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小草：段祺瑞执政时期的北洋政府
苏小草：段祺瑞执政时期的北洋政府1916年6月，袁世凯去世后，段祺瑞推举黎元洪为中华民国大总统，恢复国会和临时约法，担任内阁总理的段祺瑞虽致力于平息孙文集团的“北伐”，然而，此后的十年间，段祺瑞及其郑府却成为孙文集团讨伐的主要对象。段祺瑞（1865年3月6日-1936年11月2日），字芝泉，生于安徽合肥，号称“六不先生”，晚年自称“正道老人”，中华民国期间，曾担任四任内阁总理，四任陆军总长，一任参谋总长，一任国家元首，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杰出郑治家和军事家。
因受此前袁世凯郑府和日本签订的有关“二十一条”协议的掣肘，段祺瑞郑府的外交行动空间受到压缩，一边要应付日本的要求，一边要因应欧美各国的要求，而两者是有矛盾冲突的，在这种“狭缝”中施政布满荆棘、充满“玄机”。借助日本和欧美的矛盾，大力引进外资和技术发展经济，改善国家的财政状况并提高百姓的生活水平，这是段祺瑞执政期间的总路线。随着引进外资和技术，中国的民族工业和对外贸易得到迅速发展，据相关统计，美国对中国（租借地不计算在内）的贸易输出由1914年2640万美元增加到1918年的5260万美元，中国对美国的贸易输出由1914年的3630万美元增加到1918年的1亿1100万美元，中国对美贸易顺差进一步拉大；1914年美国在中国对外贸易中占9.1%，1918年则提高到了占12.8%，以上统计数字不包括通过香港的外贸交易额。对外贸易的蓬勃发展助力了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提高了百姓的生活水平。
1916年4月，段祺瑞郑府和美国银行及相关公司签订了多项贷款和合作合同，合计1000万美元，不仅如此，为治理旱涝灾害和改善生态环境，4月19日，中美签订了关于山东省运河修缮贷款300万美元合同，5月13日，签订了关于淮河地区排水工程的贷款300万美元合同，而工程承包商均选择美国相关公司之“裕中公司”，5月17日，中美签订在中国广袤的地区建造五条铁路的合同（此计划遭到英法俄极力反对，没有得到实施），裕中公司也是承包商，这种作法是利用日美、英美矛盾，维护中国的领土主权利益。当然，中日、中欧贸易额也得到大幅提升，段祺瑞郑府也接受了日本控制的中华汇业银行的多笔贷款（日控台湾银行、朝鲜银行和兴业银行共同在华设立的“中华汇业银行”）。
1916年的俄国处于列宁领导的苏维埃革命孕育爆发的前夜，俄国统治利益集团也预感到了即将遭受灭顶之灾，并试图从日本购买军火扑灭这场可能的革命运动，于是，开始向日本寻求媾和。经过多轮讨价还价的谈判，1917年7月3日，俄国郑府和日本签订同盟条约，该条约有公开部分和秘密部分组成，在公开部分中，缔约国保证不加入反对另一方在远东的利益的任何联合，一旦两国受到第三国的威胁，则双方同意讨论采取联合防卫措施。在秘密部分中，“缔约国在远东的利益”系指在中国的利益而言，如果一方因为中国而必得与第三国作战，则另一方应给予他方以援助，不得他方同意，任何一方不得缔结和约。
在日本和德国作战而攫取德国的在华利益之前，中国郑府一再声明中国是中立国，不愿卷入协约国和同盟国之间的战争。而日本悍然在中国领土上发动对德作战并攫取德国的在华利益，这使中国处于极端尴尬的被动状态，按相关法理说，日德在中国领土上作战，“中立国”之中国只有索取交战双方给中国造成损失之赔偿的权利而没有收回德国在华利益的权利，德国的在华利益的处置应归于日德谈判的结果；如果中国是参战国就完全不同了，中国便有权参与谈判解决相关问题，甚至于要求收回德国的在华利益。正是这种原因，早在战争刚爆发和1915年夏时，袁世凯曾向英法试探关于中国是否可以参战的问题。
1915年底，英法俄试图促使日本一起建议中国和德国断绝外交关系，日本拒绝了，显然，为攫取德国的在华利益，日本是反对中国参战的。日本在中国各大中心城市都有服务于日本在华利益的“汉奸”进行宣传破坏活动，反战浪潮一浪高过一浪。由于担心日本投靠到德国一边去，英法不能不考虑日本反对中国参战的强硬立场，只好暂时回避谈论让中国参战的问题。
1917年1月31日，德国宣布恢复无情的潜艇战争，随后，美国宣布和德国断绝外交关系，并加入对德战争。在此之下，形势有了变化，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斯积极活动，以便促成中德断交，段祺瑞郑府也准备立即与同盟国断绝关系而加入协约国作战。段祺瑞和芮恩斯的谈判中提出了中国和德国断交的一些条件：一是中国完全控制自己参与作战的军事供应和军队，一是中国参加战后和会，与中国领土有关的和约条款及其它问题应取得中国同意，一是美国给予中国1000万美元的军事贷款和把美国及其他国家应得的“庚子”赔款额变为长期债务。
