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雁璧花：人生就是与野蛮斗争
四年前，我形体班有一个德国女青年，名叫玛斯特。某天晚上练操结束了，其他学员都纷纷离去，但玛斯特一直没走，她向我走来并递给我一尊佛像说：“老师，我今后就不能来了，祝你永远平安”。我就问她：“你怎么不来了”？
她说：“我要去青海”。
我很吃惊：“去青海”？
她淡淡地说：“我联系了一个山村藏民小学，我想去那里工作”。
啊！我问她去多久，她说：“十年，也许永远”。
当时我目瞪口呆，但看见她坚毅的眼神和依依不舍的情谊，我就问：“能习惯吗”？
她非常自然地回答：“他们世世代代都能，我也能”。
我们来了一个三分钟的深沉拥抱，她贴着我耳朵说：“老师别担心我，我只想做我喜欢的事”。
我与玛斯特分别后，音信杳无，我就经常在网上搜索玛斯特，也找不到她的一丝信息。玛斯特就这样消失在茫茫人海中。
三年前的某天晚上，我翻阅青年周刊时，突然被一位名叫田贝肯的德国盲女震撼了，22岁只身去了西藏拉萨，办起了藏盲儿童班，还发明了一套藏盲儿童教材，一呆就是十八年。记者采访田贝肯就问：“你这样做对于你自己有什么意义”？田贝肯回答说：“消除这些孩子心中的黑暗，再也没有比这更有意义”。慢慢地，我终于理解了玛斯特的决定，但还是有点不可思议。
两年前的某个周末，我在浙大听了一场陈丹青先生的演讲，他说：“现在中国年轻人都没有个性，小男生都想做王思聪，小女生都在粉鹿晗，但都不想做一个特立独行的自己，一个人没有个性追求不算一个完整的人”。有学生递纸条就问：“怎么样才算有个性”。
陈丹青推了推眼镜，“怎么才叫有个性，我也不能定义，但我可以讲一个例子”。“美国六十年代初期有一个副总统叫洛克菲勒，他有一个儿子叫迈克尔洛克菲勒，他大学毕业时要做一篇关于原生态文化的论文，就只身冒险去了一个叫新几内亚岛的原始部落考察，结果去了就被那里的食人族吃掉了。这就叫个性”。“如果这个例子太惊悚，我就说我自己，我觉得做清华大学艺术学院的院长不舒服，我就辞职不干，没啥，请问你们以后做了小科长会有我这份洒脱吗？这也叫个性。”
听了陈丹青的演讲后，我终于释怀对玛斯特和田贝肯的苍凉选择的茫然。
一年前的某个傍晚，我一个大学同窗好友突然来电说，想与我坐坐。我们在下沙的咖啡厅倚窗对视，她木木地对我说“我辞职了”。我差点打翻了咖啡杯，立马问“怎么啦”？沉默，一直沉默。我的这位同窗之前是某警局的经侦副大队长。
她塞下一颗话梅问我：“你认为活着究竟为了什么”？
我一脸茫然地回答：“就活着吧”。
她摇摇头，“不，我们应该认真对待这个问题”。
她缓缓地道来，“也许我不辞职，很富有也很光鲜，办事儿也容易。”
我静静地听着，窗外钱潮叠涌。
“我已经受够了，我这十年的工作，与其说是在伸张正义，倒不如说是在助长野蛮”。
她咀了一口吸管，摆头朝向窗外，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我参与的所有案件背后，不是官商勾结，就是官官相卫，无权无势的老百姓有多苦，你在外根本不清楚，而我们都历历在目。”
“我之所以辞职，我不再想过这样的生活，更不想再做这样的工作。”
我无不担忧地问：“那你想做什么”？
“这个你就不用操心了，生活要继续，但作恶不能继续”。
我静静地听着。
“我们不能改变警局，更不能改变国家，但我们可以改变自己，他们要野蛮下去，我们可以配合下去也可以不配合下去”。
我突然两眼圆睁，给她递了一颗草莓。
“不继续配合野蛮，就是对野蛮说不”。
“这是我痛苦挣扎了十年，终于今年下定了决心”。
我忧心忡忡地问：“你先生，你爸妈，还有你的孩子，咋办？”
“我不想在为别人而活”。
“我知道今后的生活很艰难，但在野蛮与艰难之间，我只能选择艰难”。
我点了点头，“我支持你，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尽管说，我永远与你在一起”。
钱潮依旧，夜色迷人，我望着同窗离开时挺直的背影，久久不能难以转身。这是一场碎击灵魂的小叙。
从小到大，每个人也许都问过自己无数遍，人活着究竟为了什么？但经历人生沉浮和世俗跌宕之后，蓦然回首，才发现自己仅仅为了活着而活着。恰好就是这种“为了活着”的绥靖心态，才导致任由野蛮泛滥成灾，野蛮也就更加肆无忌惮，从而，即便为了活着，也活得愈来越艰难。
生命虽然有长短，但人终归会有一死，也许寿终正寝死，也许自然灾害死，也许疾病缠身死，也许无疾而终死。一旦生命逝去，活着的万般繁华都如浮云散去，那生命的价值在哪里？
我为我有这样的同窗同学感到心满意足，她诠释了生命的全部意义，敢于对野蛮说不，敢于坚持真理，在野蛮和艰难之间宁愿选择艰难。
正是因为她深深触动我，我才开始写作，记录下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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