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法天：让事情成为它本来应该有的样子
最近总有人问我，吴老师你，反腐的动机是什么。就像好多年前，有人问我，吴博士，你为什么要打假。对于这样的问题，我总是一笑置之。我微博的签名档曾经是：夏虫不可以语冰。2005年我在北大法学院做博士后时，偶然发现了一份在法学界内颇有市场的“国际期刊”，实际上是国内某位自称有突出贡献的归国专家陶某办的，该刊物在湖北印刷，招募当地的研究生审稿，然后向投稿的教授们收取版面费。经过深入的挖掘得知，陶某是一个高端骗子，不但骗得当地政府的信任，获得政策支持，而且他已经把一系列非法出版物办成了产业链，涉及各个领域，荼毒学术环境。我实名举报，实名打假，遭到了对方的威逼利诱，甚至恶人先告状，把投诉信寄给了当时北大副校长吴志攀。最终的结果，是校方了解详细情况后，也支持我的正义行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不久以后把该非法出版物取缔了。
2010年我参与网络打假时，遇到的骗子更有戏剧性。自称西太平洋洋大学博士毕业的禹晋永，在黄光裕手下干过，与唐骏师兄并肩战斗过，当时是地产界的风云人物，他的公司都是十个亿的注册资本。可是，我马上发现了他的破绽，北大博士后经历造假，真是李鬼遇到了李逵。在向北大博士后办核实情况后，我对禹晋永进行了一连串的揭露，包括其高中以后的全部学历造假，履历造假，公司注册资本造假，业绩造假。他召开新闻发布会，说要起诉我诽谤，向我以及相关媒体索赔1500万。他公开提出向中国政法大学捐款100万，条件是要单位开除我。
在打假的过程中，我遭受过威胁和恐吓，也被造谣和抹黑。但我没有丝毫的妥协。我向北京市公安局实名举报禹晋永，并提供了诸多证据材料，其中有一项就是诈骗某企业的投标保证金。该企业在当地多次报案未果后，联系到我，坐实了禹晋永诈骗的事实。禹晋永曾经公开悬赏，征集我的行踪。因为前有方舟子遇袭，很多人提醒我注意安全，甚至要我也设安保基金。我感谢关心我的网友，婉拒了募捐的动议。禹晋永最终难逃法网恢恢，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目前在服刑。我当时送给他的话是：是金子总会发光，是骗子总会曝光。
我的博士专业就是证据法，也是我教学科研的主业。后来，我跟我的证据法研究生讲，不要把证据的研究限于国外的理论和中国的法律法规，不要限于狭隘的课堂，那些已经被无数的学者研究过的题目，去接触更为广泛的司法实践和社会生活，去发现鲜活的真实世界中，有关事实认定的问题。如果说法律人是讲事实的，那证据法人应该探求何以构成事实。为什么要打假，因为那些虚假的存在，妨碍了真实的生活，真实的人际关系，真实的价值观。为什么要辟谣，因为真实比什么都有力量，正确的观点不需要建立在虚假的事实基础上。
当我发现微博上谣言泛滥成灾时，辟谣就成了我的业余爱好。钱云会案中，关于他被政府安排的特警谋杀的谣言肆意传播时，我写了一篇关于钱云会案的证据分析，认为这只是一起交通肇事案件引发的意外死亡，当天阅读量十几万。然后，我就被公知们扣了一个“五毛”的帽子，说我的结论跟警方一致，一定是被温州政府收买了，我当时还压根儿都没去过温州呢。事实证明，该案的结果跟我分析的完全一致，钱云会生前戴的录像手表也记录下意外发生时最真实的一幕。造谣者至今没有道歉，硬扣给我的帽子也没有收回。
我就是顶着他们对我的造谣、抹黑和人身攻击，与一帮民间辟谣爱好者组成了“辟谣联盟”，默默地做了一年的搜集证据、逻辑分析、事实认定，我们一起辟了大约150条谣言，没有一条被证明是我们辟错了，但我们每个人都承受了空前的围攻和诋毁。后来，我又利用业余时间，做了一年多的《天天说法》网络视频节目，坚持用证据说话，解读热门案件和公共事件，发表了很多与公知不同的观点。出于对那些打着民主自由旗号的虚伪的公知的厌恶，我开始打一些公知的假，比如薛蛮子、老榕、五岳散人、赵丽华、艾未未、张鸣。
虽然我有足够的证据证明香河圈地书记的腐败和梨花教主的键盘诗之间存在利益的勾连，虽然我查到声援易天的某律师剽窃我的论文；虽然我能跟揭露卖大枣和假玉的老榕根本没有去过利比亚；虽然我对张鸣的公开批评招致他一直想殴打我；虽然我知道四川电台记者周燕因为容不得我的观点而几次三番挑衅，但我还是高估了他们无耻的底线。他们宣泄暴力，喊打喊杀，还把“约架”的污水泼到我身上。朝阳公园南门就算有那么多的摄像机拍摄的铁证，还是有一帮公知和媒体跟进做颠倒黑白的描述。“民主”在他们的词典里不是宽容，不是理性辩论，而是对异己的围剿和报复。
我曾经花了大量的精力揭露潘任美的利益集团，揭露那些掩藏在虚伪口号下的资本游戏；也曾经把壹基金混乱的财务管理和赤裸裸的利益输送批得体无完肤。最终等来的，不是他们对我有理有据的质疑的回复，而是网络上关于我个人的铺天盖地的谣言，不堪入目。我想起马克吐温《竞选州长》中的黑色幽默故事：一个正派人被诬蔑为无耻的伪证犯、小偷、舞弊分子和讹诈者，甚至是罪大恶极的杀人放火犯，被迫退出竞选。他们把我妖魔化为打架斗殴者、欠钱不还者、强奸女生者、偷拍偷录者，就是要让我的声音消失。我赢得了针对造谣者的诉讼，但网络上的谣言并没有因此而销声匿迹，反而更嚣张。
我是一个如此独立的人，既不屈服于公知的网络暴力，也不取悦于权力的威严。从张远洋案开始，我长年累月地揭露司法腐败问题，批判体制内种种“庸常之恶”，甚至不惜与各种力量对抗。我夜以继日，撰写了大量反映司法不公的文章；我历经千辛万苦，为天津的吕同元、张桂振们洗清了冤屈；我通过实地调查，为三湘大地上的官场黑暗痛心疾首，披露了大量的腐败案件。我再次遭受了肆无忌惮的人身攻击，辱骂者中甚至包括法官和律师。我知道他们是奉命行事，但这种被人背后捅刀的感觉，我曾经体验过。
周末我在书房写关于益阳的腐败问题，儿子手上拿着一本我几年前出的《用证据说话》，呆呆地问我：“爸爸，他们为什么威胁你，你怕吗？”我抬起头，望着他酷似我的脸庞，语重心长地说：“爸爸做的都是正义的事情，好人为什么要怕坏人呢？等你以后长大了就会知道，爸爸从来没有怯懦过，我勇敢地与恶势力斗争过。你会为我骄傲的。”他又问我：“那你孤单吗？”我笑了笑：“有那么多善良的老百姓支持我，怎么会孤单呢？”儿子最后又问：“你这么做，为了什么呀？”我一字一顿地回答他：“我就是希望事情，成为它本来应该有的样子！”
压力大的时候，我会想起我已逝去十七年的父亲，他生前跟我郑重地说过一句话：“你是农民的儿子，不管你以后做什么，以后等你有能力了，就要多帮助老百姓，心中要一直有老百姓”。我从来没有忘记。我能经受多大的诋毁，就能承受多大的赞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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