由于战争中海底电缆中断，瑞恩斯没有可能将中国提出的这些条件报告美国国务院，2月7日，只能自行照会中国郑府，照会中没有具体回答中国提出的条件，但又安慰中国郑府说：“美国将竭力帮助中国参加协约国家的共同斗争。”而之后美国郑府得知芮恩斯在中国的上述活动后，芮恩斯于2月10-26日接连三次接到美国国务院的电报训令，训令说，对中国必须执行比较谨慎的政策，“国务院并不想在美、德两国发生战争的情况下也要中国对德宣战。”美国国务院的态度之所以如此，担心随着日本对中国郑府影响的加强，加入协约国作战而得到重整的中国军队的控制权可能落入日本人之手。
此时，日本外交当局正在寻求和英俄法意四国就日本在未来的战后和会上提出的要求达成协议。1917年2月16日，英日达成秘密协议：英国将支持日本关于将德国在山东的各项权利以及太平洋赤道以北的德属岛屿均转交给日本的要求，日本将支持英国关于对太平洋赤道以南的德属岛屿转交给英国的要求。3月1日，法日达成与英日协议相同的秘密协议，并要求日本在中德断交问题上给予协助。此时的俄国郑府正寻求和日本签订同盟条约，也赞同日本的要求。如此一来，为了让日本不倒向德国并同意中国参战，除了美国，协约国实质上事先已认同把德国在中国的权利转交给日本了。
1917年3月14日，段祺瑞郑府和德国、奥匈帝国断绝了外交关系，开始做参战的准备。随之孙文集团鼓动民粹主义在中国南方掀起反战抗议运动，并迅速波及中国各大中心城市。5月10日，对同盟国宣战问题提交国会讨论，国民党团一致反对，并要求段祺瑞辞职。摇摆不定的黎元洪总统先是罢免了段祺瑞的总理职务，而后又宣布解散国会。6月14日，保皇派张勋拥护年幼的爱新觉罗氏溥仪复辟帝制，段祺瑞和冯国璋联电控诉张勋八罪，发表了讨伐张勋檄文，随之，张勋被赶走，恢复了共和，冯国璋被推举为大总统，段祺瑞任总理。
此时，被解散的国会国民党议员们由北京前往上海和广州，在上海和孙文会合后发表了一篇宣言，宣布解散国会是非法的，在广州，孙文集团宣布召集被解散的国会议员成立“国会”，此“国会”于1917年9月选出以孙文为首的广州临时郑府。除了“护法”的口号外，孙文集团的口号又增加了一条“反对中国参战”。由于遭到多方有识之士的指责，孙文集团的广州临时郑府垮台，孙文被迫前往上海和那里的“黑帮”团伙商讨下一步的对策。
1917年8月14日，中华民国大总统冯国璋颁布了对德奥宣战的命令。冯国璋任总统期间，南北分裂，统一方式分歧又引起府院之争，段祺瑞于11月22日辞职又于年后3月22日复职。1918年5月16日，日本和中国在“对德宣战”的借口下签订了一项秘密协定，根据该协定，有关双方派遣军队到西伯利亚“对付德国人”的事宜应在日本人指挥下进行，同时还签订了关于舰队的类似协定。9月，中日又签订了一项秘密协定，具体规定了中国军队在西伯利亚外贝加尔湖和阿穆尔省在日本人指挥下活动的条件。1918年10月10日，冯国璋任期届满，徐世昌被推举为大总统，冯国璋和段祺瑞约定同时下野，段祺瑞通过安福会执政。
1917年，俄国爆发二月革命和布尔什维克运动，这一突如其来的革命运动必将影响欧亚大陆的发展局势，美英法预知到了这一点，开始酝酿利用日本军队对付俄国革命的想法。日本为使自身的利益最大化也有这种打算，并派遣全权特命大使石井子爵出使美国而探讨日本在中国的利益问题，“日本郑府希望利用这个机会并通过与美国人士坦率交换对中国问题的意见来达成某种协议”。
1917年9月1日，石井和美国总统托马斯.威尔逊及国务卿兰辛就日本在中国的“特殊利益”问题进行谈判，11月2日，这一谈判导致石井和兰辛交换信件，这就是历史上所称的“石井-兰辛协定”。
这项协定的意义在于：美国明确了“我们两国郑府双方在中华民国的利益”的理解，作为对1908年“路特-高平协定”（1908年11月30日，日本驻美大使高平与美国国务卿路特交换照会规定：两国互相尊重对方在太平洋上的属地的不可侵犯，并重申在中国的“门户开放”政策）的补充，明确的地方是：“合众国及日本郑府均承认凡领土相接近之国家间有特殊之关系，故合众国郑府承认日本在中国有特殊之利益，而与日本所属接壤地方，尤为其然”，而双方也承认在华“门户开放”政策。
以上内容参考文献《远东国际关系史》，耶.马.茹科夫编著，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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