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私之间：走出观念错位的误区
本帖最后由 苏小草sxc 于 2017-5-27 12:56 编辑公私之间：走出观念错位的误区
文/苏小草
‘大道氾（广泛）兮，其可左右。万物恃之以生而不辞，功成不名有，衣养万物而不为主（主宰）。常无欲，可名于小；万物归焉而不为主，可名为大。以其终不自为大，故能成其大。’——《道德经》
实践中，以生产资料公（官）有制为主体的计划经济模式只能沦为以财产公有的噱头，实现垄断公共权力和攫取公共利益的一种霸道无理行径，它是在等级伦理道德观支配下，践行尊卑贵贱-权力支配或寻租伦理经的生成，而非平等自由道德观支配下，践行博爱伦理-契约交易伦理经的生成。是故‘有德司契，无德司彻’，权力私有、财产公有，它是古代臣民社会的经济制度。以生产资料私（民）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模式是在平等自由道德观支配下，践行博爱伦理-契约交易伦理经的生成，它是现代公民社会的经济制度。只有构建一个能够充分尊重和保障公民私有财产权的社会，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人人平等’，它必定是个丰沛道德精神和充满人文关怀的自由民主社会。公之欲私，私之欲公，无私产则无须公权，有私产则必须公权，坚守等级伦理的道德观，践行尊卑贵贱-权力支配或寻租的伦理经，财产公有生成权力垄断，权力垄断生成等级特权，等级特权生成权欲之私，权欲之私生成化公为私，财产公有只能助生贪腐，断不能实现均富。以实现‘人人平等’的名义，践行以生产资料公（官）有制为主体的计划经济模式是公私之间的观念错位造成的，公私之间的观念错位，必然造就荒谬的历史。
（一）打开一扇尘封已久的门
人类历史的本质就是一部逻辑史，记得弗洛伊德说过，历史的真实在于‘杜撰’。那么，循着逻辑，我们就‘杜撰’一段历史吧，它不一定为所有人接受，或许可以打开一扇尘封已久的门。
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出现过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制度形式，一种是以生产资料公（官）有制为主体的计划经济模式所维系的等级特权制度，一种是以生产资料私（民）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模式所维系的自由民主制度。权力至上，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计划经济模式是一种官有制的经济模式，它是以公有制的名义作出的；权利至上，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模式是一种民有制的经济模式，它是以私有制的名义作出的。因此，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计划经济模式又可称作，以生产资料官有制为主体的计划-权力经济模式；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经济模式又可称作，以生产资料民有制为主体的市场-权利经济模式。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由于世俗权力在社会生活中起主导和支配作用，中国历史上践行的一直都是以生产资料公（官）有制为主体的计划-权力经济模式，然而，践行这种经济模式却是由先后出现的两种不同的社会主流意识决定的，一种是孔教，一种是马教。一个孔教为主流意识的中国，践行以生产资料公（官）有制为主体的计划-权力经济模式是以构建‘尊卑有序’的大同世界的名义作出的，实践中，它是一种奴隶制社会组织形式；一个马教为主流意识的中国，践行以生产资料公（官）有制为主体的计划-权力经济模式是以构建‘人人平等’的共产社会的名义作出的，实践中，它也是一种奴隶制的社会组织形式。
一个孔教为主流意识的中国，大同梦里装的是一个以生产资料公（官）有制为主体的计划-权力经济模式所维系的等级特权制度；一个马教为主流意识的中国，共产梦里装的也是一个以生产资料公（官）有制为主体的计划-权力经济模式所维系的等级特权制度。一个是大同世界，一个是共产社会；一个是‘尊卑有序’，一个是‘人人平等’，前者的招牌很感人，但只是坐实‘人人不平等’的另类说法而已；后者的口号很情深，但只是‘挂羊头，卖狗肉’而已。既残酷又现实，践行以生产资料公（官）有制为主体的计划-权力经济模式只是服务于家天下的‘官本位’等级特权制度的，它与温情脉脉的家庭伦理关系和‘人人平等’的思想观念和价值理念无关，只与欺骗和谎言相关。可以说，两者同出而异名，皆属于奴隶制的社会组织形式，孔教的大同梦就是马教的共产梦。大同梦是以‘尊卑有序’的招牌招摇的，共产梦是以‘人人平等’的口号号召的，在两种近乎截然悖反的口号下，做的只是同一宗买卖：成交一纸奴隶的卖身契约罢了。
