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小草：关于对称性和非对称性
苏小草：关于对称性和非对称性诺特定理：作用量的每一种对称性都对应一个守恒定律，存在一个守恒量。对称和守恒这两个概念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关于事物的“对称性”问题是德国数学家艾米·诺特于1918年发现和提出的，这是基于形式逻辑存在性的推论结果而非本源性的推论结果。形式逻辑不是逻辑的全部，它不是凭空产生的，植根于本源性逻辑本体的存在，形式逻辑存在的本源性到底是啥呢？
或者说，由形式逻辑存在性可以得出事物的“对称性”，而这种“对称性”的本源性并非来源于形式逻辑本身，而是来源于形式逻辑植根的逻辑本体，逻辑本体的存在性框定了事物的“对称性”，而这种逻辑本体的存在性恰恰是非对称性的存在。
“非对称性”是绝对的，“对称性”是相对的；“不一致性”是绝对的，“一致性”是相对的，这也映证了宇宙中不存在两个完全相同的粒子，自然界中不存在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世界上不存在两个完全相同的人。谓之：“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理）气以为和。”
我以为，时间是人类为满足宇宙以及宇宙万物存在和运动的同步即时性需要而设定的抽象概念，而这种同步即时性是均匀流逝的，不可逆的，过去有过去的同步即时性，未来有未来的同步即时性，当下有当下的同步即时性，至少在加速膨胀的当下宇宙之中是如此。
物质的可逆性变化以及这种变化的时间可能不同不能说明时间具有可逆性和相对性，恰恰相反，时间的不可逆性和绝对性没有任何改变，它只是时间同步即时性在物质可逆性变化之中的一种反映。
读书人喜欢捣鼓历史人物之间的恩恩怨怨，有参与郑治斗争的强烈愿望，这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悲剧情结。爱没有边界，爱就爱得无边无际，恨就恨得歇斯底里，文化传统遗毒深入骨髓，这也是中国难以走向现代文明的根本原因。
爱没有边界，即“理”没有边界，悖论思维。这种思维模式容易走极端，要么极左要么极右，要么言极左而行极右要么言极右而行极左，极左和极右一表一里、翻云覆雨。从人格上讲，属于干涉强迫型的，以爱和善的名义干涉强迫别人，由爱生恨，由善生恶。没有敬畏之心，我即上帝，上帝的两只手：极左和极右。
必然性和必然性的绝对化是悖论，所以，善和爱是有边界的，这个边界是“道”的存在，越过了边界“道”，由爱生恨，由善生恶。人类需要恪守必然性，也需要规避必然性的绝对化，必然性的绝对化是“上帝”或“道”掌控的，不能越界而代行之，否则，招宰引祸也。这个“道”是绝对的存在，既在自然之中又在自然之外。
这个“道”是啥呢？冥冥之中存在的宇宙源动力，自然之源、万物之母，它生成了生命万物，也为生命万物设定了行为的边界，包括科学理论的边界，科学理论的边界是规避逻辑悖论。比如，保护私有财产权是必然性，这种必然性绝对化导致寡头垄断，寡头垄断反而破坏保护私有财产权，必然性和必然性的绝对化产生悖论。为啥？必然性的绝对化越过了边界“道”，如何办？保护私有财产权的同时反对寡头垄断。
西方文化一是基督教信仰“上帝”，一是形式逻辑“理”。基督教信仰“上帝”旨在规避形式逻辑“理”越过边界而产生悖论。基督教信仰是以“上帝”的绝对存在代行“道”的绝对存在，逻辑本体神格化的产物，和中华道文化的逻辑是同源的、一致的。西方人说“三位一体”的“上帝”造万物，中国人说“三生万物”的“道”生万物，逻辑本体完全一致。
西方人虽困惑于二元逻辑悖论，但有了基督教信仰能有效规避二元逻辑悖论，故而，走向了发达进步。当然，如果遗弃基督教信仰，便会急促走向沉沦堕落而衰败。
远古的智者都是研究数学的，孩童学会计数和算数就算是启蒙了。西方人困惑于素数的存在规律而信仰“上帝”，中国人困惑于素数的存在规律而悟“道”。西方哲学的形式逻辑“理”是基督教信仰的逻辑本体“上帝”创造的，基督教信仰和西方哲学是母子关系，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没有矛盾。一切都是逻辑问题，读懂了逻辑，更容易理解西方思想家的著作。所以，不必神话西方思想家也不要贬低之，中西合璧、取长补短和互相借鉴。
2020/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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