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小草：政治道德与政治伦理
苏小草：政治道德与政治伦理精神是有价值的，它是精神的价值，何谓‘美德’？美德是遵循平等自由的道德原则，履行涉及精神价值领域的精神价值的一种契约交易行为。它的前提是遵循平等自由的道德原则，它的内容是涉及精神价值领域的精神价值，它的过程是履行一种契约交易行为。现代意义上，倘若把‘仁义’视作一种精神价值，在进行契约交易过程中，只有将其置于平等自由道德观的基座上，才能成就一种美德，否则，成就的只可能是一种丑德，即精神黑暗的产物。因此，‘美德’不能强买强卖，任何脱离平等自由道德原则的所谓‘道德约定’都是不道德的。正所谓：天使的‘仁义’是真诚和舍得，魔鬼的‘仁义’是欺骗和嗜血。
儒家坚守的是等级伦理的道德观，显而易见，它悖离了平等自由的道德原则，在此之下，‘仁义’的标榜只可能成就一种丑德，甚至于说，越是宣教‘仁义’越是精神黑暗。孔丘是个顽固的等级主义者，从这个意义上说，‘满嘴仁义道德，满腹男盗女娼’，其不只是个文化骗子还是个十恶不赦的政治流氓，绝不是善良的愿望造成的恶果，只能如此。事实上，当前，倘若新儒家勇于批判孔丘及其等级伦理的道德观，倡导平等自由的道德观，应该值得肯定，相反，无意批判孔丘及其等级伦理的道德观，一味宣教所谓‘仁义道德’无异于披着人皮的豺狼，则应高度警惕。因此，当下的中国，暂且无论何学何派，关键在于着力寻回平等自由的道德观，在此基础上构建现代公民社会，无须揠苗助长，美德便自然而然地长生了，否则，越是叫嚣‘美德’越是丑恶无比。
构建现代公民社会，公共权力主动接受监督、制约至关重要，它是公共权力遵循公共道德价值伦理的基本内容和要求。公共权力主动接受监督、制约的好处：
1、有助于防止公共权力的无度扩张和滥用及其激化和制造社会矛盾。
2、有助于塑造公共权力的合法性和增强其公信力。
3、有助于化解社会矛盾，推动社会文明的发展与进步。
4、有助于促进科学治理，节约社会治理成本。
5、有助于增强现代公民意识和责任感，凝聚各方共识、培育共同的价值目标。
6、有助于激发整个社会的道德精神，养成互助互爱、平等自由契约交易的良好习惯。
捍卫和保障公民的各项自由和平等权利是公共权力存在的惟一职能，公共权力的存在是公民权利的部分让渡，而非公民权利的恣意剥夺，它不能用于居高临下地‘教化’民众，只能用于恪尽职守地履行义务。尽职尽责地履行义务，即捍卫和保障公民的各项自由和平等权利是其合法性的惟一来源，主动接受公众的监督、制约是其公信力的必然要求。拒绝或消极对待公众监督、制约的公共权力是没有公信力的，构建在强权暴力基础上的公共权力是没有合法性的。强权暴力不是公理也不能成为公理，迷信强权暴力的国家政权终将收获暴力。监督、制约公共权力既是一种公民权利也是一种公民责任，它是爱的生成不是恨的累积，只会增强政府的公信力不会有损政府的公信力。政府的存在不需要博取虚荣的‘面子’需要恪守政治道德和政治伦理。一切公共权力都应该主动接受公众的监督、制约，一个坚守政治道德和政治伦理的政府才是可信赖的，才是有自信的。
治世时期，坚守等级伦理的道德观，构建等级伦理的社会秩序，强权暴力、礼法兼治；乱世时期，坚守等级伦理的道德观，摧毁旧的等级伦理的社会秩序，构建新的等级伦理的社会秩序，以暴易暴、暴力革命。治世与乱世交替出现，强权暴力、礼法兼治与以暴易暴、暴力革命轮番上演，‘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循环往复、周而复始，灾难连绵、永无止境。这就是两千多年来中国历史和社会变迁中难以规避的历史周期律。显而易见，强权暴力、礼法兼治与以暴易暴、暴力革命只是坚守等级伦理的道德观，构建等级伦理的社会秩序中交替出现的两种手段而已，历史的周期律根植于坚守等级伦理的道德观，构建等级伦理的社会秩序的专制文化传承，而非其它，毫无疑问，在中国，这种文化传承就是孔儒文化传统。因此，21世纪的中国，打破历史的周期律必须坚决抛弃孔儒文化传统，用坚守平等自由的道德观，构建平等自由的社会秩序的民主文化传统取而代之。
人是具有一定思想和观念的动物，但受一种惯性思维的影响，很多时候，我们都生活在过往经验的错觉之中，这种经验错觉往往是颠倒逻辑造成的。自己无法清醒地认知自己，经验里的自我并非真实的自我，从而作出有损于自己的行动，甚至于把爱当作恨伤害到自己的同时也伤害到别人。因此，除主观故意外，逻辑的矫正就成为一种必然，这种情况下，把颠倒的逻辑颠倒过来，一切即可迎刃而解。当然，对于主观故意者，乃不辨是非、争权夺利、鼠目寸光之辈，另当别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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