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麒元：港人为何不关心经济制度和政策
许久不谈香港问题了，特别是极少再谈香港经济问题了。因为，十几年前，在“香港的超级地租”和“回到一九八三年”这两篇文章中已经说清楚了。说清楚了，会有用吗？结论很残酷──没一点儿用。香港市民极少关心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令人震惊的是，全社会的焦点竟然只在在谁会当特首。试想，手机坏了，不换晶片，一根筋地要换手机套。这，能不让人感慨吗？
香港的繁荣，源于一九七一年到一九八三年的黄金十二年。一九六七年暴动后，港英当局被迫开启了历史性的改革，港英当局开始赋予港人部分当家作主的权力，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的调整极大激发了港人的潜力，香港经济迅速地崛起，成为四小龙并臻身发达地区行列。历史证明，好的制度和政策，就能带来全面的发展和稳定。
可惜，一九八三年后，港英当局着手部署主权交接后的运作，开始扭曲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英国人设计了超级地租和联系汇率，开始通过超级泡沫转移在港形成的巨额财富。香港社会整体上是幼稚和单纯的，完全不明白一九八三年到一九九七年发生了什么。所以，在一九九七年之后，社会开始集体抱怨祖国，特别是到了二○一七年，这种迹象没有缓和。
当思维方式
国家给了香港一系列优惠，不向香港居民收取税费，中央政府担负驻军和外交费用，并大规模提供各种经济政策的红利，这难道不算是祖国和祖国人民的爱吗?但，祖国的爱，更应该是一种父亲的爱，那是一种在制度和政策层面的匡正。为什么不阻止超级地租和检讨汇率呢？三十四年前不能阻止，二十年前呢？阻止，今天总应该可以了吧？
如今，普通港人承受着巨大的经济压力，当房地产泡沫年复一年地吞噬着人们的梦，除了发泄怒气，似乎无法再有多的作为。社会缺乏独立的思想家，无法解读数十年来的巨变，整个社会没有能力站在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的角度审视历史。多数人能讲几句英语，但生长在畸形的文化环境里，年长的有封建迷信，年轻的有或多或少的而作为一个国际大都市，定位于国际金融中心，所需要具备的理性和务实，在香港却显得是那样的难能可贵。
当思维方式走偏以后，看待问题的结果会变成怎样？比如，超级地租，联系汇率，这是两把“杀猪刀”，遗憾的是，部分港人却认为这是香港制度的“骄傲” 。走遍香港，遍访港人，对于满地的商人，不乏有头脑的商人，而传统的商业经，在香港也已代代相传，成熟发展。但是，有多少人懂财政呢？有多少人知道香港真实的税负呢？有多少人认真思考过，为什么香港弹丸之地，却能出世界级超级富豪？而又有多少人计算过，英国人这三十四年从香港转移走了多少财富？
一个社会的健康发展，与它的心态总是相关的。普通人心里苦，却无法倾诉。于是，他们决定换「手机套」。所以，就看到香港近乎滑稽的选战了。手机坏了，不想换晶片，大家集中精力，拼了命挑选手机套。但手机套，能改变手机的晶片吗？如果说香港还没有认清楚的问题的根源，内地同胞能否成熟一些呢？内地的专家学者能否帮助香港，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吗？比如说，告诉国家，香港的经济制度是哪里出了问题，经济政策是哪里出了问题，香港应该如何改变这种几乎荒谬的制度和政策设计？当然，内地的学者和专家也应该想想，内地学香港的超级地租和联系汇率意味着什么。难道，非要挨到不可收拾，才会改弦更张吗？
重新回到狮子山下
接触香港这块土地二十二年了。在这里，有各行各种的好朋友，我深切地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闹哄哄的选举，很快就会过去。可以，以后呢？超级地租和联系汇率要再搞二十年吗？或者，非要将香港搞成中央补贴的老少边穷地区吗？今天，在反对派的煽动下，部分港人确实幼稚而单纯，有时候甚至显得有点儿中。
但是，无论如何，香港曾经奋斗过，曾经辉煌过，只是在后殖民时代的新纪元中，香港目前还未能真正建立起主体性和身份认同。我必须说，香港市民是可以“幼稚”和单纯的，因为他们身后有一个强大的祖国。在某种程度上，我不认为港人能够自己检讨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因为终极立法权掌握在国家的立法机构手中。或许，这就是香港市民关心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的外在原因吧。
在香港，谈经济问题，变得越来越紧张了。说多了，上下左右都不喜欢。好，那就简单一些。请注意我以下的叙述逻辑：真理在质疑中产生，不许质疑的会是真理。不要仰望太平山，重新回到狮子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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