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小草:信仰是基于观念的建构,理想是基于理念的建构
苏小草:信仰是基于观念的建构,理想是基于理念的建构(一)信仰是基于观念的建构,绝对的绝对化;理想是基于理念的建构,相对的相对化。绝对的相对化和相对的绝对化均会导致逻辑悖论,若把理想绝对化而作为信仰就会陷入逻辑悖论(普遍的因果关系绝对化导致逻辑悖论),甚至于造成灾难性后果。比如,生产力、物质和人类解放等词汇均属于相对的概念,绝对化而为生产力极大提高、物质极大丰富和人类彻底解放以实现所谓共产理想,那么,灾难也就不可避免了。因为,生产力不可能提高到不存在能量转换,物质不可能丰富到超越自然资源稀缺性的限制,人类不可能解放到可以胡作非为或无所不能。既然如此,基于某种理念构建的共产理想就不能作为信仰,也不可能成为信仰。
信仰描述的是道德观念秩序,人与道、物与道的关系,是绝对的、不易的,敬畏之心产生了;理想描述的是伦理准则关系,人与人、人与物的关系,是相对的、变易的,行为有边界。
(二)形式逻辑——相对的相对化——规避二元逻辑悖论;形式逻辑——相对的绝对化——二元逻辑悖论——辩证逻辑。近现代以来,欧洲大陆的思想家居多是灾星,为解决二元逻辑悖论问题而误入辩证逻辑的歧途,编造了相关理论,给人类造成了灾难性后果。
佛学的自证是典型的主观唯心主义,是人的神化。由于佛学是创世的因果论,用因果论探究世界的本源,不可避免地走向相对的绝对化并产生逻辑悖论,为解决逻辑悖论,以自证为托辞,我即神,我说啥就是啥,不容思辩和质疑。主要特征:把有说成无,有的无化,目空一切;把物说成人,物的人化,众生平等。信奉佛学的基本上都热衷于读尼采、叔本华的著作,当然,尼采、叔本华也深受佛学的影响。这种人最容易从极右蜕变成极左。世界的发展史与相关主流思想家的逻辑认知有密切的关系,逻辑认知有缺陷,制造文明的灾难史,逻辑认知有进步,推动文明的发展史。
为何很多国人把阴阳解读为辩证逻辑呢?因为这些国人的脑袋被二元逻辑悖论支配,需要辩证逻辑忽悠自己和他人。一定要清楚:辩证逻辑是为解决二元逻辑悖论而产生的,然而,非但没有解决,还把二元形式逻辑搞砸了。只要陷进去,很难走出来,因为不需要动脑子了,太容易忽悠自己和他人了。辩证逻辑止痛而不治病,挣脱不了辩证逻辑,二元逻辑悖论就是存在的,砖制主义就是存在的。
由于儒学是二元逻辑悖论文本,在儒学的熏陶下,国人的脑袋被二元逻辑悖论困扰,古代用中庸之道止痛,近现代用辩证逻辑止痛,但仅仅是止痛,对于治病没有用。佛儒马的生存法宝:二元逻辑悖论+中庸之道或辩证逻辑。
(三)康德完善了西方传统思维逻辑,即形式逻辑,同时也掉进了二元逻辑悖论的陷阱,并提出用辩证逻辑解决二元逻辑悖论问题,自此,西方哲学逻辑走进死胡同,唯物辩证法也随之产生,并带来一系列恶劣后果。不可否认的是,辩证逻辑和唯物辩证法否定普遍的因果关系,否定契约交易伦理,为共产“乌托邦”的产生奠定了思想基础。源起于因果,否定因果,辩证地抵达“我即上帝”或“上帝死了”的天国。法国大革命和世界共产运动之惨烈均和辩证逻辑以及唯物辩证法的产生存在直接关系,相关主流思想家是罪魁祸首。
为何西方神学家始终看不起西方哲学家呢?因为,西方哲学是二元论哲学,西方哲学家总是试图用它揭示世界的本源并导致二元逻辑悖论,为解决二元逻辑悖论问题,辩证逻辑和唯物辩证法产生了,要么“我即上帝”(主观唯心主义)要么“上帝死了”(客观唯物主义)。这和神学相矛盾。人类的一切困惑皆来源于二元论思维的困惑,相对的绝对化导致逻辑悖论并沦陷入无法挣脱的矛盾纠葛,继而制造灾难和遭受苦难。人类用智慧创造了高度文明却被无尽的贪婪绑架而丧失了敬畏之心,思维极端化,行为无边界,沦陷入自我的困兽之斗中而不能自拔。
(四)西方哲学二元论唯理主义的两个极端:一是理性主义的实践理性论(客观唯物主义),一是非理性主义的经验感知论(主观唯心主义),两者互生互存。两者都需要用辩证逻辑,一者把意识辩证成物质,把人辩证成物;一者把物质辩证成意识,把人辩证成神。两个相互悖反的方向。或曰:一者把道辩证成歪理,一者把理辩证成邪道。两者都说自己的理论符合客观事实。整体上说中国人还是愚昧的族群,不值得同情和帮助,西方国家开始明白过来了。处于半开化状态,智力普遍较低,上诈中劣(文痞)下愚的整体面貌没有改变。对于这种族群,如果没有开明的统治者有意识地引导改变,走向被整体性淘汰是必然的。作为先知先觉者,一是要保护好自己,不要做无谓的牺牲,一是尽量传播世界文明文化成果,开启民智,一是不要眷恋这里,能移民就移民。
思维运用的逻辑工具决定思维的结果。经济危机是货币超发扭曲了市场运行机制造成的。中国人秉持权力型思维,试图全面超越美国而为世界霸权,这种想法必然招致灾难。因为权力型思维是无道的,无道必早亡。权力型思维构造的国家永远不可能主导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在给世界带来灾难的同时也会毁灭自身。自古及今,在权力型思维主导下,中国人追求的都是海市蜃楼的空中楼阁,成就一位伟大的帝王,营造一座恢宏的坟墓,造就一个尸横遍野的世界。尽管如此,中国人依然乐此不疲地激情演出,周而复始地演绎同一个悲情故事。悲乎哉!
