窝里斗：一部自戕自虐的历史惨剧
本帖最后由 苏小草sxc 于 2017-5-3 20:59 编辑窝里斗：一部自戕自虐的历史惨剧
文\苏小草
提要：等级伦理的道德观是靠积极有为的道德评价机制维系的，积极有为的道德评价机制必然导致伪善欺诈泛滥成灾，或者说，伪善欺诈是通过积极有为的道德评价机制贯彻等级伦理的道德观实现的，故，有为者，伪也；无为者，无伪也。伪善是中国人最大的劣根性，一个社会坚守的是等级伦理的道德观，而非平等自由的道德观，必然深陷普遍伪善的泥潭，暗潮黑幕之中到处充斥着争权夺利、机巧诡诈的‘窝里斗’。奸佞机巧尔虞我诈、弱肉强食成王败寇，传统的中国人缺乏正直纯正的品性，是非常卑劣和残忍的，这正来源于文化人格的伪善。伪善是卑劣和残忍的病灶，卑劣和残忍是伪善的精要，因此，生活中，我们时时刻刻都要警惕伪善的浸染和沿袭。
（一）一部自戕自虐的历史惨剧
尊卑贵贱的等级伦理秩序是通过‘窝里斗’实现的，‘官本位’的等级特权制度是‘窝里斗’制度化的产物。在中国，无论是尊卑贵贱的等级伦理秩序还是‘官本位’的等级特权制度，都与儒文化潜移默化中植育的价值观和思维定势相关，因此，一个儒文化为主流意识的中国，只可能深陷‘窝里斗’的泥潭，从而演绎一部自戕自虐的历史惨剧。
道德观、伦理经、社会制度三者之间的关系
1、平等自由的道德观——博爱伦理-契约交易的伦理经——自由民主制度
博爱伦理-契约交易的伦理经=互补竞生
2、等级伦理的道德观——尊卑贵贱-权力支配或寻租的伦理经——等级特权制度
尊卑贵贱-权力支配或寻租的伦理经=互害斗争（窝里斗）
等级伦理的道德观是靠积极有为的道德评价机制维系的，积极有为的道德评价机制必然导致伪善欺诈泛滥成灾，或者说，伪善欺诈是通过积极有为的道德评价机制贯彻等级伦理的道德观实现的，故，有为者，伪也；无为者，无伪也。伪善是中国人最大的劣根性，一个社会坚守的是等级伦理的道德观，而非平等自由的道德观，必然深陷普遍伪善的泥潭，暗潮黑幕之中到处充斥着争权夺利、机巧诡诈的‘窝里斗’。奸佞机巧尔虞我诈、弱肉强食成王败寇，传统的中国人缺乏正直纯正的品性，是非常卑劣和残忍的，这正来源于文化人格的伪善。伪善是卑劣和残忍的病灶，卑劣和残忍是伪善的精要，因此，生活中，我们时时刻刻都要警惕伪善的浸染和沿袭。什么是真正的‘自信’？自信中国能够摒弃腐朽落后的文化，自信中国能够融入世界主流文明，自信中国不再重复历史周期律的轮回，自信中国能够理直气壮地接受普世价值，实现宪政、民主和法治！
（二）儒学：自由市场经济的悖论
一般来说，自由市场经济是指，经济活动中，遵循平等自由的道德原则，履行相关契约交易行为的一种方法论。它的精神实质是遵循平等自由的道德原则，它的行动指南是履行相关契约交易，遵循平等自由的道德原则和履行相关契约交易是自由市场经济良性运作的主题，否则，坑蒙拐骗、欺行霸市必将殃及池鱼、泛滥成灾。
何谓‘儒学’？只讲等级伦理的道德观，不讲平等自由的道德观；只讲尊卑贵贱-权力支配或寻租的伦理经，不讲博爱伦理-契约交易的伦理经。毫无疑问，儒学宣教的道德价值伦理与自由市场经济要求的道德价值伦理是背道而驰的。为何自由市场经济在中国难以良性运作呢？原因在于，君主仁权、臣民义责，儒学是农耕文明（奴隶制）计划经济的产物，它与自由市场经济是根本不相容的，是自由市场经济的天敌。一个儒文化为主流意识的中国，只可能摧毁自由市场经济，不可能成就自由市场经济。因此，当前，中国的急促腐朽溃败不是推行自由市场经济造成的，而是儒学的兴风作浪折腾的。倘若力促中国融入世界主流文明，走自由市场经济之路，必须彻底剔除儒文化传统的毒瘤，否则，中国的自由市场经济改革必将失败，甚而再次退回到计划经济时代，儒法一体的王道政治也将随之而来。
