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玉麟亦：撞上南墙不回头
华东理工大学副教授张建雨所办的企业发生爆炸事故，致使三人死亡，其中包括张所带的研究生李鹏，引发舆论广泛的关注。人们普遍对张如此追逐“孔方兄”，毫无中国知识分子“清高”传统的行径予以了谴责（鄙人前几日也就此发表了一篇题为“教授要有点风骨”的博文），并希望能够扭转这种不正常的风气。但仍然有“勇敢分子”要与汹涌的舆情对着干。上月最后一天的《新民晚报》上有该报记者张炯强所写的三篇文章“教授办企业‘摊上大事了’？”、“教授能堂堂正正做老板吗？”和“不要急着做有罪推论”，公然为张建雨鸣不平，他的主要依据是“事实上，在科技发达国家，教授当老板、教授参股，是一种常态”。“言必称西方”，是当下有些人惯用的表达方式，似乎这样可以吓唬普通人。然而在同一天的《新民晚报》，还有另一篇评述这一事件的文章“‘视学生为佣工’是反教育”（作者：佘宗明），其中提到“在国外，教师可在利用自身知识产权创办的公司担任顾问，但期限是两年，两年后得在当教师、去企业间抉择。而在带学生做项目问题上，导师给学生布置的应是与教学、科研有关的‘公’事，而不能逼干私活”，应该可以澄清张炯强的说法了吧。
我无意与这位张记者过多地纠缠，而只是想指出这样一种社会现象：一些已经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东西，可有些人就是死抱着不放。中国有句老话：“不撞南墙不回头”，而他们则是撞上南墙也决不回头，真的要一条道走到黑了！“教授越来像商人，商人越来像教授”这样的现状，不仅毒害了社会风气，而且阻碍了教育科技事业的发展，具备正常的是非辨别力的人都能理解这一点，有什么可以为张建雨辩解的呢？！
同时，“撞上南墙不回头”的决非张炯强一人。我国的教育、医疗等领域的市场化、产业化改革已经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其要害是推卸了政府应当承担的责任。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此已经有所认识，《十三五规划》用很明确的语言提出，“增加公共服务供给。坚持普惠性、保基本、均等化、可持续方向，从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增强政府职责，提高公共服务共建能力和共享水平”，“加强义务教育、就业服务、社会保障、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公共文化、环境保护等基本公共服务，努力实现全覆盖”。人们已经越来越明白：教育、医疗事业具有公共服务、公共产品的属性，是不应该简单地进行市场调节的。然而，发改委则似乎也“撞上南墙也不回头”，依然在积极推进医疗服务的价格改革。它去年宣布放开了绝大部分药品的价格，不是就引发了药价的大涨？
再说一点题外的话，《新民晚报》是上海有影响的主流纸媒，但我觉得它近期一再发一些不二不三的文章。本月1日它的一篇题为“公车改革还须有‘后续动作’”的文章（作者：秦丹），就令我感觉很不爽。公车改革后，竟出现有的官员“没公车不愿下乡”、“尽量少下乡”的情况，他们的心态是“车补是福利”，完全忘记车补是让他们用于支付出差的，舆论纷纷予以斥责。而“后续动作”一文则说什么，“公务员是人民群众的公仆，主人和公仆是一对双向关系。不能‘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不能轻易把‘懒政怠政’‘不甘奉献’等词汇套在公务员头上”，百般为不愿下乡的官员鸣冤。按照该文的逻辑，大概只有将公车改革推倒重来，官员的怨气才会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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