悖论思维：“极左”和“极右”的陷阱
悖论思维：“极左”和“极右”的陷阱文/苏小草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形而上者谓之道”，道者，逻辑本体也，三极之道的玄同律，即三生万物之道；“万物负阴而抱阳，冲（理）气以为和”、“形而下者谓之器（器物、理契）”，常道者，形式逻辑“理”也，对立互补的因果律，即负阴抱阳因果理。不易之道，变易之理，理易而道不易。信仰“道”之形而上，信用“理”之形而下，信仰“道”生成信用“理”。现代国家制度分为政治体制和政权组织形式，三权分立乃政治体制，信仰“道”之所系也；政党轮替乃政权组织形式，信用“理”之所为也。故而，现代国家制度离不开信仰“道”，遗弃了信仰“道”，无道亦无理，专制主义国家也。说到底，对于中国和中国人，致力于新文化构建才是长久之计，要让中国人脑袋里有一种融入世界主流文明的逻辑模型并坚信不疑，它就是不易之道，变易之理，即道理。其它现代文明的语素附着于此而构建出新文化，有了这种新文化，祖祖辈辈继承发展之，内心强大而自信，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何我坚信中国会走向民主化？因为中华道文化的逻辑模型被我说破了，一旦说破，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泯灭之。
自古及今，中国人居多都是排斥揭露和批判社会丑恶现象的，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是如此。中国人居多热衷于听取顺耳好听话，宁可耳目里塞满谎言污垢也不愿接受具有前瞻性的警示，良知良能一再被恣意排挤打压，甚而走向灾难和苦难的深渊而毫无悔意并重复演绎同一个悲惨剧情。无知无能自我陶醉的狂欢中，良知良能要么抑郁寡欢而死要么逃遁归隐而亡，演绎着无数荒诞不经而命运多舛的中国故事。为何总是出现这种情况呢？我认为有以下主要原因：中国人普遍遗弃了“道”的信仰，没有敬畏之心，言行无边界，言假不言真，善言恶行，互相欺骗；崇尚至善的完美主义，“我即上帝”，权力本位，争权夺利，互害互虐。至善的完美主义包装至恶的权力本位，至恶的权力本位制造灾难和苦难的同时，排斥打压良知良能揭露和批判其丑恶行径。如此一来，无知无能骄横跋扈恣意妄为，良知良能无能为力逃遁归隐，群盲心理的集体无意识助推中国人奔赴灾难和苦难的黑暗之途，并丧失拥有美好未来的希望。价值观是根本，国家形象是表征，价值观决定国家形象。价值观不同，对于维护国家形象的认知也不同。西方人坚守和践行的是“真善美爱”的普世价值观，坚守和践行“真善美爱”的普世价值观也就是维护国家形象，反之，坚守和践行“假恶丑恨”的丛林价值观则是损害国家形象。基于以上认知，对于某些以反对普世价值观为出发点的中国人的言行来说，西方人会认为他们是在损害中国的国家形象，而他们会认为是在维护中国的国家形象。这就是价值观不同造成的认知偏差。事实上，西方人的认知是正确的，某些中国人的认知是错误的，他们往往以爱国的名义而行害国之实，虽一再损害自己的国家形象却不以为耻而反以为荣。由于价值观群体性极度扭曲，中国的舆论场往往沦为群盲心理追名逐利、投机取巧而害人害己的表演秀。在“政治正确”（或别有用心或用心良苦）的大棒操纵下，群盲心理的激情狂欢高潮迭起、此起彼伏，等待风平浪静后，只剩下残枝败叶一地鸡毛。此情此景，不禁让人唏嘘、让人感叹。
主流文化意识形态决定国民整体性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国民整体性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决定其或福或祸的生活状态和前途命运。主观唯心主义和客观唯物主义互生互存，两者构造的主流文化意识形态既服务于专制统治又制造灾难。由于当下中国的主流文化意识形态是主观唯心主义和客观唯物主义，中国必定沦为专制统治和灾难分仍的国家。中国人的一切灾难和不幸均来源于自身坚守的意识形态，改变之绝非易事。坚守主观唯心主义和客观唯物主义的意识形态决定了中国人最终走向自相残杀自我消亡。