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小草：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
本帖最后由 苏小草sxc 于 2022-5-31 11:54 编辑苏小草：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
‘道可道，非常道。’即道是道，常道是常道，道不是常道。道者，逻辑本体，三极之道也；常道者，形式逻辑，理论因果也。‘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此之谓：道，即三极之道，它是上帝‘三位一体’的逻辑本体；‘万物负阴而抱阳，冲（理）气以为和’，此之谓：常道，即理论因果，它是人物‘对立互补’的形式逻辑。‘道之尊，德之贵’，平等自由的道德观，三极之道，三权分立；‘有德司契，无德司彻；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博爱伦理-契约交易的伦理经，理论因果，政党轮替。近现代以来，哲学逻辑的思考均是建立在逻辑的同一律、逻辑的差（个）异性规律和逻辑的相对‘一致性’规律的基础之上的，而《道德经》的逻辑体系恰恰如此。《道德经》五千言太简略了，后人又把其中的逻辑概念混淆了，忽视贬损了其伟大价值。我确实认为是这样，的确如此。民主只是寻求相对‘一致性’的方式方法，如果不能尊重绝对不一致性的要求，就会带来多数暴政，规避多数暴政必须建立稳固的三权分立体制框架，故而，在追求民主的过程中建立稳固的三权分立体制框架才是最重要的。
世界是由讲道理的逻辑支配的，我一直有一个疑问：讲道理的逻辑从哪里来的呢？后来恍然大悟，只能出自于全知全能的上帝。上帝的逻辑‘道’（逻辑本体）+人物的逻辑‘理’（形式逻辑）=道理。用形式逻辑因果律‘理’解释上帝的逻辑‘道’是不可能的也是错误的。上帝的逻辑就是‘三位一体’的‘道’，或曰：三极之道。‘道’的本质是精神信仰，一切反对精神信仰的‘道’的解读都是道毒，一切否定精神信仰的所谓‘理论’都是伪理论。日本的国教是神道教，与基督教文化接合的很好，其实，它是中国古代大唐的‘神道教’演变而来的，而《道德经》中的‘道’才是最纯粹、最高贵和最高超的，可以和基督教里的‘上帝’比肩，两者完全一致，故而，它的精神信仰之‘道统’的高度远远超越日本的神道教之上。西方人把宇宙的逻辑本体神格化归于了‘三位一体’的上帝，东方人把宇宙的逻辑本体玄奥化归于了‘三生万物’的道，其实是一回事，就这么简单。没有精神信仰支撑的科学理论均不成立，对《道德经》的解读没有上升到对‘道’的信仰的高度，就贬损了其存在的伟大价值，故而，不能反对精神信仰。个人主义是基于精神信仰而存在，而非基于某种科学理论而存在，基于某种科学理论而存在是集体主义思维。中国难以走向民主法治的根本原因，不是缺失理论而是迷失信仰，没有建立民主法治的信仰基础。真正的科学是‘上帝’或‘道’创生的，人类只是发现和践行者，任何背离‘上帝’或‘道’的所谓科学理论不是真正的科学理论而是‘歪理邪说’，只可能是‘歪理邪说’。我认为，在中国，只有《道德经》复活才能摧毁儒家文化，只有摧毁儒家文化才能引进基督教文化，基督教文化只有和道文化接合才能扎根中国。如果基督教文化否定道文化就意味着中华文化不存在，那么，毁灭的不只是道文化还会把中国人毁灭掉，因为，由于道文化存在，中国人是具有一定的救赎的，否则，上帝早就把罪孽深重的中国人毁灭了。
集体主义是人神合体的产物，人神合体是真正的‘共主’，基督教信仰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恰恰尊重每一个个体，恰恰是个人主义的。有关上帝‘共主’的说法是把上帝拉回到人的位置而混同于世俗社会中的人，是极其错误的。没有‘上帝’或‘道’信仰的人类必然膜拜人神并产生人神合体的‘共主’，而这种‘共主’的产生必然是集体主义的，故而，必须防止政教合一以规避人神合体的‘共主’出现。如果不需要信仰的个人主义存在，就把人的理性无限拔高了，而人是感性和理性相交织、具有人性善恶双重性的复杂混合体，步入纯粹理想主义误区，实践中不存在人人都是全知全能的‘神’的个人主义。如果不需要超越世俗生活的精神信仰的话，人们就会把某个或某些人幻化成‘神’，于是，人神合体的‘共主’便产生了。原因是，人是具有精神和灵魂的能动体，精神和灵魂需要寻找到皈依之地；如果不能皈依‘上帝’或‘道’，必然皈依人神合体的‘共主’，皈依前者能够保有独立的人格和尊严，皈依后者则丧失独立的人格和尊严；前者成就个人主义的生活方式，后者成就集体主义的生活方式。比如，美国等西方基督教国家个人主义生活方式是主流。显而易见的是，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恰恰是赋予个人主义的生活方式，信仰上帝就是赋予个人主义的生活方式，没有上帝的信仰的个人主义是不存在的。从逻辑的角度讲，否定了坚定的精神信仰就否定了逻辑的同一律，否定了逻辑的同一律就否定了自身的存在，那么，否定了自身的存在，哪里来的个人主义！