2500年前，孔丘挑起‘祖述尧舜，复推周礼（奴隶制）’的大旗，鼓动践行以生产资料公（官）有制为主体的计划-权力经济模式，实现所谓‘尊卑有序’的大同梦，落得个惶惶如丧家之犬、狼狈不堪。而2500后被一个欧洲人‘返祖’拾起，披着‘人人平等’的外衣，在世界上又巡游共产了一回，落得个家破人亡、饿殍遍地。在中国，马教是反孔教的功臣，而践行的却又是孔教的那一套，为孔教的不朽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历史真是奇妙无比，千年梦游走一遭又回到原点上，马教在反孔教中终于还了孔教的宏图大愿，这是多么讽刺和值得深思的事情啊！
千年的轮回，千年的灾难，却走不出以生产资料公（官）有制为主体的计划-权力经济模式遍布的泥沼，既悲悯无助又荒唐可笑，这就是中国人的悲剧宿命！中国这片神奇的土地上，除了盛产狡猾的骗子之外，难道还盛产愚顽的傻瓜？如若不是这样，又能作何解释呢。
（二）魔幻世界：一个新版的童话传奇
什么是灵魂？灵魂是一种平等心，没有平等心也就没有灵魂。什么是魔鬼？魔鬼是失去平等心的人，它似人非人，只是没有灵魂的躯壳。什么是地狱？地狱是魔鬼存在的地方，在这里，人人都渴望高人一等，结果人人都失去了灵魂。
平等和自由是道德的基本原则，在一个阙失平等信仰和自由精神的社会中，一切道德价值尺度都没有实际意义，其道德光环下遮蔽的只可能是虚假和丑恶，而且不断地制造虚假和丑恶。在某种道德光环遮蔽下，等级伦理打造的是一种精神枷锁，它是编织极权体制的绳索。世界范围内，倘若不屑于破除等级伦理的精神枷锁，没有任何一个民族能够摆脱极权体制绳索的桎梏和压迫。换句话说，倘若一个民族的文化体系结构中，坚守的是等级伦理的道德价值信条，那么，极权体制就是这种文化体系结构创生的惟一制度形式。因此，一个民族迈向现代文明的进程中，遵循的路径只可能有一条，着力打破等级伦理的精神枷锁，继而摆脱极权体制的绳索。
奴隶的道德是坚守等级伦理的信条，奴隶主的道德是创制等级伦理的教条，而在奴隶和奴隶主之间，只存在奴役与被奴役关系的道德约定，不存在平等自由的道德原则。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倘若奴隶是道德的，奴隶主也应该是道德的，道德的约定是支配与被支配的人身依附关系，这就是奴隶社会道德光环下的丛林法则。等级伦理是丛林法则的一种再现形式，其打造的是一部精神黑暗史，奴隶的精神是黑暗的，奴隶主的精神也是黑暗的。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公有制植根于孔儒文化传统‘天下为公（官）’奴隶制的大同社会；‘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阶级斗争植根于孔儒文化传统阉割人性霸道无理的君子小人说。因此，20世纪马教在中国的实践，无论是公有制还是阶级斗争，都是孔儒文化传统潜移默化中另一种形式的生成或再造。一定程度上说，它只是儒家‘道统’某种意义上的翻版而已，并没有脱离其改朝换代之重建进程中的历史逻辑程序和实质内容。应该说，毛的一生是充满着矛盾纠结和悲剧色彩的一生，其试图以一己之力摧毁孔儒文化传统以拯救自己和世界的同时，在某种惯性思维牵引下，却掉进了传统儒家文人奢望构建‘人间天国’的陷阱。因此，毛的错误不在于彻底否定孔儒文化传统，而在于坚持公有制和阶级斗争，而公有制和阶级斗争恰恰植根于孔儒文化传统。走向现代文明必须打破传统，但又无力阻遏传统的惯性，故而慌不择路中重拾传统，深陷‘囚徒的困境’。这是后现代国家转型过程中惯常复发的一种‘癫狂症’，轻度复发导致家破人亡，重度复发导致灾难分仍。因此，毛的矛盾是所有中国人的矛盾，毛的悲剧也是所有中国人的悲剧，在试图摧毁孔儒文化传统以拯救自己和世界的同时，却误入了自设的牢笼，再次背负了传统的罪责，跌入一口幽深无底的精神黑洞之中。
尽管真实的历史不可能是童话故事，但毛与孔儒文化传统的纠葛演绎的却是另一种版本的童话故事。如同孔孟奴隶制的大同社会，公有制是皇帝的新装，践行公有制表明，此时‘皇帝’被孔孟蒙住了眼睛；如同孔孟的君子小人说，阶级斗争是皇帝的权杖，践行阶级斗争表明，此时‘皇帝’被孔孟邀功。但毛践行公有制和阶级斗争的同时，全然否定了孔儒文化传统这一事实表明，作为‘皇帝’的毛，被孔孟之道忽悠，踏上了展示皇帝新装的巡游之途；作为‘小男孩’的毛，审视着空无一物的盛装，懵然醒悟，这依然是一场表演文化生成的闹剧。理性交织着盲目，灾难汇聚着悲欢，新版的童话故事再现的是一个光怪陆离的魔幻世界。
孔孟是皇帝新装里的两个骗子，毛既是皇帝新装里的‘皇帝’又是说出皇帝没穿衣服的‘小男孩’。乘着‘浮夸风’的浪潮，踏着‘大跃进’的滑板，盛大的巡游路途中，‘我被蒙骗了’，毛一语道破了天机，从神坛上应声跌落，权杖洒落一地，疯狂的臣民争抢中发生了踩踏事故，并酿成惨烈的人权灾难。‘世上没有救世主，也没有神仙皇帝，一切只能靠我们自己’，毛是人不是神，毛是自知之明的。而茫然失措的臣民们不相信这一切，非要把毛当作神，故而孔孟的徒子徒孙们再次粉墨登场，试图把毛重新包装成神，以便继续行骗的行当。如此一来，尊孔崇毛成就了21世纪中国的一大盛世奇观。尊孔是孔儒们行骗需要的‘名正’，崇毛是孔儒们行骗要求的‘言顺’；利用尊孔以欺世，利用崇毛以盗名。名正言顺地欺世盗名，这就是升级版的孔孟之道。殊不知，‘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毛与孔是天造地设的冤家对头，试图绑定‘皇帝’实现尊孔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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