为了享有高人一等的特权利益，主观唯心主义者和客观唯物主义者之间必定沦陷入搏杀缠斗之中，出现这种情况绝非被统治利益集团洗脑那么简单，中国人的传统思维意识和当下统治利益集团的思维意识是一致的，传统中国就是一部自相残杀自我消亡的历史，屠杀掉大部分人口，而后继续繁衍，这就是历史周期率的轮回。主观唯心主义——我即上帝——非理性主义——理性自卑——经验感知论——浮夸风吹牛皮——中庸之道（止痛药）——权贵资本主义。客观唯物主义——上帝死了——理性主义——理性自负——实践理性论——刚愎自用一意孤行——唯物辩证法（止痛药）——国家资本主义。二元逻辑悖论的两个极端，两者交媾即是中国模式，一边吹牛皮一边权控一切。国家资本主义与权贵资本主义既互生互存又矛盾冲突，从互生互存走向矛盾冲突，并演绎暴力革命自相残杀的悲剧史。人类古代社会，政权更迭靠的是暴力革命，杀伐掉很多人口。中国古代社会，大概每200年发生一次暴力革命而杀伐掉60%的人口，据此可以推算一下，100年发生一次暴力革命而杀伐掉30%人口，10年发生一次暴力革命而杀伐掉3%的人口；5年发生一次暴力革命而杀伐掉1.5%的人口。也就是说，如若政权更迭是历史发展规律，通过暴力革命实现政权更迭的周期越短，杀伐掉的人口占比越少。那么，能否通过和平方式实现政权更迭呢？和平方式实现政权更迭的周期如何确定呢？西方民主国家给出的答案是：4-5年搞一次民主选举而实现政权更迭，有效规避了暴力革命杀伐人口。
罗素剃刀悖论：理发师说，我只为不自己剃须的人剃须。当这个人是理发师自己时，如果理发师不自己剃须，‘我只为不自己剃须的人剃须’，理发师为自己剃须，这和理发师不自己剃须相矛盾；如果理发师自己剃须，‘我只为不自己剃须的人剃须’，理发师不自己剃须，这和理发师自己剃须相矛盾。‘我只为不自己剃须的人剃须’，这是阐述一种普遍的因果关系，它是由相对存在的概念构成，‘我’和‘人’相对而存在，这个‘人’是指除‘我’之外的人。如果把它视作包括‘我’的所有人就破坏了逻辑的同一性律，并产生逻辑悖论。这种逻辑悖论的产生是逻辑认知的问题，不是逻辑本身的问题。由于逻辑认知步入误区，有人用二元逻辑悖论否定逻辑的同一性规律，比如，何新之流。何新这种人很多，一知半解就信口雌黄，国内外都有。二元逻辑悖论必定破坏逻辑的同一性规律，从遵循逻辑的同一性规律的角度思考，这个问题便能迎刃而解。我的看法是二元逻辑悖论问题单独研究，不可列入形式逻辑研究，形式逻辑必须遵循逻辑的同一性规律，既然二元逻辑悖论破坏之，就不能纳入形式逻辑研究。唯物辩证法是混淆形式逻辑和二元逻辑悖论存在关系的产物，西方哲学逻辑从康德始就步入了误区，否则，不可能产生唯物辩证法。西方人不知道除形式逻辑之外，还存在逻辑本体。我对逻辑学的构建是逻辑本体‘道’，形式逻辑‘理’，二元逻辑悖论‘稽式’。西方哲学逻辑是后两者的混沌，只是逻辑学的皮毛。康德提出‘三即是全’，但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康德看到《道德经》中‘三生万物’的说法的梦呓而已。康德的成就在早年，而非晚年。晚年的思维被悖论困扰而不能自拔，这种悖论思维和儒学一致，所以，有人用康德的悖论思维解读儒学，脑袋也糊涂了，只不过量子纠缠可以用二元逻辑悖论解释。我是研究数论的，对逻辑概念有清晰的认识，他们的毛病我一清二楚。罗素能用形式逻辑解释上帝‘三位一体’吗？不能。他的思维局限在形式逻辑范畴，无法解决二元逻辑悖论问题。盲目地崇拜西方哲学家也是错误的，因为，他们的逻辑认知有巨大缺陷，否则，就不会引入‘三位一体’的上帝的说法了。关于逻辑认知水平，西方人自己也是清楚的，大脑依然是混沌的，否则，不可能产生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来源于逻辑认知缺陷，从康德始一路走下来的。百年前，西方知识界居多是认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为什么？没有对为何产生二元逻辑悖论问题的清晰认识，也就是说受二元逻辑悖论的困扰，西方人的逻辑认知出了大问题，直到现在也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有群友读西方的哲学著作很吃力吧？花费很多精力又糊涂不清，我读起来就是白开水，儿童读物一般。我知道他们的逻辑认知有问题，知道他们想说什么，只是无法言喻。
