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小草：关于蒙古独立以及其它
苏小草：关于蒙古独立以及其它自1644年起，蒙古逐步被纳入清王朝的统治之下，清王朝驻军派驻代表和当地王公和上层喇嘛共同治理该地区，各族通婚融合，一片祥和。而俄国把蒙古视作掩护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战略要地，对这片土地早已虎视眈眈，图谋控制和占有之，鼓动和支持蒙古王公和上层喇嘛“反华”，让蒙古从中国独立出去。
1910年，在俄国的鼓动和支持下，往返于中俄的蒙古喇嘛教首领呼图克图召集王公和上层喇嘛代表大会，以反对中国的垦殖措施为由从事分裂中国的活动。1911年库伦发生政变，中国驻军被解除武装，清政府代表被驱逐出境，蒙古王公和上层喇嘛夺取郑权。随后，1912年1月11日，俄国就此发表公报称：俄国在蒙古有巨大的商业利益，希望该地区建立稳固的秩序，不允许蒙古和中国之间发生战争；俄国政府向中国表示在中蒙谈判中担任调停，条件是：中国不在蒙古建立中国行政机关、不向蒙古派遣中国军队、汉人不在蒙古进行垦殖。
俄国的声明无异于公开支持整个蒙古脱离中国，此时，日本对中俄关系的尖锐化和俄国的企图洞若观火，1912年1月，日本要求俄国承认日本在内蒙古的特殊利益，并建议从库伦到张家口划定一条分界线，即“日俄两国势力范围的分界线”。1912年7月，日俄签订秘密协定，位于北京子午线以东内蒙古的一部分是日本的势力范围，而位于北京子午线以西的一部分是俄国的势力范围。俄国不得不接受日本在内蒙势力范围的存在，客观上阻止了内蒙从中国分裂出去。
由于在俄国的支持下库伦政府要求内蒙并入外蒙从中国脱离出去而引起日本的高度警觉，日本迫使俄国承认日本在内蒙的势力范围，瓦解了俄国的图谋，俄国不得不在日俄谈判中假惺惺地表明在内蒙问题上的立场：“谨慎地对待内蒙古王公的请求（内蒙和外蒙一起从中国脱离出去），应限于提供温和的劝告，不要使他们期望得到俄国的支持和调停”。
在俄国的所谓“调停”下，关于外蒙古问题，中俄签署《中俄宣言》（1913年11月5日）和《中俄协定》（1915年6月1日），主要内容：外蒙古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俄国承认中国对外蒙古的宗主权；中国和俄国承认外蒙古的自治，不干涉它的内政和不向那里派遣军队。
苏俄历史学家耶.马.茹科夫在叙述和评论这一历史事件中说：“这样一来，外蒙古就在俄国的帮助下以及蒙古人民解放运动和中国革命事件的结果而获得自治，这是走向独立道路上的第一步。蒙古牧民群众的运动继续扩大，同俄国革命运动的联系加强了。但是，只有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才使外蒙古人民有可能争得真正的国家独立。”
关于中俄关系，近现代史中存在这样一种显见的脉络：俄国以在中国内部收买和利用亲俄分子进行反华活动为手段，肢解、分裂和侵占中国领土的同时，胁迫“中俄友好”并在华攫取巨大的地缘郑治和经济利益。
其一，俄国惯常把英美法等西方国家描绘成帝国主义国家，中国和这些西方国家的友好交往均被俄国及其收买的亲俄分子宣传为剥削压榨中国百姓，让中国百姓仇视和恐惧这些西方国家。俄国惯常把自己美化成中国人与生俱来的“救世主”，把英美法等西方国家丑化成中国人不共戴天的“仇敌”。
其二，俄国利用在中国内部收买的亲俄分子污蔑诋毁中国和英美法等西方国家友好交往（污名化这种友好交往）的同时，鼓动和支持国内外反华势力推翻和英美法等西方国家交好的中国郑府（鼓动民粹主义污蔑中国政府是英美法等西方国家的“傀儡”郑权），建立亲俄的中国郑权，并将其成为听命于俄国的“附庸”。
其三，挑起中国周边或边境地区出现持续动荡，当事态不断扩大时，俄国伺机以“调停”的角色出现，并在所谓“调停”中肢解、分裂和侵占中国领土，接着屠戮被侵占中国领土的华人。俄国把这种卑劣行为视作“中俄友好”和解放中国人，遇到外部强力干涉，则污称干涉中国内政、破坏了“中俄友好”和地区和平稳定。
其四，极力破坏中国和英美法等西方国家交好，坐收渔翁之利；极力于中国和英美法等西方国家的交恶中火中取栗；极力摧毁中国人的民族精神和独立自主意识，不失时机地强暴中国，还让中国人感激这种强暴，把中国变成俄国实现战略扩张的工具和愚弄把玩的“木偶”。这是俄国长期的对华战略利益目标决定的。
一个民族丧失了民族精神和独立自主意识，就不可避免地走向沉沦堕落，这样的民族没有发展前途，更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走向现代文明成为优秀的民族。
自古以来，国人都是指望少数族裔改变社会，而少数族裔入主又被孔儒裹挟，一切照旧。汉人是完全世俗化的族群，无法培养出真正的精英阶层，只能沦为被奴役，不被奴役受不了，有受虐狂的文化心理情结。
对于儒家文化，汉人无法割舍并认为是老祖宗的传家宝，而事实上儒学和汉人没有多大关系，儒学是周朝的统治者（古羌族的后裔）为奴役中原百姓编订的。孔丘是殷商人，传承“周礼”讨好灭商的周朝统治者，实则是汉奸。所以，儒家文化人格多汉奸，曲阜的孔丘家族更是如此，汉奸家族。作为民族文化的传承者，即便杀头灭门也不能做汉奸，而孔家却是汉奸家族，为何？儒家文化是汉奸文化！
精英文化集团尚且如此，罔论其他！培养奴才的文化，骨子里懦弱无能也。如果国家和社会的民族文化是培养奴才的，精英阶层都是奴才人格，这个国家和社会必定互害互虐、一盘散沙，必定走向沉沦堕落而败亡。
“周礼”是宣教尊卑等级观念，培养奴才人格的。奴才都是没有平等心的，欺软怕硬、见风使舵，谁强势跟着谁混，永远不要指望奴才有忠信。是故，老聃曰：“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此情此景，当下的中国着力于构建新文化至关重要，新文化构建要找到信仰和文化的源头，这个源头就是伏羲的易（理）道系统以及其后的《道德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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