颠倒的世界，魔幻的演出
颠倒的世界，魔幻的演出文\苏小草
在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中，从野蛮走向文明，灵异的人类需要正确的道德原则，正确的道德原则的确立不仅是构建和谐有序社会秩序的基石，也是实现世界各民族和睦相处、共同发展的前提。正确的道德原则不是一种积极有为的道德评价机制，而是一种返朴归真的道德评价机制，是不受任何权力至上的功利主义沾染的，是纯粹的，毫无疑问，它只可能是平等自由的道德观而非其它道德观。集体主义公有制是奴隶制计划经济的产物，它是构建在积极有为的道德评价机制的基础之上的，权力至上，这种积极有为的道德评价机制来源于一种等级意识而非平等意识，它脱离了平等自由的道德观，是一种等级伦理道德观的构造，因此，这种经济模式维系的只可是‘人人不平等’的等级特权制度而非‘人人平等’的自由民主制度。
（一）道德原则与权力至上
在一种权力崇拜意识作祟下，阙失平等自由的道德原则选择仁义的道德原则，阙失仁义的道德原则选择等级伦理的道德原则，积极有为的道德评价机制必然导致伪善欺诈泛滥成灾，伪善欺诈是通过积极有为的道德评价机制维系的。等级伦理的道德观是一种积极有为的道德评价机制，故，坚守等级伦理的道德观乃机巧诡诈、祸乱之始也。或者说，阙失道而后取德，阙失德而后取仁，阙失仁而后取义，阙失义而后取礼，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机巧诡诈、祸乱天下也，‘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等级伦理）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道德经》）
有一种文化，权力至上，它是一种积极有为的道德评价机制，灌输的是等级的规矩意识，这种文化是古代臣民社会的专制文化；有一种文化，权利至上，它是一种返朴归真的道德评价机制，培育的是平等的规则意识，这种文化是现代公民社会的民主文化。前者是牧民的游戏，它构造的是一种互害斗争的社会制度体系；后者是民主的程序，它构造的是一种互补竞生的社会制度体系。权力是罪恶的，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倘若一种道德价值伦理是构建在权力至上的基础之上的，践行这种道德价值伦理必定导致道德性腐败；倘若一种社会制度是构建在权力至上的基础之上的，践行这种社会制度必定导致制度性腐败；倘若两者交媾合流生成某种社会制度和价值体系，践行这种社会制度和价值体系必定导致道德沦丧、腐朽溃败。
权力至上，积极有为的道德评价机制必然导致伪善欺诈泛滥成灾，它只是丛林中‘狼吃羊’的道德。人类的道德原则只能是坚守平等自由的道德观，否则，任何标榜所谓‘美德’的道德价值伦理终将成就丑德，即善言恶行、残暴血腥，并给整个社会带来深重灾难。可以看到，中国历史上，有多少善言恶行不是在认定‘仁义’道德中义正言辞地作出的，孔丘杀齐优如此；有多少残暴血腥不是在捍卫等级伦理道德观中冠冕堂皇地上演的，孔丘‘隳三都’如此！因此，‘仁义’道德不能作为道德原则，等级伦理的道德观也不能作为道德原则，倘若把‘仁义’道德或等级伦理的道德观作为道德原则，它必然成就一部巧取豪夺腐朽堕落、互害斗争自戕自虐的悲惨历史。
事实上，孔儒文化传统的道德价值伦理是构建在权力至上的基础之上的，它是一种积极有为的道德评价机制，只能导致伪善欺诈泛滥成灾，毫无疑问，它是道德性腐败的植育，践行它只能导致道德性腐败且创生等级特权制度变现制度性腐败。在孔儒文化的熏陶下，两千多年来，中国到底走的是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呢？犹如一座幽深的丛林，‘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它是一条尔虞我诈自相残杀、弱肉强食成王败寇之路；犹如一座‘豆腐渣’工程，‘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它是一条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积沙成塔轰然坍塌之路。这既是中国人痛楚的悲剧宿命，也是继承孔儒文化传统的既定。谓之曰：二律背反恃极端，中庸之道混世间；主客一体无判断，人性本善任由阉。孔儒文化三千年，权谋功利内斗专；仁义道德假慈善，坑蒙拐骗毒翻天。儒文化是一种蓄满剧毒的‘酱缸’文化，历史变迁中，融入世界主流文明的中国需要抛弃儒文化。