所谓二元逻辑是以相对思维推论事物的存在及其发展变化的，由于它的逻辑起点是基于相对对性而存在的，如果寻求完美（包括相对性的逻辑起点）的话，就是悖论。比如，男性是以女性为逻辑起点推论的，而女性是以男性为逻辑起点推论的，如果寻求完美的话，逻辑起点包括在内，男人就是女人，女人就是男人。遗弃了“道”的信仰的国人的思维是两个极端，这两个极端在逻辑上是二元逻辑悖论，在哲学上是主观唯心主义和客观唯物主义，在民族性上是极端民族主义和极端民粹主义，在方法论上是中庸之道和唯物辩证法（止痛药），在经济伦理上是“极右”和“极左”，在国家观上是王朝的覆灭与重建，即历史轮回。奴隶社会是奴隶主权控奴隶并占有和分配生产生活资料的社会形态，对于这种社会形态，有人认为是极左也有人认为是极右，为何？从平等至上的角度讲，奴隶们是绝对平等的，故而，极左也；从自由至上的角度讲，奴隶主是绝对自由的，故而，极右也。由于两者均是奴隶制的社会形态，故而，极左等于极右也。农业集体合作化大锅饭是奴隶制社会形态，所以，毛说农业集体合作化大锅饭是名极左而实极右也。国人津津乐道的儒家话语建构是二元逻辑悖论，而国人往往标榜文化精粹。比如，“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等等。既然你是坦荡荡的君子，为何不能接受小人长戚戚呢？既然你不能接受，你还是坦荡荡的君子吗？逻辑悖论也，虚伪歹毒卑鄙的国民性由此而来，根深蒂固。思维极端，言行没有边界，人为制造各种矛盾冲突，取用权力本位，构造历史轮回。儒学根植于逻辑悖论思维，不存在构建文明社会的逻辑文本语素，这是根本性问题。
曾经网传这样一句话：忠诚不绝对，绝对不忠诚。这句话存在严重的逻辑谬误，我可以分析和解读一下。这句话的中心词是“忠诚”，忠诚是相对存在的概念，如同“信用”一词，属理的概念范畴。现代社会，忠诚和信用均是相对而非绝对的，均存在变易性，故而有忠诚度、信用度之说。忠诚度越高越可靠，信用度越高越靠谱，但不存在绝对的忠诚和绝对的信用。即便不存在绝对的忠诚和绝对的信用，忠诚和信用依然是存在的，它的衡量指标是忠诚度和信用度。如果把绝对的忠诚和绝对的信用（事实上不存在）作为衡量指标，也就排除了忠诚和信用的理性认知并把所有人视作对立面而成为孤家寡人。“忠诚不绝对，绝对不忠诚”这句话的逻辑错误在于把普遍的因果关系绝对化，即相对的绝对化，它的表意是：忠诚如果不是绝对的，就是绝对不忠诚；信用如果不是绝对的，就是绝对无信用。换句话说，既然不存在绝对的忠诚，也就绝对不存在忠诚；既然不存在绝对的信用，也就绝对不存在信用。那么，在观念系统中，忠诚和信用荡然无存，所有人都值得怀疑，所有人都是敌人，“我”将成为孤家寡人。善、爱、孝、物，这些词汇均是相对存在的概念，而儒们把它们视作绝对存在的概念，至善啊，至爱啊，孝道啊，格物啊，即相对的绝对化，这就决定了儒学非学也。“道”是绝对存在的概念，信仰“道”；“理”是相对存在的概念，相对存在的概念不能绝对化而作为信仰；善、爱、孝、物均是属理的概念，把它们绝对化而为至善、至爱、孝道、格物即是主观唯心主义（至善、至爱、孝道）或客观唯物主义（格物）。故而，儒家是主观唯心主义和客观唯物主义的混合体，唯理主义的逻辑悖论，马儒一家也。善理、博爱（理性之爱）、孝理、物理的说法代替之即可，和（乐）而不（约）同即不遵守约定，应倡导“和而约同”。
儒学构建的是一种政教合一的世俗宗教，在这种世俗宗教中，统治者是“上帝”或“道”的化身，臣民是统治者役使的工具或器皿，活着的意义在于取悦于统治者。统治者是真理，是道路，拥有绝对的权力；臣民是奴婢，是羔羊，信仰和听命于统治者。事实上，儒学只是把西方宗教信仰中上帝和人的关系移植到了统治者和臣民的关系上，在西方宗教信仰中，人是上帝的子民并以取悦于上帝而存在，上帝对人拥有绝对的权力，人人信仰和敬畏上帝，人人平等、自由；在儒家文化中，臣民是统治者的子民并以取悦于统治者而存在，统治者对臣民拥有绝对的权力，臣民信仰和敬畏统治者，人人不平等、不自由。显而易见，儒学的建构是极其邪恶的，孔教实则是一种邪教。古代中国，治世推崇孔丘，乱世推崇孟轲，交替进行，历史轮回，近现代以来，马列代替了孟轲而已。