世俗权力支配一切必然导致没有‘求真’的精神信仰，没有‘求真’的精神信仰必然导致灵魂的黑暗；灵魂的黑暗必然导致生活方式的黑暗，生活方式的黑暗必然导致习惯于黑暗中生存，习惯于黑暗中生存是没有本真的生存价值和意义的。因此，一个世俗权力支配一切的国家和社会必然没有‘求真’的精神信仰，必然抹杀本真的生存价值和意义，这样的国家和社会是由从事无效劳动的乌合之众构造的，积沙成塔轰然坍塌，最终只能走向土崩瓦解自我毁灭。祖先崇拜、权力至上，如果‘过年’是强化等级特权、尊卑贵贱的价值观，这种‘过年’就是促使人道德败坏，就是戕害希望和未来。如何改变这种恶劣的生活状态？开展现代公民教育，摒弃跪拜，移风易俗，消解世俗权力。西方国家的教育在于让人学会独立思考，中国的教育在于让人学会读书，然而，让人学会独立思考才是教育的第一要务，学会独立思考要比学会读书更重要。西方人的辩论往往是独立思考说自己的心里话，中国人的辩论往往是引经据典说别人的话，其实，后者的辩论方式是没有太大意义的。以偏概全把问题引向极端是最拙劣的辩论方式，因为，这样的辩论往往是二元逻辑悖论，属于无效推论，是没有意义的。新时代新人的具体特征：1、坚持原则，立场鲜明，具有‘求真’的信仰；2、坚守和践行普世价值观，弘扬真善美，贬斥假恶丑；3、传播讲道理的知识体系，抵制不讲道理的知识体系。
如果不是构建在人性本真的基础之上，有关人性本善和人性本恶的讨论必然沦陷入二元逻辑悖论，二元逻辑悖论不属于形式逻辑因果律的有效推论。没有对‘上帝’或‘道’的坚定信仰就会沦陷入二元逻辑悖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天下没道理。没有对‘上帝’或‘道’的坚定信仰，思维受二元逻辑悖论支配，你说你有理，他说他有理，你死我活自相残杀就成为必然。西方人能够容忍二元逻辑悖论的存在权且当作一种思辨的方式方法，而非形式逻辑因果律的有效推论，中国人非要你死我活不可，把其中的悖论当‘真理’，故而，中国人的思维往往是两种忽左忽右的极端。有关‘恶’的产生存在两种观点，一种是善之不彰滋生恶，一种是善之泛滥助长恶，两者看似是矛盾的，但各有理据。为何是这样呢？如何能够解决这种矛盾又能惩恶扬善呢？善是相对存在的伦理概念而非绝对存在的道德（真和美）概念，保有善的相对性是善之所以为‘善’确立的边界。善是有边界的，超越了边界就会助长恶。没有边界的善即是‘至善’，遵循二元逻辑悖论，‘至善’助生恶；有边界的善即是完善，或曰：理性之善，遵循形式逻辑因果律，完善（理性之善）抑制恶。其实，上述问题，我们采用形式逻辑因果律的有效推论便能消除困惑并解决问题，否则，必然沦陷入二元逻辑悖论而莫衷一是、无法解脱。
对于当下的中国面临的问题，我的看法是：首先，解决信仰和文化危机问题。引进西方基督教文化以解决信仰危机，弘扬中华道墨（理）学说以走出文化危机。尊道贵德理直行，平等自由博爱生；民主法治人权重，公平正义司契同。西方基督教文化和中华道墨学说是可以融合的，中西合璧、互为一体，两者能够实现完全契合。其次，解决信任和民生危机问题。为取信于民，公务员财产公开，拒绝公开者自动离职，这部分人拥有的财富足够过富足的生活了，完全没有必要再耗费国家的财政。取消双轨制，教育、医疗和养老不允许双轨制存在，国家财政‘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幅提高和改善民生。再次，解决经济危机和房地产泡沫问题。在中国，经济危机的本质是权控经济的问题，权控经济一旦走向极端，必然挫伤劳动就业和劳动产出并带来货币超发及助推经济滞胀。解除权控经济，让市场-权利之手发挥作用即可有效避免经济危机。长痛不如短痛，刺破房地产泡沫，让房地产市场摆脱权控，这一过程是痛苦的，建立临时的困难群众救济措施。过度注重房地产开发必将重挫实体经济发展并埋下爆发社会危机的种子，是不可持续的。最后，解决政治体制危机问题。言论自由必须得到保障，互联网‘防火墙’必须拆除，根本没有必要存在。构建现代公民社会，发挥社会组织的积极功能以救助弱势群体，启动国家专项资金以补偿过往遭受各种伤害的人，实现社会各阶层、各派别的和解，积极稳妥地实施政治开放战略，实现宪政、民主和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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