可以看到，儒家文人时而诅咒统治者残暴，标榜自己仁慈，似乎是有道理的，但依然是经不起逻辑推敲的。问题在于，既然统治者需要贯彻儒家等级伦理的道德观以驭权天下，如何能做到不残暴呢？既然儒家文人宣教的是等级伦理的道德观以寄生于世，如何能做到仁慈呢？既然自己做不到仁慈，既然统治者只可能残暴，诅咒统治者残暴难道不是推卸责任吗？这就好比，一个十恶不赦的恶棍教唆人们种植毒蘑菇且作主食，而吃了它之后，很多人中毒而亡。此时，为逃避追责，这个恶棍一边说吃毒蘑菇是正确的，一边说毒死人是错误的；一边咒骂被教唆者是罪恶的，一边标榜教唆者是高尚的，如此岂不荒谬、无耻！事实上，‘食君之禄，事君以忠’，统治者的残暴正是儒者蓄意宣教等级伦理学种下的苦果，没有苦果的由头，儒者不可能欺世盗名、装腔作势混迹于官场、市井。从历史上看，小骂大帮忙，儒者咒骂统治者残暴是假，假仁假义、争权夺利，藉此捞取功名利禄是真，殊不知，倘若儒者人人都能享受到高官厚禄，天下苍生还有一丝一毫的活路吗？绝对不可能。
在一个等级伦理编织的丛林社会中，强者不是因为自身的强大而强大，而是因为弱者的弱小而强大，对于弱者而言，强者不可怕，可怕的是先天处于弱势的地位；对于强者而言，弱者不可欺，可欺的是天定处于强势的位置。换句话说，在这样的社会中，强弱都是相对的，弱民必有强权，强权必须弱民；等级必有贵贱，贵贱必须等级，关键是食物链的客观存在，而食物链上的邻居不可能和睦相处，更不可能成为真正的朋友，倘若非要说能，一定是欺骗。因此，一个充满阳光的社会必须着力摒弃等级伦理的道德观，继而走出丛林栈道幽深的晦暗。
（三）矛盾的症结
当前，中国的社会矛盾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权贵利益集团与广大民众之间的矛盾。随着经济的发展，权贵利益集团的欲望不断膨胀，胃口越来越大，已经堕落到靠劫掠民财过活的地步。其二，公共权力的无度扩张和滥用与公民权利的保障之间的矛盾。其三，官方御用文人与民间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一般来说，尽管诉求各异，民间知识分子基本上还是说真话、知民情的，而官方御用文人为谋取特权利益，与权贵利益集团沆瀣一气，满嘴跑火车尽说鬼话，似乎不再会说人话，已经堕落到事实上的制造和激化社会矛盾的‘黑手’。
经常见到用‘中国价值’对抗‘普世价值’说，何谓‘中国价值’？说来说去，无非是儒家文化本体论，儒家文化本体论的中国价值到底是什么呢？可以归结成一个简单的程式：二律背反的思维方式+主客一体的行为模式=内斗。这就是所谓‘中国价值’的核心要素和基本内容，即内斗。从逻辑上讲，用‘中国价值’对抗‘普世价值’具有天然的‘合理性’，但结果可想而知，只可能一败涂地而偃旗息鼓。内斗能对抗什么？自我的困兽之斗而已。
‘君主仁权、臣民义责’是儒家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即等级伦理的道德观；‘二律背反的思维方式+主客一体的行为模式=中庸之道（内斗）’是儒家文化的主要方法论，即尊卑贵贱-权力支配或寻租的伦理经。等级伦理是极权体制的道德基石，极权体制是等级伦理的制度保障；道德性腐败是制度性腐败的温床，制度性腐败是道德性腐败的结果。绝不放弃等级伦理，否则，无法实现道德性腐败；无法实现道德性腐败，则无能实践制度性腐败。绝不放弃极权体制，否则，无法实现制度性腐败；无法实现制度性腐败，则无能变现道德性腐败。绝不放弃等级伦理和极权体制，否则，无能实践和变现整个社会体系的腐朽溃败和整个官僚体系的黑社会化！信仰和恪守等级伦理的道德观只可能导致道德性腐败，永运不要指望通过信仰和恪守等级伦理的道德观能使人道德高尚；构建和坚守极权体制的政治制度只可能导致制度性腐败，永远不要指望通过构建和坚守极权体制的政治制度能使社会持续、健康地发展与进步。平等、自由、人权，只有着力破除等级伦理的链条和极权体制的枷锁，21世纪的中国才可能拥有光明的未来和美好的前途，否则，依然会深陷历史周期律的苦难轮回之中。
