只能离开雄安择他处安身养老。这个运营设计，彻底打破了在雄安借房地产发财的美梦。但是，问题似乎没有那么简单如愿。房屋租赁本身的市场属性是否可以延续就是一个大问题。
还有其它问题。
一。既然雄安被定位为一个“国营硅谷”，由北京而来的新进但雄安现在的本地土著人口怎么办？雄安三县现有人口103万（安新39万、雄县38万、容城26万），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平民百姓，并不是一个世界级硅谷所需要的人口。如果让他们为硅谷人腾地让路而迁居外地，显然不行。如果保留他们的居住权利，他们现在拥有的房产如何置换？置换之后的新房有没有全权（使用、转售、出租）？如果没有权利租售自己的房屋，于法于理依据何在？如果有权租售，价格是以市场上交易双方说了算，还是政府定价？政府定价的法律依据又是什么？市场定价的话会不会又是暴涨失控？
二。交通建设的影响。要由北京迁来的硅谷人，如果所有涉及雄安房屋的问题都由国家和单位包办，头上大山去除，自然是轻松无比。但现在北京已经拥有的昂贵的房产怎么处理？还有权继续住租售吗？如果还有权，那么我是否可以白天去雄安写字楼里工作，下班后再回到北京生活消费和休息？北京到雄安不过百十公里，即便是现在自驾上下班，也不比现在五六环上班的人花费太多的路途时间，现在的北京的行政地域半径以天安门为中心到怀柔区的北边都已经有一百五十公里了，更何况新的规划蓝图已经把雄安到周边的交通描绘得如此便捷诱人，简直就是举足之劳啊。如果在雄安租房生活的成本比交通费持平甚至昂贵，硅谷人何必放着北京不住？现在，燕京香河固安等地是北京的睡城，将来有可能反过来，对硅谷人来说，北京可能就是雄安的睡城了。
未来的雄安和京津之间，是否只有公共交通联系？是否雄安要对私家汽车说不？市外交通轨道化，市内交通公交化。如果仍然是一个对私家车便利的交通体系，势必让这种生活模式的可能性大增。
当然，你可以说即将迁往雄安的硅谷人并非都是在京拥有房产的，多数都是穷酸知识分子，但北京优质的生活条件环境，会不会让他们选择只把雄安当作办公室而北京才是令其满意的生活之地和子女教育之地？他们难道无权选择这样的郊区上班回城生活模式吗？果真如此，除了徒然增加京津和雄安之间的交通需求之外，并不能达到“以雄安疏解北京人口压力”的目的。
所以，京津至雄安的交通便利化现代化，是疏解北京人口的一个条件，但同时也是阻碍北京人口疏散挽留北京人口的条件。便利的交通方便了更多人涌入他们向往的首都，除非实行早年一位女教授那个提案——强行限制北京的人口进入。因为这个提案解决不了谁有权呆在北京的问题而被诟病。
三。所设想的只租不售的雄安房产，是不是一个正常的租赁市场。固然，所有的房屋都可以租赁，但这需要政府出面做东。未来的雄安人，也不会是只在雄安上班和吃一顿公司提供的工作午餐吧？第三产业的存在是必不可少的。而且雄安的第三产业的水平只有高于京津，才能留得住人，尤其是来自京津的人。
但众所周知，第三产业需要有场所房产，而区位地段是个重要问题。你要开一个餐馆或者娱乐场所，为硅谷人提供餐饮和娱乐服务，开在哪里是大有考究的，弄不好就是门可罗雀生意惨淡。那么，不同的地段区位的适合经营餐馆的程度不同，好的房子该租给谁来经营？经营者是否可以通过出高价来获取他认为合适的场地？即便是政府当包租婆，要不要以随行就市的市场方式确定租金的高低？如果随行就市，最终会不会演变成过去的土地财政的一个方面？
四。硅谷人之外的其它人员的“涉房”生活模式问题。未来的雄安不容许生产型企业进入，这完全可以通过强硬的行政立法做到。但原有不适合做硅谷人的土著居民怎么办？第三产业总是必不可少的吧？如果让土著居民全部转型于第三产业，当然可以，但没有购房压力的雄安生活是否对外地人开放？有个女孩要去雄安的歌厅做歌手，有个胖子想去雄安的餐馆刷盘子，他们有权得到政府定租的住房吗？他们的配偶子女是否可以同来？子女的教育问题会不会又催生一个雄安的学区房问题？即便是企业自己安置自己的员工，当他们要扩大经营规模需要更多的员工的时候，如何解决员工的居住和生活问题。
一句话，基于雄安的美好，对人口尤其是非京津的外来人口的吸引力是无与伦比的强大，那么，未来的雄安会不会也像现在的北京一样，人口急剧膨胀，需要政府出面舒缓庞大的人口压力？会不会有为了雄安而建的雄安第二？
如果抛开房地产市场化的雄安成功了，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国家干预在经济发展当中的地位就不可动摇地确立了，私有制下的所谓自由经济将变成经济学史当中的一段历史记述。到那时，或许中国不必再劳力扛着全球化的旗帜，也不必在费心去看美国是否承认了我们的市场经济地位和是否汇率操纵的认可吧。
且看雄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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