（二）集体主义公有制与人人平等
集体主义公有制是奴隶社会计划经济的产物，它是构建在积极有为的道德评价机制的基础之上的，权力至上，这种积极有为的道德评价机制来源于一种等级意识而非平等意识。集体主义公有制是由等级意识维系的一种计划经济模式，这种经济模式的实施过程中不可能脱离等级特权的安排和生成程序，层级分明、三六九等，等级特权是客观存在的，也是不可缺少的。
有人说，20世纪中国践行的集体主义公有制完全是马教传入后形成的，是马教倡导的‘人人平等’观念结出的恶果，因此，中国人不仅要反对‘人人平等’，而且由此造成的灾难应该由马教全部负责。这种说法似乎有‘道理’，但我认为，不完全正确。事实上，试图通过践行集体主义公有制实现‘人人平等’是荒谬的，马教倡导‘人人平等’观念的同时，却主张践行集体主义公有制的确犯了严重的逻辑和认知错误。可以说，在一种功利主义驱使下，怀着救世情怀的原教旨主义马教信徒们被一种盲目和无知左右以导师自居，同样深陷极端利己主义的‘理论’误区。殊不知，权力至上，集体主义公有制是构建在积极有为的道德评价机制的基础之上的，这种积极有为的道德评价机制来源于一种等级意识而非平等意识，它脱离了平等自由的道德观，是一种等级伦理道德观的构造。也就是说，集体主义公有制是由等级意识而非平等意识决定的，践行它非但无助于实现‘人人平等’，还会助长等级特权的存在，继而强化人人不平等。因此，‘人人平等’在集体主义公有制的生产活动中不可避免地沦为一种南辕北辙的荒唐号角。
由此可知，践行集体主义公有制造成的灾难不应由倡导‘人人平等’观念承担，而应由践行集体主义公有制需要的等级意识负责。倘若不是奢望又朝一日享受到某种高人一等的特权，很难有人主动选择践行集体主义公有制，没有强烈的等级意识，集体主义公有制不可能得到有效贯彻和实施。或者说，积极有为的道德评价机制——等级伦理的道德观——集体主义公有制，三者是互为一体的联动机制。按照这种逻辑，‘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官），使民以时’，（《论语·学而》）在孔儒文化的长期熏陶下，中国人坚守的是等级伦理的道德观，与之配套的经济模式只能是集体主义公有制，即奴隶制的计划经济模式。中国历史上践行的一直都是某种形式的集体主义公有制，是不是这样呢？必定如此。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中国古代史上，君王只是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或集体的代名词，无论是土地还是臣民都是属于国家或集体的，臣民没有现代法律意义上的土地所有权和财产权，即便是有限的相关使用权，随时都可以被剥夺，甚至于命丧权杖、满门抄斩，这难道不是一种集体主义公有制吗？也就是说，中国历朝历代践行的均是某种形式的集体主义公有制，20世纪马教在中国倡导的所谓‘公有制’只是中国古代史上的公有制之理论上的确认和实践上的强化罢了。我们知道，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过程中，均伴随某种形式的‘土改’，而这种‘土改’往往是以‘均田赋’的名义作出的，这与马教倡导公有制践行的‘土改’异曲同工，其实质是摧毁旧的等级伦理秩序的同时，打造出新的等级伦理秩序，终极的结果依然是践行集体主义公有制的计划经济模式以巩固和延续‘家天下’的‘官本位’等级特权制度。
当然，这种结果或许不是原教旨主义马教信徒们所渴望的，权力私有、财产公有，‘善良’的愿望再次通向一条奴役之路，不堪回首，这种‘善良’的愿望绝非善良，事实只能如此。观念在展望未来中要求实现‘人人平等’，理念在回顾过去中要求实践等级特权，这是观念与理念的激烈冲突中孕育出的一场魔幻盛宴，只能说它是自然之‘道’对人类对自身人性认知不足产生的群盲心理的一种无情惩罚。或许，悲剧既是一种伤痛也是一种警示，清醒地认知自我，但愿我们能够正视集体主义公有制的弊害，继而走出陈腐思想观念设置的藩篱，不再让悲剧持续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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