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小草：蒋介石集团的‘北伐’和南京政府的成立
苏小草：蒋介石集团的‘北伐’和南京政府的成立为实现华盛顿《九国公约》的规定，关于给予中国关税自主权的国际关税会议于1925年8月在北京召开，关于在中国废除治外法权问题的国际会议于1926年1月在北京召开。关于给予中国关税自主权问题，在1925年11月9日召开的国际关税会议上，参会各国原则上一致通过了中国所提出的自1929年起承认中国关税自主的提案，只是对中国立即增加现有低额关税的要求存在些许分歧。
北京郑府代表团要求对于普通商品按其价值5%增税（原订5%的算法是早在1858年英法美和中国签订的关税协定规定的，关税收入折合成1858年的银元汇兑率转移支付给中国，而这期间银元贬值了，中国关税所得实际上不足货物价值的5%，中国取得关税自主权即宣告这种联系汇率被废除），对于奢侈品增加得多一些，其原因是：关税收入是中国国家预算中极其重要的一项收入，同时也要用它偿还各种外债。外方郑府代表团认为中国可以增加一些相关进口关税，只是需要取消厘金制度（厘金是进口商品由一省转运至另一省时所征收的国内税，它是中国地方郑府财政来源的一部分），其原因是：厘金制度阻碍了商品的流通和提高了商品的价格而不利于消费者，“厘金”相当于变相征收进口关税，违反国际贸易通行规则。关于这些问题，日本代表团的看法是中国应与每一个国家分别签订贸易协议；在原有税率的基础上追加税不应超过货物价值的2.5%，追加的税额应先保证支付无保障的借款（该项要求为会议其他外方赞同，只有英国反对）。
1926年，在广州郑府实行了追加关税以后，全国各地（关东租借地除外）也都未经“条约国”同意自行追加了关税。北京郑府从“条约国”手中收回盐税管理权，废除与法国、比利时和日本签订的贸易协定，并提出在平等的基础上开展贸易谈判以缔结新的贸易协定。这种行为遭到“条约国”的抗议和不满。
关于废除治外法权问题，这个问题涉及到中国的法治环境等深层次问题，参会各国建立的治外法权委员会认为在中国不应立即废除治外法权，有待制订出检查中国审判程序的合理办法后再废除之为妥。然而，此时的中国正在出现大的社会动荡，这个委员会的后续工作被迫停止了。
1924-1927年的中国革命运动此起彼伏、风起云涌，不仅破坏了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还严重影响了对外贸易和经济发展，在中国的投资、航运和贸易关系中占主要地位的英国所遭受的损失最为惨重。这期间，在上海、汉口、广州、重庆、南京等中国各大城市接连发生枪击案，尽管没有确凿的证据，这些事件被“革命”舆论指认为主要是英国巡捕所为，并和之前的省港大罢工（此大罢工导致英国在华航运处于瘫痪状态）和英国军舰封锁广州（孙文声称广州郑府在华南各地自行收取关税所引起）联系起来，似乎这场革命运动首先应该针对“英帝国主义”，人们应该把英国看成中国人最危险的敌人。为何会出现这种诡异的现象？当我们想到自从孙文集团在中国南方建立了广州郑府，与英国有密切联系的云南、广西和广东的反对颠覆北京郑府的军团曾多次试图占领广州和推翻广州郑府就不难理解了。
英国媒体也注意到了这种诡异的现象，特别是英国在中国出版的报刊揭露这是一起人为设计的阴谋：在中国的布尔什维克及其隐蔽势力在助力孙文集团的“北伐”，捏造事实蛊惑宣传的结果。为此，英国外交大臣张伯伦在国联提出了“申诉书”，在“申诉书”中说道：他感到不解的是为什么人们把英国看做是上海和广州的枪杀案以及外国人反对中国人的一切其它案件的祸首。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在中国的航运仍占居第一位，无论是在中国海外贸易航运还是内河航运方面均是如此。而在1925-1926年间则完全改变了，根据香港贸易局的报告，在1924年8月至12月期间，每月驶往广州的英国船只有160-240艘，而在此后1925年的同一时期内仅有27-29艘；1924年7月至12月期间，驶抵汕头的英国轮船有681艘，而在此后1925年的同一时期内仅有78艘，并且这些船只都没有卸货。出现这种情况也危及其他国家在华的经贸发展，各国都忧心忡忡，开始密切关注中国社会的事态变化。