颂圣造神、歌功颂德，制造灾难、推卸责任，“打土豪、分田地”，“造反有理”，中国人没有找到自身的文化密码又拒绝引进基督教文化，注定了命运多舛。现代社会是基于两点发展进步的，一是自主科技创新，一是规避人为制造灾难，前者在于扩大社会的自由度，后者在于发扬民主，而两者均和国家的体制机制有关。上世纪初，中国新文化运动提出“科学”、“民主”以启蒙大众，为何没有走向科学民主的道路呢？科学民主均是属理的概念范畴，道生成理，无道则无理，没有“道”的信仰支撑的科学民主不成立，中国人遗弃了“道”的信仰而鼓噪科学民主是浅薄无知使然，不可能走向科学民主之路。正所谓：“道之华而愚之始”，舍本逐末而愚不可及也。从根本上说，所谓真或假是信仰确立的观念存在，如果遗弃了信仰必定存在悖论，即二元逻辑悖论，如果平等自由的观念存在是真命题，等级特权的观念存在就是假命题，反之亦然。所谓自然法是信仰确立的文明法则而非遗弃了信仰确立的野蛮法则。“智慧出，有大伪”之所以是真命题在于信仰确立的观念存在，即不能垄断真理或强词夺理而霸道无理或无理取闹以投机钻营、坑蒙拐骗。混淆秩序与关系、本体与形式的逻辑概念，以关系取代秩序、以形式取代本体，相对的绝对化导致逻辑悖论，这是西方哲学唯理论的实质内容。由于相对的绝对化导致逻辑悖论，把它运用到政治学领域，一党专政（君主臣民）和全民民主（民贵君轻）是这种逻辑悖论的两个极端，全民民主（民贵君轻）是高调理想，是皇帝的新装，是欺骗和谎言，一党专政（君主臣民）是低调实践，是皇帝的裸体，是强权和暴力，两者互生互存、一体共生。它的实质是集（极）权专制主义。
竞争和斗争是不同的概念，一般来说，竞争是基于文明规则的博弈，互利互惠合作共赢；斗争是基于阴谋诡计的搏杀，互害互虐你死我活。竞争思维在于以强者心态维护文明规则而取得某种优势或成功，它来源于光明磊落的心理暗示；斗争思维在于以弱者心态破坏文明规则而取得某种优势或成功，它来源于投机取巧的心理暗示。斗争思维具有破坏性，损人不利己，无助于文明社会秩序和社会关系的构建；竞争思维具有建设性，利人利己，有助于文明社会秩序和社会关系的构建。为构建文明的社会秩序和社会关系，人类必须致力于从斗争思维向竞争思维转变，让自己的内心强大起来，敢于竞争、勇于担当，敞开胸怀、放眼世界，开创人类社会和平发展进步的新纪元。科技创新和资源环境是经济发展的基础，投资、外贸、就业和消费是经济发展的手段，一旦科技创新和资源环境遇到瓶颈，投资、外贸、就业和消费便会受到抑制并走向经济衰退而一蹶不振。当下，中国的经济发展走到尽头了，为增强科技创新能力，必须寻求体制变革。谁拒绝体制变革谁必将沦为历史的罪人并被万民唾弃。为实现某种不切实际的经济发展目标，违背市场经济规律，政府参与或导向的经济盲目扩张及其透支行为而引发的经济灾难和危机，我把它称作计划经济危机。北欧构建的普惠制福利型社会是实行宪政、民主和法治的产物，而非拷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产物，如果北欧的社会形态是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为顺应这一发展潮流，中国理应实行宪政、民主和法治。
看透了中国历史文化，对于中国人走向自相残杀自我消亡就不会感到意外了，杀人者被杀，被杀者杀人，几乎没有无辜者。这种情况下，自相残杀自我消亡只是天道对人们遗弃了“道”的信仰的惩罚，虽是难以避免的，但可以寻回“道”的信仰而降低强度。或者说，对于主观唯心主义者和客观唯物主义者走向自相残杀自我消亡是必然的、注定的，如若拒绝主动寻回“道”的信仰而作出改变，永远不可能解套，结局也就注定了；如若有识之士对作出改变无能为力或致力于改变有风险，就耐心等待某些人于自相残杀中走向自我消亡吧。或福或祸，任何人都跳不出天道精妙绝伦的安排，自以为聪明者必定是愚不可及者。研判历史发展方向必须注重主流文化意识形态及其携带的逻辑密码，我研究透了中国历史文化的逻辑密码，几乎可以预见中国和中国人的未来，所以，坚持真理，说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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