(五)50年代,毛号召大鸣大放,大鸣大放反照搬苏俄,赫鲁晓夫要求中国照搬他那一套:消灭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以及实行农业集体合作化,声称各国的同志们把不愿这样做的领导人赶下台。毛怕被赶下台,答应照搬,出尔反尔“反右”。刘邓成为“反右”急先锋,照搬后制造了“反右扩大化”和“浮夸风,大饥荒”的灾难。毛批赫鲁晓夫,又被逼退居二线,刘出访在国际上赞美赫鲁晓夫,毛被羞辱,不甘心,发动“文革”,整肃刘以及刘的派系。当然,由于政治斗争的复杂性,也伤及了很多无辜。连环悲剧。
那个时候,毛刘邓都不会治国,毛是凭着感觉走,刘邓是学习赫鲁晓夫:消灭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以及实行农业集体合作化。由于赫鲁晓夫批斯大林,中国历史学者对赫鲁晓夫有好感,忽视了赫鲁晓夫要求中国实行的错误政策,把一切责任都归咎于毛了。这就造成了历史认知的偏差。苏俄为何支持中共?不就是想建立一个类似外蒙古的附属国吗!没想到毛不听话,打算除掉毛,但事与愿违而没有实现。依我看,这国的问题不复杂,正视历史事实就能解决问题。正视历史事实,反思那段历史,不要被仇怨纠缠,向前走吧。
(六)二战前后的日本:社会改良——向欧美学习器物制造——经济腾飞——外宣“日本模式”——向东亚和东南亚输出日本模式——挑战英美的海上主导权——俄国坐山观虎斗——英美组建联合舰队——摧毁“日本模式”——改造日本。如今的中国:社会改良——向欧美学习器物制造——经济腾飞——外宣“中国模式”——对外输出中国模式——挑战英美的海上主导权——俄国坐山观虎斗——英美组建联合舰队……。多么近似啊!评论:仅仅社会改良不足以改变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前途命运,建立在社会改良基础上的成就不是啥先进模式,而是偷工减料的“豆腐渣”工程。如若不进行体制变革,无法规避房倒屋塌的悲剧宿命。
(七)当年,民国初建,北洋政府联合英美日进攻俄国在远东的占领区,日俄在远东激烈交战,矛盾不可调和。孙文集团投靠日俄,要求日俄停战帮助推翻北洋政府夺取对中国的统治权,条件是:外蒙划归苏俄控制,满洲划归日本控制,自此,日俄开始两面下注,帮助孙文集团在广州成立黄埔军校和组建北伐军。1925年,日俄签订远东停战协定,共同支持孙文集团北伐,孙文集团在蒋介石的带领下取得北伐成功。南京政府成立,兑现孙文集团的承诺:外蒙古独立,苏俄控制;暗杀张作霖,逼迫张学良东北易职,从东北撤军,伪满洲国成立,日本控制。
由于日俄存在根深蒂固的矛盾,日德意军事同盟后,德国从西线进攻苏俄,苏俄为阻止日本从东线进攻之,策划和安排了卢沟桥事变,引诱日军南下(苏俄间谍已经打入中日两国政府决策层),中日全面战争爆发,苏俄援助蒋介石抗日。后来,毛蒋都意识到这是个圈套,开始防范苏俄。中日爆发全面战争有一个重要人物推动,这个人就是毛整肃的刘。中国人多有内斗,也多有被敌国外患利用。中日战争本来是可以避免的,所谓的“精英”愚蠢愚昧所致,中日两国共同的悲剧。
重庆谈判,毛同意成立联合政府,共军整编后加入国军,条件是实现议会民煮。孙科领导的第三党要求拥有否决权的国会席位(可以出任总理),难以调和,国共合作流产,内战爆发。所以,孙文父子是中国近现代史的灾星,利欲熏心之乱世贼人也。无能无用却为虚名绑架,误国害民也。急功近利,不择手段,机关算尽,到头来也是一场空。
二战之际,日本在英美法的帮助下发展起来了,要做亚洲人的救世主,忘恩负义把英美法视作敌人也就罢了,还把对亚洲人最大的威胁俄罗斯视作友邦,转而与中国为敌;如今的中国何尝不是如此啊!依然是步日本的后尘,在西方国家的帮助下发展起来了,却把西方国家视作敌人,把俄罗斯视作友邦,殊不知,中日互害,最终的获利者是俄罗斯。
(八)过往的中国,整个社会被房地产经济绑架,政商一起捞钱,捞的钱没有花到发展科学技术和实体经济上,而是花到对外宣传和挥霍无度上了。长相不好,化妆又有啥用?百姓背负生活重担,国家主义包养的权贵挥霍无度。在经济开放的情况下还可以维持下去,因为部分百姓可以在外企打工薪水有保障,一旦外企撤离,各种社会问题就暴露出来了。为何会走向这种发展道路呢?各阶层特别是权贵阶层对这种国家体制完全失去信心了,前途渺茫,人心惶惶,要么今朝有酒今朝醉要么捞足钱走人。必须正视体制问题,强迫人生活在这种体制中没有用,因为人心都是向往光明的。
坚守尊卑等级的天下观必然不遵守平等契约,即和(乐)而不(乐)同,不遵守平等契约必然内斗内乱,是故,‘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
2021/0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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