毫无疑问，各种事态的发展均有利于蒋介石集团领导的国民革命军“北伐”，并一举推翻北洋郑府而夺取对中国的统治权。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从广州出发向北京进发，很短的时期内，国民革命军就击溃了拥护北京郑府的各军团，于9月6日至8日占领了汉口和汉阳，于10月10日至11日占领了武昌，武汉三镇被攻破，长江流域则被控制。值得注意的是，在国民革命军向长江流域推进的过程中，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口号下，华南各地均爆发了大规模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等扰乱社会秩序的极端事件以及捣毁焚烧工厂、劫掠富户商人财产和“打土豪、分田地”的极端暴力事件。
此时，英美正在密切关注中国的这种变化，并各自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以供各国商讨和采纳，1927年1月，英国外交大臣张伯伦曾在议会发表演说，建议各“条约国家”接受英国郑府于1926年12月18日发送的照会的说法，考虑近几年来中国所发生的变动，并宣布准备修改与中国签订的条约，准备承认中国的关税自主和按照华盛顿协定的精神与中国谈判。由于如今的情势突然恶化，美国对英国郑府于1926年12月18日发送的照会的说法有不同意见，美国国务卿凯洛格在1927年1月6日发表的声明中表示，在美国可以与其代表谈判的巩固的、统一全国的中国郑府成立以前，是不需要发表任何新的宣言的。凯洛格的声明实质上是美国郑府拒绝了英国的建议，法国和日本也拒绝与英国一起采取共同行动。
1927年1月1日，广州革命郑府（广州郑府更名为广州革命郑府）迁都武汉，革命群众占领了汉口和九江的英租借，英国外交代表与武汉革命郑府（广州革命郑府由广州迁到武汉后的名称）进行关于取消这些租借的谈判。3月21日，上海爆发了各行业总罢工和工人武装起义；3月22日，国民革命军占领了上海，英美日救援部队赶到了上海；3月23至24日，国民革命军占领了南京，英美军舰炮轰南京城。美英共同组织发起对南京城的炮弹袭击，两艘美国军舰（“诺亚”号和“普列斯顿”号）及一艘英国军舰（“爱美拉尔”号）对南京城进行轰击，南京城一时有战火连天之势。英美郑府随后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占领南京的国民革命军袭击外国公民，炮轰南京是不得不采取的救援自卫措施，并要求追究责任和给予赔偿。
美英炮轰南京城不久，蒋介石集团清醒了，开始转变革命立场，1927年4月1日至2日，蒋介石在上海用实际行动表明了转变革命立场，立即开展镇压和打压革命群众的“反革命”行动，即史称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从此之后，蒋介石在继承孙文部分“遗产”的同时，开始谨慎地和孙文切割，并塑造自己国家领袖的光辉形象。既然革命群众制造了那么多骇人听闻的暴力事件，既然革命群众只是孙文集团利用的工具，既然自己已走在功成名就的大道上，革命群众就不该再这样闹下去了，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不影响生产生活才是硬道理。既然如此，革命群众旋即成为被打压的对象，当然，组织和鼓动革命群众闹革命的中珙及其工农革命军是打击重点。
1927年4月18日，蒋介石集团在南京成立了国民郑府；1927年7月，武汉革命郑府领导人汪精卫宣布与中珙决裂，中珙被宣布为非法。随后，蒋介石南京郑府开始收编各军事集团，并在之后围剿中珙及其工农革命军。
自此，英美均支持蒋介石集团成立的南京郑府，英国外交大臣张伯伦于1927年5月9日声明，如果蒋介石郑府能够建立起秩序并停止排外运动，英国将给予蒋介石郑府以援助。美国亦是如此，并于1928年7月25日与南京郑府建立了外交关系，承认南京郑府为全中国正式的中央郑府。
以上内容参考文献《远东国际关系史》，耶.马.茹科夫编著，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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