（四）民主：走出‘窝里斗’的泥沼
丛林中，坚守等级伦理的道德原则，构建的是一种尊卑贵贱的等级伦理秩序，它是通过‘窝里斗’实现的，‘窝里斗’是构建尊卑贵贱等级伦理秩序的必要手段。上仁者吃、下义者被吃，食物链上的邻居是吃与被吃的社会关系，‘仁义’的标榜只是这种吃与被吃社会关系的道德认定，不具有任何道德价值。‘仁义’道德的标尺丈量的是吃与被吃的残忍和冷酷，种下龙种、收获跳蚤，所有的奢望都是镜花水月的泡影，怎么可能不埋下仇怨？‘仁义’愈甚，仇怨愈深，‘窝里斗’再自然不过了。或者说，构建尊卑贵贱的等级伦理秩序不但无能规避‘窝里斗’而且只能助生‘窝里斗’，一个是手段，一个是目的，‘窝里斗’与构建尊卑贵贱的等级伦理秩序是同生共存关系。
专制社会维系的是一种尊卑贵贱的等级伦理秩序，‘仁义’是专制社会惯常渲染的道德标尺，所有的专制社会都标榜‘仁义’流溢，而现实中却是假丑恶泛滥。何故？根本原因在于，其‘仁义’的道德认证体系是构建在等级伦理道德观的基础之上的，只是奴隶与奴隶主的道德，因阙失平等自由道德观的维系，它是精神黑暗的产物，只具有欺蒙色彩。在这样的社会中一定充斥着无尽的‘窝里斗’，‘窝里斗’是专制社会的普遍和主要特征。什么是民主社会？坚守平等自由的道德原则，构建的是一种平等关系的自由社会秩序，与互害的‘窝里斗’相异，民主社会中，人与人之间是一种互补的竞生关系。专制社会尚斗争，民主社会尚竞争；专制制造弊乱，它是不安的源头；民主消解弊乱，它是安全的扶手。国之祸乱者，专制之始，民主不施也。
我们知道，过往中，中国历史是一部‘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残酷‘窝里斗’史，每每改朝换代，互相厮杀、屠戮人口过半，甚至于十之八九，而且这是冷兵器时代。也就是说，在一个儒文化为主流意识的中国，历史的变迁是通过无尽的杀戮实现的，成王败寇、争权夺利，所谓的‘圣人王’只是杀人魔王而已。然而，满清覆灭、新朝建立之际，尽管进入热兵器时代，无论是‘八国联军’进中国还是之后的国共内战，死亡人口均未过半，更谈不上十之八九，其惨烈程度远不及往前的改朝换代。这一事实说明什么？一定程度上说，前者是在闭关锁国、继承孔儒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展开的，后者是在‘睁眼看世界’摒弃孔儒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开展的。毫无疑问，这种开放性和反传统消解了国人残酷‘窝里斗’的劣根性之一部分，从而最大限度地避免了更大的伤亡。当然，这种消解具有时代的局限性，局限性恰恰在于孔儒文化传统的后遗症。
有人说，20世纪的中国，践行马教的‘阶级斗争论’给国人带来了空前的灾难，那么，践行儒教的‘君子小人说’就会给国人带来永恒的福祉吗？历史早已证明，践行后者造成的灾难远甚于前者，甚而有亡国灭种之祸！因此，当下，我们在批判马教‘阶级斗争论’的同时，绝不能转而寻回孔儒文化传统，否者，中国人残酷‘窝内斗’的劣根性必然卷土重来，并集中爆发。儒学乃‘窝里斗’之学，复兴孔儒文化传统必将把中国推入万劫不复之地，但愿国人能深刻意识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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